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魏晋鼎革之际的司马孚

司马孚既是一个曹魏老臣,也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司马孚一生心向魏室,在每一任上,皆体现出“内弘道义,外阐忠贞”的性格。虽然高平陵之变后,特殊的环境使他陷入矛盾和痛苦中,但他的所作所为可以证明,在司马家族中,他还是称得上“魏之纯臣”的。     

从诫子书看魏晋士人心态

诫子书是从至亲至爱的血缘亲情出发来客观真实地反映魏晋士人心声的。它对魏晋士人心态的反映,表现在志存高远、贵生保身、戒酒节酒等三个方面,体现出了当时士人们对生命的尊重珍爱,和对家族长远利益的由衷关怀。魏晋士人这种有悖于生活方式的内心世界,表明尽管魏晋时期佛道昌盛、玄风竞煽,儒学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但其社会主导性地位并未完全丧失。     

王戎与魏晋玄学

王戎在魏晋之际文化性格的变异,反映了玄学思潮在这一时期放弃了正始、竹林时期士人探寻社会正义理想转而追求个人自由逍遥的变化。这一时代精神的变化,影响了未来西晋元康贵"无"派玄学的思想底色。王戎对西晋元康玄学的贡献,一是首次将儒、道思想要点概括为"名教"与"自然"两个范畴,并探讨两者异同,点明了魏晋玄学的学术主题;二是扶植了元康名士走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两晋之际著名的玄学家族——琅琊王氏崛起的关键人物。该家族在玄风南渡后的特殊地位与影响,使王戎被东晋士族社会追忆为"竹林七贤"之一。     

魏晋士人对理想人格的探索

魏晋之际，政局纷纭如转蓬。正始、竹林、中朝三代士人为了协调个人与社会、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前后相继，以具体的时代背景为出发点，围绕人本体这个核心问题，从宇宙观到政治观，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构建了三种各具特色的人格模式，成为魏晋士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     

东汉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略论

东汉士族的形成发展,以及文学的日趋繁荣,造就了一批文学家族。这些文学家族或由士人累世为官、累世经学营建家族势力而成,或由外戚豪族、素封豪族或皇门豪族培养家族文化传统或习经成为儒家士族而成。相较魏晋六朝,东汉家族文学明显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相较西汉父子两代的文学相承,东汉家族文学却在不断发展。这反映出文学的一个历史进程,为家族文学在魏晋六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论魏晋士人的自然主义生命意识

“自然”是道家哲学的重要概念。自先秦时期,老、庄即主张回归本真、顺应自然,以自然态度面对人生。至魏晋之际,玄学大畅,士人个体生命意识觉醒,其思想以先秦道家为主流,体现鲜明的自然主义色彩,由此发展出王弼的“喜、惧、哀、乐,民之自然”、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及郭象的“物皆自然,无物使然”等观点。魏晋士人通过对“自然”的体悟,追求生命本真的存在状态,向往诗意自由的人生,彰显自然主义的生命意识,对魏晋士人群体本身、魏晋社会、美学发展乃至后世哲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代表人物的政治行迹及其门风特征

作为魏晋以来的典型"小族",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主要以学术文化显名,其政治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古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在政治上则较为活跃.两晋之际,颜含先后依附司马越和司马睿,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晋宋之际,颜延之一度积极进取.体现了皇权政治恢复时士族社会的政治诉求;颜竣、颜师伯则处在南朝皇权专治局势下,其荣辱存亡取决于帝王的意愿.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的政治活动和处境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     

酒·药·女人──对魏晋时期一种社会病态的分析

酒·药·女人──对魏晋时期一种社会病态的分析秦川众所周知，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十分特殊的时代，这个时期士人在思维方式，举止言谈，品格情操等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与传统士人迥然不同的特征。以生活方式言之，在那个特殊时代，士人常常怀着难以摆脱的矛盾心理，这种...     

刘南宅与《聊斋志异》——由蒲松龄刘南宅坐馆传说谈起

沂水县流传的有关刘南宅与《聊斋志异》的传说,存在"社会传说"与刘氏"家族传说"两种版本:民间传说蒲松龄曾在当地望族刘南宅坐馆,并作讽刺文《三朝元老》;刘氏后裔虽则提出这是对刘家的攻讦和污蔑,但家族内部流传某位先祖曾与蒲松龄有过短暂交集,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实际上,社会传说与当地民众以刘南宅为中心构建地方历史记忆的思维惯性有关,是传统文化语境下的杜撰。刘氏家族传说则说明士人互动乃是蒲松龄文学活动中相当重要的源泉之一。刘氏"家族神话"与《聊斋志异》的历史渊源反映出明清之际的时代文化影痕:伴随佛道信仰世俗化,佛教和道教在民间影响不断扩大,谈异文化逐渐渗入了士人家庭生活和文学创作。     

两晋之际琅邪王氏宗教信仰初探

两晋之际琅邪王氏宗教信仰初探孙丽琅邪王氏是魏晋南朝时期著名的世家大族。该家族以儒、玄起家,并于两晋之际形成了佛、道两种宗教信仰。研究这一分化过程,对了解这一时期儒、玄、佛、道思潮多元发展及其相互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琅邪王氏兴起于魏晋之际,主要由王祥、王...     

咸宁二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

由于受《晋书》记载的影响,学者一般都将太康元年视为晋武帝时代政治的转折点,但是这一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唐人的观念,并不契合历史事实。从西晋政治演变的内在脉络而言,咸宁二年是更值得注意的年份。该年晋武帝病危时拥立齐王攸的密谋以及杨骏封侯这两件事虽然不太为学者所注意,但都对西晋政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者彻底激化了武帝与齐王攸的矛盾,成为武帝后期一系列政治纷争的源头;后者标志着外戚势力在西晋政治中的崛起。武帝为了巩固皇权,抑制宗室、功臣势力,重用在曹魏时代默默无闻的外戚杨氏,将其作为一种异质力量引入西晋政治,改变了西晋政治的权力结构。因此,咸宁二年对于晋武帝一朝的政局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历史中的侠与小说中的侠--论古代文化观念中武侠性格的变迁

司马迁界定的游侠特征,只是理想的人格追求,然自侠登上社会舞台始,就走上依附于某种政治集团的道路,逐渐丧失了独立的人格,魏晋以降侠向豪强化转变;唐代侠亦豪亦侠,形态各异,提供了侠的诸性格;宋明时期的侠已世俗化,身处独行侠时,尚具有游侠精神,接受招安则沦为统治集团工具,开辟了侠的悲剧道路;清代侠已彻底官化,秦汉特立独行的侠风荡失.     

略论诸葛诞与琅邪诸葛氏“姓族”形成之关系

琅邪诸葛氏在魏晋之际人才辈出,入晋后成为名门望族。人们凭想象觉得其地位之获得主要得益于诸葛亮,其实不然。诸葛氏门望之上升主要是指活动于曹魏、两晋的诸葛诞一支。魏晋人曾比喻诸葛亮、诸葛瑾、诸葛诞兄弟为龙、虎、狗,人们多以为以“狗”喻诞为轻视,实际上则有夸奖的意思。诸葛诞在魏明帝太和年间参与“浮华交会”,成为早期玄学化名士,尽管在政治上亲善曹氏,但依然通过与司马氏联姻等方式提升了家族门望,其孙诸葛恢在东晋前期竟与琅邪王氏“争姓族先后”。     

试论孙奇逢《理学宗传》的政治理念

与一般的理学史论著不同,孙奇逢在《理学宗传》中加入并且肯定了汉代学术成就等内容。这些内容本来并不应该出现在正统的理学史论著中。之所以如此,应与孙奇逢试图修正宋儒的政治理念有关。宋儒强调的是一种对抗式的君臣关系,而孙奇逢强调的是一种合作式的君臣关系,这在清初的政治语境中有其合理性。孙奇逢的政治理念在当时拥有不少支持者,并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实践。     

魏晋时期太原王氏居地考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太原王氏居地屡有迁移。东汉末年居晋阳,时值乱世,因当时由并州向邺强行迁徒人口,族人乃移居野王县。曹丕登基,迁都洛阳,“令天下听内徙”;黄初二年前后,太原王氏由野王迁至洛阳。西晋末年,社会动荡,北方大族先后南迁,永嘉年间,王氏家族大部分相继迁往建邺,恰逢琅琊王司马睿网罗天下人才之机,王氏家族又与新的政治势力结合,继而获得自身的政治地位。     

论司马迁的“一家之言”

司马迁创立了一个史家的学派体系而自成“一家之言”,但“一家之言”在历史上曾倍受冷遇。其实,班固批评的“史公三失”恰恰是司马迁的精髓所在:以民为本的政治价值取向、对秩序范畴的挑战、对道德范畴的超越等,尤为可贵的是遵循人性逻辑来理解历史人物——这与他尊“黄老”的学术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这既表现了司马迁思维模式的超前,也体现了中国历史传统的早熟。     

黄霖先生的学术品格

黄霖先生之所以成果卓著,是因为他始终将学人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作为学术研究的先决条件。有独立的学术思想,才能道人之所未曾道;有独立的学术人格,才能道人所未敢道。黄霖先生的＂原人论＂、＂《金瓶梅》作者之谜＂,渗透于研究中的人文精神,都是如此。     

论皇权统治与诸葛亮、司马懿的政治选择

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是三国时期的托孤重臣,两人起点相似,却做了忠诚和谋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选择。究其原因,主观上有个人因素,客观上则与两国不同的皇权统治密不可分。总体看,蜀汉皇权统治顺应了以诸葛亮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维护和发展了他们的利益,使诸葛亮满门为皇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魏皇权统治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以司马懿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没有维护好甚至危害了他们的利益,最终导致司马懿家族谋逆和夺权。     

魏晋玄学对中国文人气质的影响

中国文人的气质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的知识分子,在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其中魏晋玄学对塑造中国文人的气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影响了文人的思维方式,锻炼了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养成了他们重思辨、喜玄理、好究天人之际的习惯;二,启迪文人士大夫脱离烦琐压抑的现实世界,去寻求一种诗意的人生;三,为士人们提供了一种解决出处问题的中庸之道,使他们在出处间自由游走;四,培养了文人的山水隐逸情怀,为中国文人钟情山水诗、山水画找到了理论源头.     

秦穆公神话与秦国的谋晋用心

秦穆公"晋之妖梦"、"赐寿"以及"梦之帝所"三则神话为秦人所造,回顾了秦穆公东进与晋争地的史事,反应了秦人谋晋政治心态的变化。《左传》晋景公病亡故事也为秦人所造,借用了秦穆公神话的叙事元素,其讥贬晋君的倾向同样基于秦人谋晋的政治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