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大一统国家体制再造中的承续(上)

自秦汉以来,大一统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轴。近代以来,大一统国家继续居于主导地位,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统领着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并在这一进程中使自身通过再造而得到承续。一百多年来,人们环绕着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还是汉民族单一民族国家、建立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建立新的集权制国家还是三权分立的分权制国家、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还是广泛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建立一党制或以党治国的国家还是两党制或多党轮流执政的国家、建立继续以家国共同体为本位的国家还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国家、建立实行精英主义精英治国的国家还是坚持草根主义草根治国的国家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展开了异常激烈的反复争论,并通过色彩斑斓的各种实践论证和检验他们的主张。20世纪以来的全部中国历史,在走过非常曲折的道路,总结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后,终于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对于大一统国家体制如何承续又如何适应新的时代而变革与再造,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课题。     

辛亥百年与中国国家政治建设

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一次历史性巨变,对其后百年中国的政治建设影响深远。中国近代化道路艰难探索的历程也是中国宪政曲折发展的历程,辛亥革命之于中国宪政建设具有重大实践和理论意义;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影响深刻,表现在辛亥革命对中国封建政治文化向民主政治文化转型和对中国法律向近代化转型发挥的重要作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之于国家统一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国共两党应继承中山精神,共谋祖国统一大业。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实践

先秦时期形成的服事制和“五方之民”思想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治理思想与实践的源头。尽管“华”与“夷”在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两大群体存在换位和涵盖范围变化的情况,但追求“大一统”“因俗而治”“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却是历代王朝国家治理思想和治理体系的显著特点。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中华文明的持续灿烂的深层次原因或许就深藏其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家园”的主要内容。     

体制变革:塑造大一统国家韧性的动态机制

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具有长期维系、不断重建的国家韧性.这种国家韧性并不是制度僵化停滞的表现.在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其官制、税制与兵制都发生过多次影响深远的变革.大一统国家的体制变革既源于大一统体制与大规模治理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也得益于中华民族居安思危、革故鼎新的文明传统.体制变革是塑造大一统国家韧性的动态机制.通过体制变革,大一统国家的政治秩序得以长期维系,多权力中心分立的低水平均衡得以被打破,大一统体制长期向成熟演进的趋势得以保持.通过制度化变革实现有效治理的做法为我们塑造现代国家韧性提供了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根基.     

20世纪以来中国乡镇体制的变革与启示

乡镇体制改革是政治学与公共行政学界持续多年的热点话题,乡镇体制应该如何改革,乃至乡镇一级政府是否应该继续存在的问题,当今学者的看法大相径庭。既有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本文从大历史的视野,运用政治学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全面考察了晚清以来我国乡镇体制的变革历程,揭示乡镇行政管理体制与地方社会发展之内在关系,通过对乡村治理和地方政府建设的本土资源的深度发掘,从历史和逻辑的整合中思考了如何推进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     

"大一统"的政治国家观念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

以经学为框架的政治思维方式是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崇圣尊经”成为国人不可移易的思维定势 ,“大一统”成为传统中国极其重要的政治国家观念。文学是民族心灵的结晶 ,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2 0世纪的中国 ,外族入侵 ,内部纷争 ,四分五裂 ,生灵涂炭。“大一统”的政治国家观念再次显示出强韧的生命活力 ,建立一个统一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现代中国最根本的问题 ,也是 2 0世纪中国文学所隐含的一条基本线索。高扬爱国主义 ,表达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文学呈现着“一体化”趋向。世纪末“一体化”逐渐解体变为多元共生的形态     

中国国家创新动力不足的体制机制探究

创新是驱动国家发展的动力。近几年,中国在整体上创新动力不足,从国家层面来看,科技论文数量庞大,但是质量还有待提高;专利方面,外观、实用新型专利等比较多,而发明技术专利少;高端创新和实用创新差距拉大,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比率比较低。从企业层面来看,企业主业荒芜,对研发创新投入不足。从个人层面来看,热衷于炒作赚快钱,对创新创业不热心。这主要是由于当前我们的产业政策的错误引导、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创新评价上还有偏差、垄断和社会服务系统不完善等造成的,因此,我们要加快生产方式的转变、加快产业政策的完善和调整,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强化政府对创新的支持、破除垄断,促进创新动力的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英群体的演进及问题(下)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精英群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经济精英群体、政治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三大精英群体实现了同步化的发展,改变了以往政治精英群体一枝独秀的局面;精英群体的职业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准越来越高;精英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位置越来越凸显。但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时代条件,也使精英群体出现了一些特有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精英群体一面倒的片面行为和政策取向;政治精英群体呈现出强烈的公权扩张冲动;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现象日渐明显;精英群体呈现出一定的自我封闭化和壁垒化倾向。现阶段中国精英群体存在的问题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是广泛而深远的,其中最为突出和严重者主要表现在:造成公共投入的巨大浪费;扭曲和损伤了正处在定型过程中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造成改革与发展两者之间的背离。促进中国精英群体健康而合理发展的基本思路在于: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起社会公正的基本取向;建立起公正、科学、合理、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一个"两头小,中间大"、以中等收入者人群为主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使精英群体的行为规范化。     

在“国家—社会”理论视野中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

中国致力于建构的现代国家形态是宪政中国。但理解宪政中国的理论进路,不是单纯的国家理论所可奏效,而必须在国家-社会的理论视野中才能确立起恰当的理论视角。在这一理论视野中,国家受到规范化力量的限定;社会优先于国家存在,在接受国家法治化治理的基础上,成为矫正国家权力的有生力量。在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塑造、相互保障、相互完善、相互纠错,从而保证国家健康地运行在宪政法治的轨道上,社会理性地遵循自主、自治与自律的行动逻辑,两者构成规范的现代国家形态。这样的国家结构状态,成为国家合理建构的基本模式。     

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国家权力实践研究——以湖南省攸县为个案

人民公社时期,公社体制通过运动式动员、仪式化运作、强制性资源吸取等途径和渠道,实现了农村社会的重组和根本改造。党政权力高度集中的运作模式,严重影响着攸县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公社体制解体前夕,攸县农村基层干部思想上的混乱化、行为上的自利化倾向,是公社体制弊端和不足的充分显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英群体的演进及问题(上)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经济精英群体、政治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三大精英群体实现了同步化的发展,改变了以往政治精英群体一枝独秀的局面;精英群体的职业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准越来越高;精英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位置越来越凸显。但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时代条件,也使得精英群体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特有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精英群体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主轴的一面倒的片面行为和政策取向;政治精英群体呈现出强烈的公权扩张冲动;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现象日渐明显;精英群体呈现出一定的自我封闭化和壁垒化倾向。现阶段中国精英群体存在的问题,造成公共投入的巨大浪费,扭曲和损伤了正处在定型过程中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造成改革与发展两者之间的背离。促进中国精英群体健康而合理发展的基本思路在于: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起社会公正的基本取向;建立起公正、科学、合理、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起"两头小,中间大"、以中等收入者人群为主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使精英群体的行为更加规范化。     

法治中国视阈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法治中国建设,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为此,就必须把国家治理体系、治理方式的变革纳入法治的轨道,通过法治中国建设,构建政府、市场、社会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支撑、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并且通过法治中国建设,切实提升国家治理主体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公共事务的能力。     

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转型——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框架下的分析

现代国家建构是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双重化建构过程,但在中国,这一双重化的建构是不同步的,具有其特殊的历史逻辑,即先民族国家建构后民主国家建构。正是在这种逻辑下,建国以来的中国公共产品供给必然要经历由城乡二元到城乡一体化的体制变迁过程。     

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利益考量与国家角色定位——对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否决权的思考

作为享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在否决权的行使上一贯秉持着慎重的态度,通过对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以来25次行使否决权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国家利益考量在始终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的同时,经历了由基于政治结盟的考量向基于更广泛的发展利益的考量的巨大转变。这种国家利益考量上的变化也是对国际体系变化的一种反应和适应。而＂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大国＂是中国在融入国际体系、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过程中一直坚持和强调的国家定位。这种相对稳定的国家定位影响着国际体系中互动的行为体之间互相行动的至少是最低层次的可预期性,降低不确定性。     

转型经济国家"新经济"中的经济因素和体制因素

"新经济"于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兴起后,迅速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传播和使用."新经济"是经济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相互作用而出现的一种新的重要的经济现象,目前在任何国家还没有构成独立的经济发展形态.但其包含的主要特征对各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导向性意义,发展"新经济"是转型经济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转轨的内在必然选择.影响转型经济国家发展"新经济"的主要经济因素和体制因素有: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基础设施、金融市场、贸易的开外程度、商品市场竞争、人力资本、科研设计费用、劳动力市场和经营活动.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对伊斯兰国家经济政策分析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天然的接近性,其对外政策的立足点就是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伊斯兰世界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相似,在争取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中,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共同努力,双方经贸关系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国家监察体制下职务犯罪案件指定管辖研究 ——基于对241名副厅级以上官员职务犯罪案件的统计分析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的确立,职务犯罪案件在调查阶段的指定管辖明显减少,但是审查起诉阶段指定管辖仍然常态化,进而导致职务犯罪案件异地审判是常态,犯罪地审判成例外,并由此带来指定程序规范缺失、被告人权利保障不足、审判结果实质不公等问题,需要逐步形成法定地域管辖原则化、申请指定管辖权利化、指定管辖地域类似化的职务犯罪案件管辖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