明代乡试冒籍问题探析

明代各省直乡试冒籍现象比较普遍,其原因既有差异,又有共性。为维护科举录取的地域公平,明廷制定了各种制度和措施对冒籍进行防范和惩治,但仍难以杜绝冒籍,且惩治方式的区别对待也显示了专制主义弊端。时人对冒籍也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有言不必禁者,也有坚决反对者,实质反映了明人对科举公平的不同诉求。     

唐代科举考试舞弊的防范与惩处

唐代是贵族地主政治向品官地主政治的过渡时期,贵族政治无时不在对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施加影响。在录取实践中,试卷成绩对考试结果常常不是决定性的。因此,科举考试的舞弊大多不在科场之内,而在科场之外。唐政府针对科场舞弊建立了各种防范措施,并加大惩处力度。有些措施不仅在当时收到良好效果,就是对今天的各类考试,也不乏借鉴意义。     

从《镜花缘》看李汝珍的科举观

《镜花缘》不仅充分表现了作者李汝珍丰赡的才学和对社会现实的讽谕,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的科举观.李汝珍通过德才兼备的文士唐敖、多九公等被黜落的遭遇,说明封建社会后期作为国家抡才大典的科举制度已不能起到甄拔人才的作用,批判了科场腐败和时文八股之弊.然而,作者并没有因科举的种种积弊以及自身对科举之路的摒弃而全盘否定科举制度,而是表达了对考官清廉、分科选才、妇女应试等理想科举的期待和构想.对于一位生活在清代科举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李汝珍“不屑章句贴括之学”而成就名山事业的文化追求是可钦可敬的,他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科举所作的认识和反思,也是客观公允、难能可贵的.     

明清小说作者的地域差异与科举及小说创作的关系

明清小说的作者和作品数量众多,绝大多数的小说作者都与科举存在联系。从地域的角度来讲,具有地域差异的明清科举,对众多的小说产生了一定影响,并成为影响作者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地区、各类科举身份的小说作者数量的不同,导致他们在小说创作类型的总体选择上存在不同,其中涉及的科举内容,也表现出赞同、讽刺等差异。     

宋代策问中的科举

试策是宋代科场上的重要文体,宋代试策承以唐制,应用广泛。宋代策问中涉及科举的部分,一般会提问历史上与本朝的科举学制、士风与人才、科场弊端、科目兴废等问题。北宋的科举之问一般篇幅较短,南宋则篇幅加长,内容更为丰富,在传统的发问之余,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命题,如王十朋将前朝取士与政局翻覆结合起来的质疑,陈傅良关于恢复唐制的想法,周必大、朱熹、许应龙等在策问中对于词科的不同态度,以及程珌对书院的提问等新内容。浙东学者对科场的重要性有清晰的认识,而浙东地区在科举中取得的成功,对相关科场文章的撰写指导也形成了正面并且循环的刺激。浙东学者在科举之问上也投以一贯的关注,而在策问的制度沿革方面尤能体现其所擅长。     

论明清小说作者与科举的关系

众所周知,明清小说与科举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但由于二者均繁荣于同一时期,其间的联系也就是必然的了,而它们联系的桥梁无疑就是作者.明清时期许多男性都有过学习举业,甚至参加科考的经历,数量庞大的明清小说作者群体也不例外.其中明确科举身份的小说作者几乎占了总数的一半,余者从具体的小说作品和序、跋、题词中亦隐约可知,相当一部分人与科举是存在联系的,并且小说作者的科举经历与他们的作品倾向性有着众多的一致性,这也成为小说品类、特点能够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论宋代的科举梦兆——以《夷坚志》为中心

《夷坚志》中有不少科举梦兆故事的记载,对于揭开宋代士子心态和社会现实具有特殊价值。科举梦兆的内容多是试题、报榜人、科名、登第时间、因果报应等与科举密切相关的事物,并对士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发生人群、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上,科举梦兆呈现出集中的特点。作为科举社会的产物,科举梦兆表现了士子在科场沉浮中的复杂心态,是宋代"科名前定论"的重要阐释和补充。     

明清小说所含科举资料的补史作用

明清小说作者大多亲身经历科举,对科举实行情况最了解不过,他们笔下的科举内容也较为真实和详细,并且,他们从应试举子的角度记述科举制度,为我们认识明清科举提供了另外一条途径。科举文献记载有严格的规制,使科举制度中一些细节并未完全载录,小说对此有所补充,甚至还可以作为相关部分科举资料的重要文献及来源。     

浅谈“三言”科举小说的特点

"三言"中的科举小说与其他小说有着很大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首先,这些故事大肆渲染主人公的苦难经历;其次成功过程很讲究传奇性,强调偶然性;再次,作者抨击科场中的不良风气,尤其是贱老爱少。另外,小说很少叙写爱情,主要强调忠贞等女德,呈现出浓厚的道德教化色彩。     

明清小说作者的科举观考察

明清小说作者对科举制度持批判和反对态度的认定有失偏颇。综观明清小说和小说作者的相关著作发现,实际上他们所批判的是科举制度及实行过程中的各种弊端;对于科举制度的存在,小说作者并没有否定,他们不主张废除科举,所希望和提倡的是扭转科举时弊,还给读书人一个清明的科举制度。     

论科举视野下的明代江西小说

明代江西科举之风兴盛,受其影响,不同功名的江西小说作者在小说创作倾向上出现明显差异。文言小说作者大多为取得功名的科举得意士人,其官宦经历作品多为笔记小说;白话小说作者则因科举失意,转而编写宗教宣验小说、类书体小说及历史演义小说等。科举还进一步对小说文本的生成及传播产生影响,《剪灯馀话》的评点及禁毁事件、《国色天香》的叙事与体例都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     

痴迷与困惑──蒲松龄科举心态解读

蒲松龄的科举心态是其复杂思想、矛盾情感的聚焦点和辐射源。由于科场蹭蹬,他在小说中让那些落魄文士高中巍科,借以张扬自己的精神世界。也由于科考磋跎,使其期待境界与现实遭遇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凝聚成批判科举弊端的主题。蒲松龄这种既痴迷又困惑的矛盾心态,既是由科举制度本身的内在原因造成的,也是传统文化心理与当时社会文化心理影响的结果,同时还与蒲松龄确证个体价值的二难选择密不可分。     

蒲松龄的寒士际遇与《聊斋志异》中的寒士画像

蒲松龄一生在科举中坎坷不遇,他终生都是一个寂寞失意的下层寒士。《聊斋志异》中描写失意寒士的精神创伤、落魄际遇和自我抚慰,以及他们对科举、对人世的幻灭感,都是作者的生活在小说中的投射。在这些作品中,都弥漫着一种感伤意识,实际是一种时代与社会的特征。     

明清小说中的会试资料考析三则

明清小说包含丰富的会试资料,只是小说记录和描述的内容不像科举文献记载一样全面、系统,但明清小说作者大多亲身经历科举,对科举实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最了解不过,他们笔下的科举内容也较为真实和详细,并且,他们从应试举子的角度记述了会试,为我们认识明清会试提供了另外一条途径。     

唐代科场“通榜”之风与古文运动

唐代进士为天下士林所企羡.当时,科举试卷尚未"糊名",知贡举者选人有很大的自主权.实际上,当权者对举子的印象远比考试本身更为重要,他们的喜好往往决定了举子的命运.科场之外互相援引,形成唐代科场"通榜"之风,一些在文坛有名望的古文家利用进士试推荐志同道合者,影响知贡举者对人才的选拔,带来了中唐古文运动的繁荣.     

进退之际:唐代士族与科举取士制之关系及其影响

科举为唐代入仕和迁转高品官之正途,士族凭借其在政治势力、社会地位、文化条件、教育氛围、经济基础和居住地域等优势,利用体制漏洞,在科场中获取远多于庶族的好处.科举取士制既促进了唐代士族由经学世家、武力强宗向文学家族的转变,也使其家族价值观念由重门第转向门第、科第兼重.短期来看,科举对士族家族的衰落具有延缓作用,长期而言,却对士族家族的衰亡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北宋李昉“科场舞弊”案之深层文化意蕴

北宋开宝六年（973）的一宗＂科场舞弊＂案,直接催生了科举考试中＂殿试＂这一考试形式,为之后的科举制度带来深远的影响。案件的主要责任人李昉在事后受到朝廷的处分,这一案件本身也被固化成＂历史常识＂,但是通过对此案的政治文化解读,我们发现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李昉与赵匡胤的矛盾由来已久,作为后周政权重要人物的李昉最初对北宋新政权持不合作态度;开宝六年的＂科场舞弊＂案更多出自史家们的话语构建,而并非历史上的一宗铁案。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也会给我们带来历史研究方法论上的启发。     

《好了歌》与《好了歌注》文本间的科举因素

《好了歌》《好了歌注》是小说《红楼梦》中两篇著名文本。以往的研究者多借助探究二文本所传达的内容意涵、思想倾向等方面来考察小说作者曹雪芹的精神世界,而并未关注二文本间所存在的科举因素。首先,《好了歌》《好了歌注》都是小说作者曹雪芹代小说中人物之所作,与八股文的"代古人语气为之"相似。其次从作注人的身份来看,甄士隐是一名曾做过七品官的乡宦,这一身份标示着甄士隐曾经有过科举经历。再次,从《好了歌》《好了歌注》二文本的关系来看,其借鉴了注疏体、骈体文以及律诗的某些特点,这些都与八股文所具有的特点相符合。由此可知,科举在《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中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代科举考试腐败问题探析

科场作弊是自从科举考试这个活动出现之后就随之产生的一个现象。清朝时,政府对于作弊严令禁止的程度实属历代之最,科举关防上开展了频繁的反作弊活动,文章重点了探讨了考生作弊的手段,和政府打击惩罚科考作弊者的措施,但清朝朝科场作弊之风却是愈演愈烈,甚至奔向了市场化的发展道路,从而形成了一道官方严打禁止和士子作弊两个完全相悖却同时并存的奇特景观。     

清代士人文化价值变迁与文学创作发展——从吴兆骞、厉鹗科举经历谈起

清初诗人吴兆骞,经历了南闱科场案而流放宁古塔,对科举有曲折反复的认识过程,最终仍然没有放弃科名之念,并且在寒苦的极地反而写出了代表清初边塞诗最高成就的昂扬诗作。反观乾隆诗人厉鹗,虽在盛世,却一生执意远离科举,其与同伴诗作更多是凄清料峭的风格。诗人的科举经历与诗歌创作中可以考察士人文化价值和认同变迁的轨迹,亦可窥见时代盛衰转变的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