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儒学”批判与后儒学当代突围——兼与李承贵、夏锦乾商榷

在当代,面临各种挑战的儒学境遇窘困。学术界关于儒学的探讨,有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但整体存在方法论上的认识偏误。其中,李承贵关于人文儒学为儒学的本体形态之说脱离了当代现实的学术诉求,在学理逻辑上也难以成立。夏锦乾关于巫文化家族血缘制为儒学统绪的观点,囿于文化解读和批判的视界来理解当下的儒学建设,也存在对儒学后现代生成认识不足的局限。儒学的当代生存,只有依托后现代视界的理论介入、展开后儒学的理论突进,才能寻到生存之路。而后儒学基旨的重构和逻辑空间的拓展,是后儒学当代突围的关键问题。通过后儒学与后现代文化的深层对话,可以形成多元化的当代儒学学科形态。     

"后现代儒学"与"构建后现代儒学体系"

虽然"后现代儒学"是一个新近提出的概念,但与其类似的概念并不少.不过,与这些概念不同的是,"后现代儒学"既不沿袭老提法也不仰望西方结构,而是在现有语言体系下以世界为舞台,将自己丰厚的文化底蕴呈现给国际社会,积极参与后现代社会和全球性问题的讨论."后现代儒学"的任务就是"建构后现代儒学体系"."后现代儒学体系"是儒学的原本体系,是儒学的现代发展演变而来."后现代儒学"也可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开互通之门.     

自由何以可能?——从“生活儒学”到“自由儒学”

解决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冲突是"打通传统与现代"的关键所在,而解决这一问题势必需要儒家从学理上回应现代自由问题,也即建构一种儒家的自由理论。"自由儒学"正是基于这一需求而提出的理论构想。这一构想得益于黄玉顺先生"生活儒学"的启发。"生活儒学"提出了"生活即是自由"的命题,并且展开为生活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并且去生活":"在生活"意味着生活(存在)给出主体,此即本源自由(自由的本源);"去生活"意味着主体改变生活,此即主体自由(形上自由、形下自由)。这对儒家自由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自由儒学"作为在此启示下的一种理论尝试,就是以当下生活为自由之渊源(本源自由),重建儒家的形上自由(良知自由)和形下自由(政治自由)。     

儒学的地域化与江南儒学

儒学的发展过程既经历了时间中的历史展开,也涉及空间中的地域分化。随着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心南移,儒学也出现了某种地域上的变化。与经济文化的南移相联系的是江南地区的地位逐渐突显,后者在儒学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之一,是所谓"江南儒学"的出现。江南儒学作为儒学的地域性形态,无疑包含儒学之为儒学的普遍品格,但同时又呈现了自身的发展趋向,并有其具体的个性特点。同时,正如广义的儒学需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取得新的形态一样,江南儒学也并非仅仅是以往的历史陈迹,而是面临在当代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这种发展既基于时代的具体背景,也以不同学术观念和取向之间的互动为前提,后者不仅关乎儒学自身不同取向之间的交融,而且展开为儒学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对话与沟通。     

后儒学:"后现代"抑或"前现代"的?

"后儒学"理念的提出,对现代性危机丛生的后现代具有理论和现实上的针对性.超越线性历史观,"后儒学"就并非"前现代"的落后理论,而是可用来反思现代性弊端的重要思想资源;超越西方为主导的一元化、中心论文化观."后儒学"可以成为后现代多元文化世界中的重要一员;西方后现代消费社会"人际关系"凸显的特点,为重视"人际关系"的儒学重新释放自身理论潜能提供了某种现实可能性;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使其文化自信心也逐渐提高,包括"后儒学"、"后道学"在内的"后国学",可以成为我们与西方进行全景式思想对话的重要理论平台.     

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余英时儒学“现代游魂”说

现代儒学的困境正在于儒学面临着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化”建制基业全面崩溃,以及儒学只能成为“托之空言”的论说,而不再是一种“见之行事”的生活方式,更丧失了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能力,这是历史的必然。余英时认为。近代以来,儒学“死”去之后已成为一个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附体的“游魂”了。余英时认为儒学的出路不在于重新寻求建制化的“上行路线”,如康有为的“孔教”论述,也不是现代新儒家儒学“哲学化”的努力,而在于“下行路线,”即日常人生化。     

儒学与工具理性培育

儒学对于工具理性的培育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全盘西化派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而现代新儒家给出的答案却是肯定的。认同工具理性而拒斥科学主义,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共识。梁漱溟以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指陈传统儒学缺失工具理性的弊端。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缺失工具理性的问题,并非不可以解决。熊十力重申内圣外王并重模式,希望化解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紧张。牟宗三把工具理性的意涵突出出来,主张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即开出科学和民主来。在如何处理儒学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现代新儒家的看法比全盘西化派深刻得多。儒家文化有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优良传统,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积累知识的必要的文化土壤;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当代的科技创新也不矛盾。儒学重视价值理性并非排斥工具理性,反倒可以抑制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     

秦汉时期：儒学新变与齐鲁文化关系试论

先秦时期,儒学与齐鲁文化之间同中有异,齐鲁文化内部也各有差别;秦汉之时,儒学在理论与现实方面发生变化,表现在现实中博士制度设立,理论上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开始吸收其他学说加以改造。结果是儒学定为一尊;儒学的新变带来了儒学的繁荣,学儒者西渐,扩大了儒学的影响,儒学的新变同时也使得其与齐鲁文化之关系做出了新的调整。     

论儒学的现代性

目前学界、包括儒学界充斥着对儒学的种种误读，其中之一就是将儒学与现代性对立起来，以至用所谓“儒家传统”来抗拒现代文明价值。其实，儒学本然地蕴涵着现代性。儒学的现代性不仅源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而且基于儒学自身的基本原理，即“仁→义→礼”的理论建构。这个原理要求根据正义原则（义），包括超越差等之爱而追求一体之仁的正当性原则、顺应特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来“损益”即变革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因此，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儒学原理要求儒学自身现代化。儒学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儒学的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儒学的现代化已经不仅是一种理论设想，而是一种历史事实；但同时，这个历史进程尚未结束，而且往往误入迷途而陷入原教旨主义，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儒学与儒教问题初探——儒学如何实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浅论

儒学与儒教问题是一个时常困扰学界的学术公案.拙文认为,儒学与儒教总体上并行不悖,儒学即是儒教、儒教即为儒学:儒学是儒教的内核与主体,儒教是儒学的外显与教化;儒学问题不能仅仅停留于理论思辨,而应以服务当前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为旨归.最后,从四个方面讨论了儒学如何实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问题.     

我看儒学和新儒学

儒学是以孔子思想为源头、为基础、为基因而形成、存活、传承的一种学说。儒学发端时,主张既简单又明了,强调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目的是恢复与维护商周的伦常旧制秩序。只是在后来的历史嬗变过程中,儒学才演变成具有多重色彩的复合多面体。儒学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处于一学独霸的地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性特征。儒学文化是中国农耕社会的产物,在封建社会中具有必然性,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起到不可否认的历史作用。但在20世纪,儒学的没落已成为一种历史必然。新儒学具有不争的文化保守主义性质、明显的反现代化色彩、浓厚的文化浪漫主义气息。     

崔大华的儒学论说及其意义

儒学观念体系是一完整的文化生命宇宙,为思想圆环,且环环相扣。在此总的研判下,崔大华先生的《儒学引论》和《儒学的现代命运》的理论创新,是其方法与内涵的统合理路与完整统系的思想创新。《儒学引论》在理论支点上是圆满的,在理论形态上是完整的;《儒学的现代命运》的理论定位是充足的,理论重点是突出的。他对儒学研究的理论贡献有三:一是确证儒学稳定结构的三个理论支点(命、仁、礼)及其历史演变的三种理论形态;二是判析现代儒学研究的三种理论定向及生活呈现的完整精神空间;三是透视儒学再生的现代性困境及未来拓展的文化生命事业。他的两书保持着传统思想观念体系的道德自律精神,其理论研讨所确立的全新视角与其学术考察所拥有的开放内涵,为儒学的历史与现实的有效衔接,提示了内在的逻辑理路,并为儒学未来的发扬光大和影响世界的命运,提供了可能的范式。     

当代儒学的五种形态

在当代中国儒学史上,内容不同、特点各异的开展儒学的形态已然形成,主要包括:宗教儒学、政治儒学、哲学儒学、伦理儒学、生活儒学。这五种儒学形态的形成,不仅有其深厚的理论意蕴,更有其深刻的实践意蕴。它们既是对中国现代性价值资源的探寻,也是对儒家思想的自觉性调适,因而其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儒学普遍主义的追求,而是一种在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张力之间对儒学的创新、对生命的安顿、对民族的铸魂之伟大实践。     

20世纪儒学的学术研究及其意义

以现代儒学的观点来看,中华民族的复兴即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复兴主要是儒家思想的复兴,而儒家思想的复兴,最根本的用力之处是学术建设。从而,学术建设成为20世纪儒学的根本使命,学术儒学也成为这个时代儒学发展的特色。20世纪新儒家,大多以精治中国哲学史或儒学思想史为其学术基础,应当不是偶然的,表明这个时代面临西方哲学的冲击和现代文化的挑战,只有在学术上、理论上对儒学进行梳理和重建,才能立身于哲学思想的场域,得到论辩对方的尊重,与其他思想系统形成合理的互动;也才能说服知识分子,取信于社会大众,改良文化氛围,为儒学的全面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自由儒学与自由主义儒学——评《自由儒学的先声》

在主题化儒学浮上台面的当下，郭萍的《自由儒学的先声——张君劢自由观研究》凸显了一个新命题——“自由儒学”。郭著尝试为自由儒学提供一个完备解释，而不愿将之作为一种政治学说来处理，这在现代自由理论中是较为罕见的。从比较克制的意义上讲，其研究开启了儒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但上述特点也造成了郭著的三个局限。首先，以主体性哲学来为自由奠基，只能导向一种完备哲学教条的建构；其次，郭著偏好性地引证了罗尔斯的“正义论”，而没有注意到其“政治自由主义”；最后，郭著的理论意欲盖过了实践冲动，其致思方向需要反思。     

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的对话

2017年4月25日,应尼山书院邀请,中国儒家学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先生与美国儒家学者、维思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哲学系教授安靖如先生共聚济南大明湖畔,以"中美儒学对话: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为题举行对话,共同探讨世界儒学发展方向。安靖如先生是西方儒学代表人物之一,提出"进步儒学"(Progressive Confucianism)理论,以表达对儒学发展方向、理路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他把儒学理解为一个活的、发展中的传统,强调进步儒学最重要的方法论概念是"有根的全球哲学",即儒学的发展必须既是源自儒家传统的(有根的),又是敞开的(全球的)。黄玉顺先生所创立的"生活儒学"理论,意在发掘儒学所蕴涵的某些能够穿越时空、超越历史地域的观念。生活儒学突破"形上→形下"的观念架构,揭示"生活存在→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的观念层级,强调回归生活本身及其仁爱情感,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和形下学,使儒学能够真正有效地切入当今世界的社会生活。对话过程中,两位儒家分别阐述了各自理论的创构背景、方法架构和核心观念,并且以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为中心进行深入地互动交流,在展现了各自独特的思想个性的同时取得了广泛共识。特别是在儒学发展之"有根的"立场和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上,"进步儒学"与"生活儒学"可谓高度一致。     

应当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评《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

应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新世纪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一脉相承之处,诸如积极回应当下问题、努力尝试复兴儒学、建构儒学本体论等,但毕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两个群体重建儒学的理路不同,所构建的新儒学的思想资源和关注层面相异;建构的儒学本体论也相差甚远.“当代新儒学”试图避免“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困惑,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的超越,并复兴儒学.但这个群体成员对于儒学的本体重构,或者太注重实际操作而显得“急功近利”,或者太“形而上”而难于被理解.“当代新儒学”的观点能否引起学界的共鸣和认可,人们拭目以待.     

后新儒学的“公民儒学”建构及其问题——与生活儒学的“中国正义论”比较

儒家正义论的当代重建是儒家哲学现代转型进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热点,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理论形态是林安梧所建构的"公民儒学"与黄玉顺所建构的"中国正义论"。就"公民儒学"来说,尽管其对于儒学现代转型而言具有方向性的指引效应,但其本身的内容架构却有待贯通与深化。与"中国正义论"相比较,"公民儒学"存在着诸多内在缺失:首先,混淆了制度规范与正义原则的区别,导致二者关系发生错位,即"以礼为义";其次,这种错位关系的根源在于后新儒学"外王—内圣"的思维架构的不彻底,"内圣"与"外王"的"逆转"未能真正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理论困境的超越;最后,"公民儒学"本身的证成陷入了"公民伦理"与"公民社会"的循环论证。"公民儒学"所存在的这些缺失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立足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公民儒学"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与推进。     

儒学发展历史简述

本文以通俗的方式,分六经概述、儒学与先秦诸子的融会、两汉与魏晋隋唐儒学、宋明理学四个部分简要介绍了儒学发展的历史,特别注意提揭各个时期儒学的特点,及各历史时期前后思想承接脉络。对儒学与经学、文学、史学的关系,儒学对各时代政治哲学、伦理思想、社会思潮的影响,儒学在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树立上所起的作用,儒学与佛家、道家的互相吸收、互相影响的关节点,也作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