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选择、公共选择与新政治经济学

汪丁丁认为,新政治经济学是围绕着阿罗的"社会选择"思路和布坎南的"公共选择"思路展开的。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的这两条思路是互补的,阿罗偏重理论工作,布坎南则偏重实证工作。苏振华指出,作为交易过程的政治,实质上强调的是选择的自由、相互交易与合作的自由,国家的作用就在于通过规则的制定与实施来保障人们的这种自由。周业安强调,政治过程中存在着路径依赖现象,其中,意识形态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强化路径依赖本身,也可以打破这种依赖。邢建国认为,公共产品市场发育水平显著滞后,是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当前,中国政府应着力加强公共产品治理机制的再造工作。     

法治建设:转型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路径

法治作为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基本政治价值,既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也是现代社会秩序的基础性保障力量。法治建设有利于社会规范体系的价值内化,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提升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是决定其现代化水平的关键变量。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治理格局中,法治中国建设既是撬动社会治理创新最有力的杠杆,也是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愿景目标和战略路径。     

简论社会治理视角下公共冲突治理制度的建设

公共冲突治理制度建设与完善可以使冲突各方建立合理和稳定的行为预期,从而使其行为更趋于理性,更偏向采取合作策略。中国现行公共冲突治理制度在应对现实公共冲突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包括冲突治理规范的结构性错位降低了治理效能,冲突治理主体的单一化格局使治理潜能受到限制,过度强调冲突预防的冲突治理策略使冲突的正向功能难以释放,冲突治理形态的运行失衡造成制度成本提高,以及冲突治理手段的控制导向使治理缺乏成效。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出发,中国公共冲突治理的制度建设应当致力于三种冲突治理规范的结构契合,三类冲突治理主体的分工协同,合法性边界的适度拓宽为冲突"自我治愈"功能的实现留下空间,冲突控制与冲突化解两种手段的耦合互补,以及应急管理与常规管理两种态势的平衡运行。     

社会治理与公共精神

发达的公共精神是良好社会治理的决定性因素。传统中国的治理模式无法孕育发达的公共精神,而公共精神的缺乏又导致传统中国无法实现更好的社会治理。在今日中国,治理模式的转变为公共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对发达的公共精神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     

公共治理中的社会网络分析

通过运用社会网络相关理论,对我国参政党、执政党、司法或立法组织牵头推动其他不同组织之间合作进行公共治理的具体事例进行分析,得出对公共治理中组织合作方式的一种社会网络理论框架内的描述。分别用"弱关系的强力量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和"含有对等性思想的网络位置和社会角色分析"等理论对组织合作的方式进行了描述,最后获得从社会网络视角看组织合作的清晰描述和独特认识。     

大国治理与政治建设--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

大国治理问题是中国长期延续的一个历史性难题,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面对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如何寻求有效的资源积累结构,确保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以达成有效的国家治理,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与关键。大国治理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特征,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深深受制于其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以及时代使命。因此,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就是通过以现代价值体系的塑造、现代制度体系的构建和现代治理结构的培育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建设,实现政治建设与大国治理的和谐互动,最终达成有效而民主的国家治理。     

公共治理——和谐社会的治理模式选择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府管理是关键。因此，我国政府应借鉴西方国家公共治理的模式，结合中国的实际，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效的利益机制，确保社会公平，发展全民社会。政府与公民相互配合，才能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包容性治理:生态公共治理变革新向度

包容性治理理念的提出,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环境之间一系列不协调问题的积极回应。当前我国政府单一主导的生态治理模式存在排斥与冲突等重重困境,包容性治理与生态公共治理具有内在契合性。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以包容心态对待多元思维,构建生态治理多元利益主体双向互动与合作共治网络,构建政府包容性绿色生态治理绩效评估体系。     

政府与社会的双重建构:公共治理的实践命题

随着公民权利的扩张,提供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民主政府兑现其对宪法与公民的承诺的基本方式。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公共治理的多中心秩序。多中心治理实践的社会网络形式以及对公民社团的依赖,决定了政府需要按照公共治理的制度逻辑和行动逻辑对自身及社会进行重新构建。对中国的现实而言,政府既需要提高制度化的能力,加强元治理,也需要推动社会力量的建设,并在治理网络中提升网络治理的能力。     

公共产品的供给及其治理

汪丁丁认为,新政治经济学是围绕着阿罗的"社会选择"思路和布坎南的"公共选择"思路展开的。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的这两条思路是互补的,阿罗偏重理论工作,布坎南则偏重实证工作。苏振华指出,作为交易过程的政治,实质上强调的是选择的自由、相互交易与合作的自由,国家的作用就在于通过规则的制定与实施来保障人们的这种自由。周业安强调,政治过程中存在着路径依赖现象,其中,意识形态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强化路径依赖本身,也可以打破这种依赖。邢建国认为,公共产品市场发育水平显著滞后,是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当前,中国政府应着力加强公共产品治理机制的再造工作。     

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公共危机管理

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诸多情况不同,后税改时代农村社会的现实景观使农村社会组织成为应对农村公共危机的重要力量。政府不是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的唯一主体,农村社会组织也是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农村公共危机虽然冲击农民的生产、生活秩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催生农村社会组织的重要机遇。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的应急处置,客观上有助于实现政府与农民对公共危机的合作治理。对于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应作出理性思考。     

试析当前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

社会治理腐败是发挥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对公共权力进行自下而上的制约和监督,以期实现"善治"的权力腐败治理的重要模式,在制约监督公共权力方面有着传统监督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治理腐败存在社会组织受政府制约、参与机制不完善以及舆论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等现实障碍。有效实现社会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腐败的法律保障机制,完善社会治理腐败的行政公开听证参与机制,强化社会治理腐败的公众监督制约机制。     

社交网络平台有害信息治理的演化博弈——基于社会公众辨识度视角

随着社交网络应用的普及,社交网络平台已成为信息传播、知识共享的重要载体,在为人们生活、学习、工作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有害信息传播创造了条件,社交网络平台中的有害信息治理问题已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重点。文章引入社会公众辨识度变量,同时考虑社交网络平台受政府监管部门惩罚成本以及政府和平台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建立了社交网络平台和社会公众有害信息治理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有害信息辨识度等因素对演化过程的影响。数值仿真结果表明,提高社会公众对有害信息的辨识度以及平台受罚成本,减少政府与平台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可以有效治理社交网络平台有害信息的传播和泛滥。     

论中国政府治理与善治的实践与探索

治理与善治既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统治模式。它强调公共权力的社会化配置,需要成熟的市民社会的现实支持。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以及有效构成了善治的精神内核,民主发展的最终结果促进了治理的实现。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一个逐渐走向治理与善治的过程。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努力,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提出,政府主导型治理道路的确立,村民自治、社区建设、电子政府等典型案例的展开,标志着中国在走向善治的道路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善治之路并不平坦。舶来理论的本土化、治理失效问题的解决、第三种力量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都向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治道变革:公共利益实现机制的根本转变

从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来看 ,政府不是公益物品的惟一提供者 ,它应该在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中承担“掌舵”的角色。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实现公共利益过程中的作用 ,西方国家政府正在积极推行新公共管理运动。我国政府也在经历深刻的治道变革 ,具体内容体现在民主化改革、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自身的改革等三个方面。     

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及其生态治理

抽象的内在本质和价值只有通过外在结构和机制的表达,才能够得到清晰的呈现。在解读公共领域结构性要素及其运行机制的基础上,肯定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并从生态学的视角对网络公共领域进行了解析。分析了网络公共领域中个体网民的行为失范、网络种群的极化倾向、网络群落的民意稀释以及网络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不和谐因素等生态失衡现象,并从公共理性的培育、网络空间的把关、信息鸿沟的弥合、法律制度的供给及网络公共领域的现实回归等方面提出了网络公共领域生态治理的思路。     

公共资源的特性与治理模式分析

公共资源作为公共物品的一种,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竞争性、外部性等特征,容易诱发人们对公共资源过度的消费行为,以及在治理公共资源中的“搭便车”、规避责任及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致使公共资源面临耗竭性退化的困境。科层制治理、市场制治理、自主组织治理与网络治理正是人们为解决公共资源困境所作的制度安排。在公共资源治理中,应根据公共资源的内容和特性选择恰当的治理模式,以此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治理,使公共资源得以永续利用。     

网络治理：网络社会视阈下治理范式跃迁的新愿景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交通、通信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全球化大变革（global transformation）的时代。全球化时代的一种鲜明的历史趋势就是新的信息技术正以全球的工具性网络整合着世界资源。以这种网络化的新信息技术范式为基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正在形成。与此相呼应,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也在进行着重铸,治理由单个主体转变为网络整体,一种超越传统的科层治理与市场治理的新范式——网络治理（networkgovernance）正在全球范围内舒枝展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