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时代中国人的西方知识——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曾将对世界各国舆地情势的研究归结为“所以志西洋”,而志西洋的目的“正所以志英吉利”。当时,在西方世界中,英国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交往也最多。因此,对英国的了解与认识,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代表了中     

唐玄宗“有吞四夷之志”辨

唐代开元、天宝时期,唐玄宗重兵实边,并非源于“有吞四夷之志”,而是被边事形势之所迫;重兵实边,是国家职能之所需,是明君英主之必为;唐玄宗并非“有吞四夷之志”,而是对四夷礼兵并举,志在和服四夷,乃至立盟誓约,分疆而治。唐玄宗的军事战略之失,在于军事力量不能相互制衡,而不在于重兵实边。     

《海国闻见录》——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珍贵文献

在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前,国人对域外世界的认识多局限于中国周边的邻国。对此,林则徐曾痛心地指出:“沿海文武员弁,不谙夷情,震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于是,他组织人员编成《四洲志》草稿,革职后交友人魏源扩充而成《海国图志》。林则徐遂被人誉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然而,我们对历史文献稍事梳理就不难发现,在此之前不仅有西洋来华传教士在明末清初对世界知识的传播,也有中国人浪迹欧洲的历史记录。方豪在著名的《中西交通史》中就列举了两位:一是康熙年间的樊守义(1682—1753),曾于1707年随康熙遣使罗马的西洋教士一道去欧洲,前后达十三年之久。樊守义将在欧美及沿途     

郑和与“西洋”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十五世纪初,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先后七次下“西洋”,经历了南洋群岛、波斯湾、红海、和非洲东岸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与“西洋”各国的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与“西洋”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一中国与“西洋”各国,虽然有的比邻相处,有的远隔重洋,但都交往较早。中国和印度半岛的柯枝、古里、小葛兰、榜葛刺以及锡兰等国家的经济交往,自汉唐以来就比较活跃。唐代的韩愈曾有“货通狮子国,乐奏武王台”的记载。印度支那以及南洋一些国家,与中     

公元前后的中西古航线试探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着一条由中国雷州半岛经南洋到达印度洋西北海岸的古航线,记载着西汉使节“黄门”译长等大航海家沿着该航线遍历南洋、南亚、波斯湾与红海的动人事迹。但是由于多年来对这条航线所经各国的译名考释不一,因而这条可以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中非古航线,不曾确定其全部走向。现在我们有必要根据史料记载重新进行探讨,以便更深刻地了解我国古代人民对于世界文明作出了何等有益的贡献。     

目夷考

青铜器中带有“孤竹”铭文的 ,今知共有 6器 7铭。关于“孤竹”的考认 ,李学勤先生已撰二文。若关于“孤竹”的考认不误 ,则据《史记》记载 ,“孤竹”二字旁之合文徽号应即“目夷”。总括“夷”字的字义有“人”、“仁人”、“东方之人”、“持弓之人”、“平”5种。大概“夷”字为东方夷人所自造 ,所以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夷”字与“人”即“仁字可通用 ,而与“尸”字完全不同 ,学界向以“尸”通“夷” ,是由于二字易于相混之故。史书中目夷族又记作墨氏、墨台氏、默怡氏 ,当以“目夷”为本字。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南洋叙事

中国现代作家如徐志摩、许地山、老舍、郁达夫等都曾置身南洋这个文化场域,并书写了不少相关的南洋文本。这种南洋书写并没有深入到南洋社会内部,未能真实反映出南洋的社会历史现状,相对于从西洋、东洋寻求文化知识或革命真理这些启蒙现代性或革命现代性目标而言,中国现代作家的南洋叙事别具一格,其中亦折射出现代作家面对南洋时的文化优越心态。     

论洋务时期中国人的全球文化观念

洋务时期的全球文化观念是对华夏文化中心论的突破．在重新审视中国和实际观照西洋的基点上，洋务时期的一部分中国人开始从“天圆地方”、“中央之国”、“天下第一”等“天朝”神话中醒转，寻回和重塑中国的真实形象，率先实现了由“天下第一”到“全球之一”的心理变革．借助于洞察和思索，洋务时期的中国人开始正视和认可西洋“风教远胜中国”的现实，西洋人和西洋文化被纳入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认知范围的扩展促成了文化心态的开放和多元。传统的“天朝”观念所卵翼下的“华夷之辨”的精神围墙被推倒，一种崭新的文化多元思想日渐萌生并形成．中西文化“通”“同”说的出现是洋务时期中国人全球文化观念形成的一大标识，它从“求同”为基本价值取向，力主泯中西之界限，破中西之壁垒，以“同”求“通”，以西补中，由此实现对西学的延纳和中西文化的重构和整合．洋务时期的全球文化观念是洋务时期中国人世界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规定和制约了洋务运动的成败．     

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在华学术活动

十六、七世纪之交,也即我国明代末期的万历、天启和崇祯年间,欧洲的一批耶稣会士,联翩而至,到中国沿海和腹地开展传教活动,与此同时,他们对西洋的科学、哲学、艺术作了相当广泛的翻译介绍工作。在这批耶稣会士中,利玛窦的名望最高,影响最大。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的在华活动,有种种评议。赞誉者给耶稣会士以“圣洁的布道者”、“西洋文明的伟大传播者”(见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     

郑和下西洋到过新加坡

据考证,我国古代大航海家郑和在七次(一说八次)下西洋时,曾到过新加坡。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在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从郑和下西洋的一张航海图《武备志·郑和航海图》中,清楚地记载着郑和的舰队经过新加坡开往马六甲的行程,其中写到“淡马锡”。这个“淡马锡”就是新加坡的古名。郑和下西洋的舰队是从福建起航,向南洋进发,驻扎在马六甲。当时的马六甲扼东西交通的咽喉,各国的商贾云集于港口,成为东方贸易的商港。华人也大量移居马六甲。郑和的舰队要到马六甲,毫无疑问必需经过新加坡海峡。当时陪同郑和下西洋的通译员,留下记载的有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著的《西洋番国志》及黄省曾著的     

性善与正心：船山的气学工夫论

王船山的气学工夫论将作为气化流行之根据的“健顺之德”显现在自己的心中,从而有“恒志”之实现。“健顺之德”表现为人心的“知能之德”,是发现和践行“理”的能力,也是人的天道之性。心通过对“理”的发现和践行开辟出人道,从而有日生日成之性。天道向人道的转换,根植于人的健顺知能之德,而有性善之领会;有赖于心对理的发现和践行,而有正心之工夫。船山的气学工夫论不以超越的“理一”为目标,而是追求人道中的众理相续,实现了对宋明理学工夫论的突破。     

清季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初探

清季汉译西洋史教科书是中国近代史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末为解决学堂教科书剧缺矛盾 ,翻译了大量西洋史教科书 ,这些教科书不仅对当时学堂的历史教育 ,对改造普通中国人的“世界”观 ,而且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 ,都有重要的影响。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语境中 ,汉译西洋史教科书还具有“救亡”的资鉴意义 ,表现出了强烈的功利色彩。     

胡适思想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传统与西化”的论争中提出的“一心一意的现代化”“全盘吸收西洋现代文明”的主张,使他一直被认为是“全盘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但他毕生所坚持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揭示的却是一个“古今之变”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只有人文情感和理性精神的全面再生,取代古代那种禁锢情感与理性的宗教信仰,我们才能从古代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然而,近十年来有关“反思现代性”的讨论中,却出现了各种否定理性、主张重建中国社会的宗教信仰,以及把“古今之变”转换成中西方文化对立、批判西方文化霸权的观点。该文试图从胡适思想的角度,来对这些问题做初步探讨。     

李鸿章的战略思想与甲午之败

甲午战争是以海战为中心的中日军事大对抗，中国方面的枢纽人物自当首推李鸿章。李鸿章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者。早在19世纪60年代，李鸿章就与左宗棠、沈葆桢等人分头设局办厂，制造船舰，催生“中国海军萌芽”①。70年代，李、沈同受光绪帝之命，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1879年冬．沈氏去世。从80年代初开始，“海军之规划逐专属于李鸿章，乃设水师营务处于天津，办理海军事务”②。当时他的目标很明确：“日本国小民贫，虚骄喜事。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分之所以谋创水师不…     

严复对“意”的诠译

“意”概念是中国哲学中非常重要的词语之一。区别于古典时代,严复以诠译方式对“意”概念的哲学内涵做了新阐发。其中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在意我关系上强调“意”为心之主,并借此以“积意成我”的思想对“万物皆备于我”进行新阐发;二是针对意之运行过程,严复分别考察了觉、感、情、思、志之间的关系,描述了一个复杂多元的意识活动过程;三是对意志与行为关系问题进行分析,指明人之行动过程是志与事之统合。志为行动之开展提供意义与方法,而事意味着行动得以开展的客观要素,完整的行动过程是志与事之统一。严复对“意”的诠译激活了中国传统中“意”的概念,同时为中西哲学之融通提供了新的可能。     

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与西画东传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们因传教之需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的西洋绘画。西洋绘画的输入对中国传统画风产生了重要影响,画坛上开始出现传统绘画与西洋绘画相融合的新局面。“西画东传”是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     

《瀛寰志略》与《海国图志》之比较

在1840年到1861年之间中国人写成的22种有关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中,影响最大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就两书的比较而言,写作动机的不同决定了内容的不同取舍,而内容的不同取舍又决定了两书的不同特点,即《海国图志》以博见长,《瀛寰志略》以精取胜。但无论是《海国图志》的以博见长,还是《瀛寰志略》的以精取胜,实际上都有它们的合理性,也都实现了自己的写作宗旨和目的。我们很难笼统地在它们之间分出谁优谁劣。作为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历史地理书,《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中对世界大势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它们的介绍具有较为全面,重点突出,新知识、旧观念这样三个特点。除它们所共同具有的这些特点外,在“睁眼看世界”方面,《瀛寰志略》有三点要优胜于《海国图志》：一是对传统的华夷观念的突破;二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三是对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重要地位的认识。如果说《瀛寰志略》之优长在“睁眼看世界”的话,那么,《海国图志》之优长则在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学习西方列强的长处,用来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亦即学习西方成了时代的主题或历史潮流,《瀛寰志略》通过对世界大势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使国人对西方有所了解和认识,从而为他们提供了产生向西方学习之要求的可能性,但《瀛寰志略》本身并没有包含向西方学习的内容;而《海国图志》提出的“师夷长技”的主张则开启了近代学习西方的新潮流。这一新潮流曾支配晚清社会和思想界达数十年之久。     

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推动世界现代化学术繁荣

<正>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既要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纪之问,也要回答“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现代化之问。放在以百年计、千年计的“长时段”中审视,自大航海时代拉开全球化序幕以来,现代化率先在西欧突破,随后向全球扩展,形成了不可抗拒的世界性潮流,成为决定人类社会和各国命运的关键变量。西方国家率先打开现代化大门,     

略论司马迁的道家思想

司马迁曾将自己的著史宗旨明确概括为“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而他在贯彻这一宗旨时 ,又表现出明显的道家思想倾向。在“究天人之际”时 ,司马迁以道家的天道自然观为宗镜 ,主张顺天而动 ,同时突出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扬弃了以天命为中心的神秘主义思想。司马迁强调人类社会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 ,志在“通古今之变” ,而这又是对道家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本于道家的批判精神、人格独立意识和抱朴守真思想 ,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成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另外 ,在社会政治观、人生理想以及文章风格等方面 ,司马迁也颇得道家思想之沾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