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正义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作为新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政府、机构与公民通过商谈与对话达成共识最终实现善治。其中,公民正义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德性,它主张公民既能自觉地遵循正义的社会制度以及出于对话而达成的社会共识,又能主动地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以获得社会共识,以及理性地批评与修正缺乏合理性的公共政策,最终实现公民与公共治理的双重正义。     

哈贝马斯商谈理论之逻辑前提与语义后承

哈贝马斯商谈伦理之逻辑前提是,达成对价值判断合理性争论的元价值理解。杜威关于这个问题的叙述对商谈伦理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并且需要强调的是,商谈伦理在主体间达到的共识是一个交互过程,从而具有不确定性。同时,应该把商谈伦理看作全球化的一个理论参与者,而不是唯一的参与者和最后的结论。     

如何达成价值共识

如何达成价值共识?检阅人类已有的六种说理性方法,即金规则法、普遍法则立法法、价值判断可普遍化法、视域融合法、交往对话法和重叠共识法,可知其不是完全无效,就是效力有限,因此,需要创构新的方法.新方法的理路是,价值判断具有主观倾向,出现价值争端在所难免.若是私人事务的价值争端,没有必要判定是非,达成共识;公共事务则相反,因其事关众人利益,只能用政治化的方式化解.可先用公开化理,洼讨论与民主抉择相结合的方法,确立有关社会终极价值的共识,此后也就基本上可以逻辑地推出关于各种具体公共事务的价值共识.     

协商民主视野下的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研究

作为治理的协商民主与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及国家安全具有内在一致性。协商民主视野下的治理呈现社会共识、商谈伦理、利益均衡三个层面的需求。在现实社会政治和国家安全领域,以多层次协商制度体系为依托有效整合观点与诉求,以良性互动为纽带保证政治输入影响到公共权威部门,形成社会舆论推动社会共识达成;在伦理层面,沟通商谈伦理内蕴我国伦理道德传统,实现传统伦理向构建社会新秩序的现代商谈伦理转换,营造协商而不是暴力化解矛盾冲突的商谈伦理氛围;在具体利益冲突情境之中,切实考虑矛盾冲突各方共同的、根本的利益所在,在各界达成广泛共识的舆论压力之下倒逼冲突方通过利益的协调化解现实矛盾,构建利益均衡长效机制,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     

交往与协商:工程伦理的一个新向度

在功利论大行其道的时代,利润最大化成为衡量工程活动合理性的主要依据,工程由于纯粹追求利润而不可避免地工具化了,其"善"的向度因此严重缺失.而现实中公众对工程师的普遍批评与质疑表明,奠基于工具理性之上的传统工程伦理已经陷入困境,工程伦理观的转变已势在必行.商谈伦理以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以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以对话取代独白,为工程师共同体走出伦理困境提供了可能性的视角.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互联网公共论坛已经逐步成为新型的"公共领域".为建构商谈式的工程伦理带来了新的空间和机会.     

试论功利主义伦理学作为普世伦理学基础的可能性

在道德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和严重的今天,功利主义的伦理学作为一种普世伦理作为社会的道德规范就有了其存在的重要现实意义。但由于文化和价值观的多样性,功利主义的伦理学要能够被理解和接受,需要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以商谈的方式,在人类交往行动中达成公共理性的共识,进而在公共理性的基础上建立普遍可接受的道德规范。     

论哈贝马斯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和冲突都是由于人们在交往过程中的语言缺乏共通性而难以形成共识的结果,因此他希望建立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普遍语用学"来重塑人们的交往行为.通过交往理论、话语理论和商谈理论"三位一体"的讨论,哈贝马斯完成了对协商民主的理论建构.尽管哈贝马斯的这一理论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但其从"对话"与"商谈"的角度来确立现代社会公共生活伦理建构方式的独特思路和路径,对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正确处理国内各方面社会矛盾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全新视野.     

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法律问题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必须从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现实出发,尊重东盟和中国的不同利益,在市场开放程度和速度不盲目求同。在商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法律制度时,应确保东盟的核心地位,使东盟不致担心被中国“吞掉”,增强东盟的积极性。增强中国和东盟服务贸易的依存度,互惠互利,消除贸易摩擦,实现服务贸易的顺利进行。遵循国际贸易通行规则,充分利用WTO提供的框架,借鉴其它贸易区服务贸易建设经验谈判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框架时,制定具体规定来保障其实现,是中国和东盟应为之不懈努力的目标。     

通向话语民主:政治公共领域的反思及其当代实践——兼论达尔的程序民主

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如果我们把公共意见理解为是公民根据其自身的权利,在道德和法的公正性原则的框架内通过商谈和论辩形成的一种作为所有相关人员认可的意见,那么,公共意见也就不同于达尔的民主概念中的那种“公意”或非反思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大多数人”的意见.达尔试图建立一种更加注重政治参与和更关心平等的公民自主性权利的民主,以达成一种能够彻底摆脱亚里士多德式的、以伦理的实质性权利为基础的民主政治.问题在于,达尔并没有意识到公民实质的权利只有通过以公正原则为根据的程序性的商谈才能实现.由此,国家的政治公共领域只有时刻把自己视为一个对话者,才能避免从策略性的角度来展开对话;现代民主法制国家的原则是通过国家把自己置于反思性的话语者的地位加以达成.     

信仰多元化时代的宗教冲突、宽容与对话

宗教冲突是人类历史上和现实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在信仰多元化的时代,宗教和解和对话已经成为关系到国际关系、世界和平、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大问题.宗教和民族冲突的解决需要新思路,包括民族和宗教宽容,国家对宗教信仰采取中立立场,尊重民族自决,避免以武力来解决民族宗教信仰上的分歧.而对话的基础不是具体的信仰本身,而是信仰之上的普世伦理和重叠共识.     

人工智能治理原则的伦理基础：价值立场、价值目标和正义原则

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涌现出大量的人工智能治理原则。这些文件通常采取“原则主义”的策略,通过提取“最大公约数”的方法对伦理共识进行清单化的列举。这种策略固然有益于回避争议、促进协同,但也难免在具体情境中陷入概念模糊和自相矛盾。为了明晰概念、澄清语境、促进对话,本文搜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88份原则文本,在伦理学理论脉络中定位人工智能治理核心议题和相关主张。研究发现治理原则围绕着价值立场、价值目标和正义原则三个核心问题展开,在不同的理论脉络和现实情境中,构成了一个丰富而系统的问题域。推动人工智能的治理实践,需要在静态的对话框架之上进一步构建动态的规制措施,而整合原则文本的伦理基础和治理框架,有助于推动抽象的伦理主张转变为具体的治理实践,以应对复杂现实情境中的道德选择和行动需求。     

儒家宪政的传统与展望

儒家宪政包涵了根源性的政教关系、共同体治理体系、政体架构以及政治主体性与认同等基本宪制维度,而致力于使公共权力的运行符合宪制规则之精神。这个宪制—宪政视角提供了重新理解中国政治传统的关键契机,也促使我们反思诸如封建专制、儒法关系、内圣外王、政道治道等流行的叙事套式。儒家宪政提倡一种开放、理性而彰显公共价值的宪制会话,在与古人、西方和各种思想进路的对话中促成积极的共识,而这又有赖于一种儒家公民人格的形成和拓展。     

孔子义利之辨的经济伦理学蕴含

孔子的义利之辨从道德需要是人类最本质的需要这一理论前提出发 ,强调了人类物质利益获得的正当性问题 ;其经济伦理学蕴含的主要特征是 :将分配正义与主体的道德建设相联系 ,从治国与个人物质需要满足的双向角度来提倡崇俭去奢的消费伦理要求 ,并从社会分层的具体层面来考察伦理对于生产的积极意义 ,具有“两个文明”同步发展的思想     

法治资源的筹集与儒学实践的法律引擎

法治建设除了需要诉诸法律资源的筹集之外，还应关注到儒学实践的当代再现。尤其是儒家对家庭伦理的重要性做出的阐发，原本就可以用来塑造亲属举证豁免权。家庭伦理未必只能存在于家内，甚至可以通过外溢的途径在家外获得展现，既有正面形象，又有负面形象。面对后者，公共舆论加持着其他儒学理念表达出了排斥。行为互动方面的儒学传统，更是成为公共舆论的内在构成。各种情形的出现都肇因于法律的引擎。儒学实践与法治建设共同塑造着当代的社会氛围，人们的日用常行连缀着儒学文本内外。只要把社会转型时期的断裂式思考和文化知识论转换为关联式思考和文化修养论，通过研磨具体事例即可发现，儒学对法治的参与大致遵循两种进路，即建构论和自然而然生成论。     

资源与困境:传统道德法律化的现代视野

传统德治关注法的内在权威,注重基本道德的法律化,不仅使传统法律蕴含了重民恤民的民本思想,更以伦理法律化的形式培养了社会直接的伦理精神。但德与法的互化不仅侵蚀了正式制度的独立性,且影响了德自身的发展,使公德缺失、私德泛滥,德治更多地获得了形式与工具的意义。因而作为可资借镜的前提,传统道德的专制性、等级性及义务本位特征必须剥离,道德法律化的空间及公共权力的属性必须考量。     

伦理的共相：伦理普遍主义的当代运势

伦理的共相问题就是伦理普遍性的中国式表达,而伦理普遍性就是指伦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的一般性规定,是对伦理实体、伦理关系与伦理秩序一般本质的规定性。伦理普遍性的获得路径有许多,但从内容上应该是伦理共同体对“共同善”的价值追求,而从形式上无非是来源于人类所具有的“公共理性”。伦理一旦获得普遍性的品格,就具有了无法替代的效应,具体表现为可规范效应、可协调效应、可持续效应。强化伦理共相意味着要凸现伦理的“具相”,即伦理普遍性的具体表现主要为伦理精神、伦理法则与伦理秩序,伦理精神是统领一切的灵魂,伦理法则是协调平衡的标准,伦理秩序是复杂伦理关系的条理化（清晰化）,三者虽然不构成伦理共相的全貌,但也可称得上是“主架构”。但随着社会结构的松弛、价值的多元化和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增加,伦理普遍主义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特殊主义的挑战。与此同时,强调伦理普遍主义并不意味着对境遇伦理学的否定,相反,我们可以在实践伦理学或应用伦理学的意义上接受境遇伦理学,并充分吸收其处理具体伦理问题特别是伦理二难问题时的伦理智慧,把规则遵循与具体情境结合起来,把境遇的估计与行动的选择结合起来。     

财产权与征收权平衡视角下的土地征收补偿

土地财产权经由市场交换获得合理对价是财产权的本质,而征收则可依法不经财产权人的同意而获取财产权。权利人为满足公共利益需要承受责任规则的约束,须放弃财产自由交易权,但有权根据财产权规则获得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合理的经济补偿。征收补偿标准与市场交易价格的接轨是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实现"同地、同权、同价"统一移转的前提,补偿标准应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同时酌情考虑财产权人的精神利益需求,兼顾效率与公平。     

论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

随着生态伦理研究的深入 ,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道德意义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是人与自然利益关系的反映 ,这是把握人对自然道德责任的基础和前提。基于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 ,人对自然需要且必须担负一定的道德责任 ,主要包括 :1 改造和维护的关系 ;2 获得和贡献的关系 ;3 利用和尊重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规范和原则为 :1 可持续存在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2 平衡和谐原则 ;3 公正原则。     

法治与公共话语

法治的存在、发展与运行总是在一既定的公共话语或者语言环境之中展开的 ,同时它也需要并产生着支持它自身的存在、发展与运作的公共话语体系。公共话语的形成以人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领域的相对独立与区分为前提 ,以社会活动主体广泛的对话与交往为条件。中国法治实践所面对的社会公共话语所展示的社会心态、情感、价值与思维逻辑 ,在本质上是与法治的目的追求与意义旨趣相悖的。中国法治建设旨在确立法的至上性与权威性观念 ,培养并巩固社会活动主体对法的真诚的制度性信任与信仰 ,则必须建构和培育充分表达法治的旨趣与原则的公共话语     

公共利益:谁来界定?如何整合?——基于公共政策制定视角的分析

在现代民主社会,公共政策必须以公共利益为指针已成为共识.而谁作为界定公共利益的主体来确定某一公共政策需要实现的利益分配恰恰是公共利益话语中需要厘清的内容,也是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获取合法性的必要环节.在当代中国,要精准地反映并表达公共利益,执政党(政党)、政府、民主党派、学者专家、社会团体、公民个体等必须在公共信息对称的前提下,以均等的话语权进行相互沟通与交流,共同对公共利益作出科学的界定;且应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听证会、民意调查、各种类型座谈会、电子投票、网络论坛、远程视频会议、邻里集会等协商对话的平台实现公共利益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