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之废与江南士绅之蜕变

晚清废科举兴学堂，直接的近因是西方列强欺侮中国所导致的民族危机感。科举之废，是晚清志士几十年“思变”的结果，但废科举之后所导致的结果则是出乎当初设计者的预料之外，即传统士绅阶层的瓦解蜕变，从而加速了清政权的灭亡。不仅如此，在后科举时代成长起来的新型知识群体，由于知识结构由“文”向“理”的转变，职业更加专业化，其关注对象也由宏大的社会人文转向具体的技术层面，这是废除科举百年之后值得深思的。     

杨恩寿生平考论——兼论晚清湖南中下层科举士人的生存轨迹

杨恩寿早年经历六次乡试,最终却依靠他以出色的文才与长沙上层官绅广泛交游,通过积累人脉的方式中举;中年后放弃科举,却于入幕和候补两条谋生道路间徘徊反复,蹉跎岁月;晚年他回归故乡,成为长沙知名绅士.杨恩寿的一生,极具典型性,我们可以由此透视出晚清湖南中下层士人普遍的生存轨迹.     

清代江南科举世家的典范式崛起——以吴县潘氏为例

江南素为人文渊薮之地,清代科举世家之现犹如雨后春笋。吴县潘氏祖籍安徽,清初以业鹾迁徙至苏。经过数百年由儒贾立身,到专力举业的晋身之阶取换,在乾隆时期崛起为吴中著名科第艺文之家。潘氏子弟兰茁其芽,秀彩竞发,对清代中后期政治、社会、文学、文化及学术影响深巨。通过梳理吴县潘氏世系及其崛起的天命人为因素,将家族崛起置于清代中后期历史文化发展演变的景深中,探究家族文化与文学典范性成长的动力与过程。     

论高启与魏观:再论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

<明太祖实录>载录魏观七条史料,但对于魏观被杀却不着一词,为重新考察洪武七年魏观与高启被杀案,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高启的个性自由洒脱,而朱元璋对江南士人采取高压与不信任政策,是导致高启辞官的根本原因.或许高启写讥讽诗给朱元璋内心埋下阴影,但魏现在张士诚旧址兴建府治,高启写<上梁文>,触怒朱元璋,因而导致血案.不久朱元璋感觉量刑过重,因而将魏观赐祭,并使之归葬本土.最终<实录>不书,为之隐讳,朱元璋反复无常的个性与魏观所在的苏州是江南重镇,是解开本案的关键因素.     

清代士人文化价值变迁与文学创作发展——从吴兆骞、厉鹗科举经历谈起

清初诗人吴兆骞,经历了南闱科场案而流放宁古塔,对科举有曲折反复的认识过程,最终仍然没有放弃科名之念,并且在寒苦的极地反而写出了代表清初边塞诗最高成就的昂扬诗作。反观乾隆诗人厉鹗,虽在盛世,却一生执意远离科举,其与同伴诗作更多是凄清料峭的风格。诗人的科举经历与诗歌创作中可以考察士人文化价值和认同变迁的轨迹,亦可窥见时代盛衰转变的枢机。     

陈亮的士人人格心理初探——从其生存方式着眼

陈亮前期是寒门士子,后期则为豪商富贾。这种由士而商、既是儒生又是商贾的生存方式在宋代士人中是少见的,它深刻影响了陈亮的人格构成,使其人格心理既有儒士的本质,又有豪杰的作风、商贾的精神。陈亮独特的义利观、理欲观、政治观,以及其豪杰人格、事功精神等,都有＂商＂的意识的深层渗透和凝聚。     

论北宋科举士人的身份建构与审美思想的转变

北宋在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贡献是科举制,科举制对于审美具有重要影响。北宋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主,儒家强调审美的济世功用,审美的功利主义思想占据主流。由于没有门第约束,为了实现移风易俗、兼济天下的理想,北宋士人必须通过道德自律,将自己树立为道德的权威。作为具有文-官双重身份的士人,他们都是能文之人,但需要在二者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在恪守官员职责的前提下游心于艺,因此,北宋审美具有重道、轻技的特点。在具体审美活动中,他们凭借高超的审美修养和创作能力,通过雅俗之辨将自己与其他阶层区分开来,维持自己社会精英的身份,同时,又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化俗为雅,即俗即雅,将日常生活和审美融为一体。     

诗意地承担自己的生存——论马缨花的生存方式

既与人对骂又开着“美国饭店”的马缨花以粗野方式在饥荒年代承担着自己的生存。如果拨开这层表象,可以看到,她其实是以非常手段来保证自己在非常年代的诗意生存。     

人文精神与生存方式的价值冲突

在当代中国 ,人的生存方式的多样化选择在多重维度上存在着价值冲突。“是经济人还是道德人”等四对生存选择的冲突范式 ,实质上都体现了人文精神在“失落中生成”和在“生成中失落”的互动发展过程。     

都市空间与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兼谈鲁迅的都市化生存

作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鲁迅经历了从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在不断转换的都市空间中,鲁迅的都市化生存以不断介入城市、把握城市、书写城市、批判城市为线索,在都市化过程中,鲁迅完成了自己角色和身份的塑造,创造性地利用现代媒体资源将杂文文体提升到新的高度;同时又以"非典型性"都市化生活姿态显现出其"由边缘而向超越"的独立品格。面对当下知识分子的全面退守和精神危机,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回到鲁迅的意义,越来越需要以鲁迅精神来拯救"死亡"的知识分子。     

名山文化与江南意象的历史生成——以庐山诗歌为对象

名山文化是诗歌意象的重要来源。庐山是山水结合得最默契的中国名山,又是最早作为独立审美对象的江南名山之一,它的美在不断被发现的同时也培育了诗人的审美情怀。庐山独特的自然风物以及由此生发的人文物事是构成庐山诗歌意象的基本元素。从诗人直觉式思维方式看,它们是心物交感的起点,是诗人感物兴情的触媒;而从反省式的运思途径看,它们又是诗人观物取象的直接对应物,是假象见意的最终依托。这些自然物象或人文形象有的逐渐凝固为一种集体记忆,有的则呈现出历史的层积性,但都被诗人即时的情思激活,充当鲜活的性情载体,由此而成为诗歌意象。对世俗功利的超越,对生命本真的重视,对独立人格的坚守,对审美自由的追寻,是庐山诗歌意象的独特意味,也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特征。在诗人笔下,庐山常作为城市缺陷的理想参照,作为解救都市人精神困境的世外桃源。这些,都是江南地域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虚拟生存何以面对——兼谈马克思关于人的生存方式思考的当代价值

客观而言,网络技术带来了人的"虚拟生存",由此又引起了人们现实生活状况的全面改观;理论而言,虚拟生存的深层次影响则是哲学视域中当代人的生存方式及走向问题的凸现。马克思关于人的生存方式思想,对互联网时代人的"虚拟生存"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有助于构建当下人"虚实和谐"状态。     

论市场经济的生存方式与人的发展

当代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人的问题。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经济体制条件下,人的状况和发展程度有很大的差异。当代的人的发展,就其实质而言,是人的本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展开。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有着比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更为艰巨的双重任务:冲破传统自然经济时代造成的血缘伦理关系对人的束缚;冲破计划经济所造成的政治依附关系对人的束缚。只有冲破这两种束缚,才能培育出人的主体意识与人人平等的关系,并铸就人的丰富性。同时,由于推翻了固有文化的神圣性而形成的道德真空地带,也可能引发道德的混乱和危机。因此,市场经济对人的发展利弊并存。     

科举竞争压力下底层文人的职业选择及其生存境遇——以晚明职业出版人群体形成为中心

晚明时期,科举竞争压力的加剧和商业出版的空前繁荣,催生了包括书坊主、编辑、以向书坊提供书稿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作者、抄写工和刻印工等在内的"职业出版人群体",给大量不能进入官僚队伍的士人提供了一条谋生的出路,这一群体以底层文人为主,他们的经济状况存在很大差异,其中书坊主物质生活相对比较富足,而大部分职业编辑、职业作者生活条件较差,但他们在社交方面却有着共性——热衷于交游和结社。无论是结社还是其他交游活动,其目的都是为了积累社会资本。     

方式的转变与转变的方式——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若干思考

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更加凸显。中国是转轨—转型国家,发展理念的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结构的转换、经济制度的变迁是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的关键因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逻辑,就是把科学发展的理念转化为约束人们行为的法律和制度,从而改变具体经济活动中个体的行为方式,最终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大力发展教育,培养具有科学发展理念的创新型人才,依靠其推动科技进步,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直接动力。     

“自由飞鸟的生活”——20世纪初拉萨乞丐群体的生存方式研究

乞丐在20世纪初的西藏社会中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西藏社会的宗教信仰催生了乞丐阶层,西藏社会的等级制度保证了乞丐的生存,而西藏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水平又维持了乞丐群体的生存方式。     

“地位相悖”与“身份悬浮”——生存状态视角下的明代士人社会地位刍议

从生存状态的视角来看 ,明代士人“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带有极大的虚浮性。经济与文化地位等的非均衡性与内在相悖性 ,使其“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主要是依赖“科举”与“仕途”———这种非现实支撑———来予以维系的。从而也使明代士人实则成为了一种悬浮于社会之中的身份人 ,这种“悬浮性”在很大程度上亦成为阻碍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知识分子群体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内在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