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社会跨界治理：基本维度、基础条件与政策保障

超大城市社会的高效能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超大城市社会问题的跨域性、复杂性及其引发的制度供需不匹配,是超大城市社会跨界治理的基本逻辑起点,且其治理维度主要包括超大城市社会的跨区域治理、跨层级治理、跨部门治理和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四个方面。行动者之间的资源互赖、相互信任、权力共享、信息共享、利益共享、责任共担是超大城市社会跨界治理的基础条件。加大立法、优化体制、健全财税、培育人力,是超大城市社会跨界治理高效运转的重要政策保障。     

论跨域治理多元主体间伙伴关系的构建

当代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日渐增多,错综复杂的跨域公共问题大量出现。面对大量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的社会公共事务,仅仅依靠地方政府这个治理主体难以解决,需要运用跨域治理理论,多元主体之间构建伙伴关系,共同进行有效的治理。本文以湖北省梁子湖水污染防治为例,阐明为了有效应对跨域公共问题,需要跨域治理多元主体之间构建伙伴关系,并提出了建立伙伴关系的具体路径。     

美加五大湖地区水质管理体制:经验与启示

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工业化必然伴随着水资源的巨大消耗和跨界水质污染.如何打破行政区划界线,构建跨部门和跨行政区的跨界水质治理体系,是当前各级政府高度关注的议题.在比较和借鉴美国和加拿大五大湖水质跨界治理的历史过程与相关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有效解决我国跨界污染问题的基本治理措施.     

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政府治理创新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政府治理在实践中存在条块关系失衡和碎片化问题,成为制约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障碍。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以公民需求为导向,通过整合来解决治理实践中的碎片化问题,这为基层政府治理改革提供了方向。基于这一理论,本文构建了基层政府整体性治理框架,从价值理念、组织职能、运行机制和服务供给等方面分析发现,现阶段基层政府治理存在管理理念强于服务、公共服务意识不足,职能转变尚未完成、权力责任划分不清,政务服务环节较多、运行便利程度不佳,服务方式仍需提升、多元供给渠道不畅等问题。基层政府整体性治理创新应以公共价值为导向积极回应公众需求,以功能整合为重点构建部门协调机制,以提高效率为任务优化管理服务流程,以服务群众为目标提高服务供给能力。     

都市圈地方政府协同治理:一个文献综述

在研究都市圈协作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国家干预"为主的"政府模式"、以"市场主导"为主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和以区域多方协作为主导的"新区域主义"三种理论范式。其中,以区域多方协作为主导的"新区域主义"模式主张通过谈判形成都市区不同层级政府、社会团体和私营部门间的协作机制,以此来共同解决区域公共事务,试图在以"国家干预"为主的"政府模式"和以"市场主导"为主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一模式也是目前学者们讨论最多的领域。国内学者对于地方政府关系、区域竞争与合作、大都市区或城市群治理等议题进行了探讨。对于我国当前都市圈地方政府来说,构建区域内各级政府、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协同治理模式和协作治理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而在这一方面的分析和研究也有待深入。     

地方治理与大都市选择:温哥华例证

伴随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大都市人口快速增长、环境压力、社会空间极化等问题都对地方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然而当前大都市发展面临的治理体系缺乏弹性、权力过于分散、管理碎片化等问题阻碍着地方治理中的政府间合作、公私协作和社区参与。温哥华的宜居城市发展表明整体性的地方治理体系通过完善多元的、多层级的、动态的和富有弹性的治理体系,强化地方治理中的伙伴关系和共同协作,能够提升治理能力,进而促进大都市可持续与宜居发展。     

联防联控联治机制下城市间环境协作治理网络研究——基于5个国家级和5个区域性城市群的样本

联防联控机制是我国解决城市群内各城市间跨区域环境污染问题的关键手段。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测算2009—2019年5个国家级和5个区域性城市群环境协作治理网络密度、中心势;构建2019年5个国家级城市群和5个区域性城市群的2模网络图。研究表明：2009—2019年,10个城市群内各城市间环境治理协作网络密度逐步上升,中心势整体为先上升后下降;部分城市仍处于城市群网络边缘,少数城市群内存在省际边界壁垒或跨省沟通障碍。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论析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类突发事件频发,当代中国正逐步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然而,我国社会风险治理主体单一、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弱化、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因素致使我国"风险社会"的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强调治理主体间的平等与合作,通过治理主体的协商对话、相互合作、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来实现共同治理。当前,在信任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党群合作,跨区域、跨部门的政府合作,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社会组织协同合作的社会合作治理格局,是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选择。     

公共服务公私合作研究——以多中心治理为视角

近年来,公私合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不断提升的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文章着重从多中心治理视角对公共服务公私合作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其在价值取向、合作主体、合作过程及合作结果方面遭遇的困境,并提出公共服务公私合作应以多元价值为引导,有效整合政府与市场力量,建立合作的激励机制,完善合作制度体系建设,健全合作风险的防范、分摊与管理,从而实现公共服务公私合作的有效运营.     

论行政委托在跨界污染治理中政府合作的引入

从行政委托的目的和条件来看,行政机关、公私组织或个人都可以成为受委托主体。基于此种认识以及行政委托与跨界污染治理中政府合作在内容、依据和实践上所表现出的耦合,有必要推进行政委托在跨界污染治理中政府合作的引入。在引入的过程中,应当关注行政委托适用范围的扩展、行政委托适用条件的设定、行政委托内部责任的承担三个问题。     

网络治理：网络社会视阈下治理范式跃迁的新愿景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交通、通信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全球化大变革（global transformation）的时代。全球化时代的一种鲜明的历史趋势就是新的信息技术正以全球的工具性网络整合着世界资源。以这种网络化的新信息技术范式为基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正在形成。与此相呼应,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也在进行着重铸,治理由单个主体转变为网络整体,一种超越传统的科层治理与市场治理的新范式——网络治理（networkgovernance）正在全球范围内舒枝展叶。     

公民有序参与:政府治理危机的化解之道

政府治理陷入危机实际上是风险社会的一个表现,其核心是社会资本的高度离散。当前中国所处的是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性风险与以全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性风险混合在一起的双重风险社会,化解政府治理危机的关键在于以推动公民有序参与为契机来构建新型公共治理结构,将政府治理危机化解为增强政府社会资本的机会。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与乡村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通过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的并行发展,把农民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当前,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出现,对于乡村治理的文化成长、社会资本建构和运作绩效有着较为消极的影响。为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治理的实效性,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论中国政府治理与善治的实践与探索

治理与善治既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统治模式。它强调公共权力的社会化配置,需要成熟的市民社会的现实支持。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以及有效构成了善治的精神内核,民主发展的最终结果促进了治理的实现。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一个逐渐走向治理与善治的过程。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努力,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提出,政府主导型治理道路的确立,村民自治、社区建设、电子政府等典型案例的展开,标志着中国在走向善治的道路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善治之路并不平坦。舶来理论的本土化、治理失效问题的解决、第三种力量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都向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执政论

执政就是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反映和调节不同群体利益的过程,是掌握这一领域(政治领域)的意思。执政必须具备某种性质才成其为执政,这种属性包含有合法性、权威性、公共性、公理性、政治性等。由于执政者直接面对的是社会和行政两个方面,因此,执政与社会的关系界限和执政与行政的关系界限以内,就是执政的范围。从政策过程的基本视角看,执政是决定“做什么”问题的过程(即决策或政策形成阶段),完善这一过程的体制无疑是民主体制;而行政是具体“怎么做”或“如何落实”执政方针的过程(即政策执行阶段),这一过程的完善主要依赖于政府官僚制。     

构建和谐社会与多元社会治理

实现多元社会治理是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相适应的,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在对实现多元社会治理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的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实现多元社会治理必须立足国情,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着力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促进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以及建立多元主体治理责任分担和良性互动机制,以此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新多边主义视野下的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和各种全球性问题的蔓延,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中面临越来越多的新挑战,以国家为中心的多边主义治理也不断暴露出内在的局限性,非政府组织、全球公民社会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全球问题的解决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全球治理的紧迫现实呼吁新的多边主义。新多边主义是在多边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全球公民社会进行国际合作的产物。虽然新多边主义治理替代多边主义治理并非易事,但是它对全球治理的重构正在缓慢和艰难地向前发展。     

国家治理模式构建及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良好的国家治理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国家治理模式是由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相互耦合所形成的一种整体性的制度结构模式.它们是由不同的制度安排、组织形态和治理机制构成的制度系统,共同维系着一个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并在此基础上协调资源配置,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治理模式呈现出动态演化与形态多样性的特征.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构建需要立足于本国国情,有效协调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之形成一种互惠与共生的状态.     

慈善组织与中国社会的治理和善治

现阶段中国慈善组织为促进中国社会的公正与和谐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传播慈善和公正理念;二、广泛的公益行动;三、有效的政治参与,促进有关公民社会发育的立法;四、监督(批评)政府部门的某些工作。在应对更多社会问题和全球化挑战的背景下,中国慈善组织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习近平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针对互联网发展的诸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习近平立足国际国内两个网络社会发展大局,依据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创造性地提出新时代网络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并强调要从网络治理格局构建、依法治网强网、网络治理文化培育、网络科技队伍培养等途径解决现阶段的网络社会治理问题。这为我国互联网的发展与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指引,也为世界互联网的发展与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