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湖南赈灾救灾

晚清湖南赈灾措施相当完备,历代赈救之术,凡赈济、平粜、施粥、除害、蠲缓、借贷、无不具备;日益崛起的绅士阶层、方兴未艾的近代报刊、电讯及交通事业,有力地推动了晚清湖南赈务的发展,实现了传统荒政向近代荒政转变的重大突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1922年湖南华洋筹赈会的活动

民国十年（1921年）,湖南省发生春荒秋旱且受灾面积广大。“因政府放米出关,致失中外信用,不能募集巨款”（长沙《大公报》,1922年1月5日,以下凡引自该报者只注日期）,湖南省政府无法应付荒灾。时值凤凰人士熊希龄由京返湘,见情势颇急,加上历年向国内各方募赈已成弩末,且旅京筹赈会在湖南办理义赈会4年已精疲力竭,于是借鉴办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灾赈务时赖外侨人士筹募巨款的经验,决意在湘组织赈团。湖南华洋筹赈会应运而生。湖南华洋筹赈会是由中外人士共同组成的赈灾救济团体,推熊希龄、赵恒惕为会长,谭延闿、聂其杰及美、…     

吕宋票-助赈彩票:晚清舶来品到本土化的移植——试析中国近代彩票的萌芽

最早在中国销售的彩票是菲律宾创设的吕宋票。近代国人对吕宋票由置疑至趋之若骛,其间伴随着对吕宋票或禁或弛的主张。最终,吕宋票因其"以济民需"的为善之举契合了传统文化中的道义主张而为国人效仿。近代义赈团体为着"变资助赈"之需而兴设的助赈彩票预示着中国近代彩票完成了由舶来品到本土化的移植。     

道德价值转型中的清末彩票

"尚义耻利"、"为善得福"是中国传统义利观的表述,中国近代彩票正是借助"为善"之名的"义赈"而得以产生.对于"义赈彩票",社会民众基于"君子言义"以及"乐善之心"的传统文化而给予普遍的认同,官方也采取不干涉态度;而对于以"逐利"为目的的各色彩票,社会舆论最初大多持禁止态度.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转型以及传统价值观念的变化,对近代彩票的弛与禁也呈现出博弈之态.隐藏在这种博弈后面的是传统与近代、社会与经济的双层互动.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用人机制与荒政社会化——对1931年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调查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机构出现了组织社会化的新动向,为救济1931年江淮大水而成立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灾区派出机构(以下统称"国水委")堪为其例."国水委"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或倚重社会资本或倾向文化资本的上下有别的用人特点.在对赈务职员聘任的流程中,"国水委"设计出担保与督察双管齐下的风险防控机制.这种趋向于社会化和公开化的用人机制,使"国水委"选拔出了从基层到中、高层的赈灾人才梯队,从而较好地保证了救灾队伍的自律和赈务事业的效率.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国水委"不啻为中国荒政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官方组织.     

捐廉助赈与清代荒政施赈主体多元化的发展——以《抚豫恤灾录》为中心的考察

乾嘉之际社会经济衰微,天人观念下的官赈独尊陷入困境,统治者对捐廉助赈犹疑不定。嘉庆十八年(1813年)河南发生受灾七十余州县的大旱灾,民变继之,合省各级官员两次捐廉助赈得到皇帝默许与支持,并在以后作为各地官员捐廉助赈的成案,推广至全国,渐趋常态化。这一转变肯认了捐廉助赈的作用,开启了清代中期荒政施赈主体多元化、社会化发展的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于传统荒政的近代转型有着重大意义。     

晚清"义赈"与中国近代早期彩票

随着晚清"义赈"的出现,义赈同人为筹集资金,解应急所需,遂仿效西洋吕宋票实行变资助赈,从而催生出了中国近代本土早期彩票.在此过程中,"义赈"这一新的赈灾机制不仅为晚清本土彩票的产生提供了契机,还由此提供了迥异于传统射彩之法的社会土壤."救荒济难"的赈灾旗号不仅为晚清彩票的合理化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撑,还使其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因其"迹近赌博"而可能招致的官厅的禁令.     

清末社会变革中的灾荒赈济

晚清社会急剧变革,促使我国灾荒赈济呈现出许多新的时代特点近代工商企业捐款助赈;民间义赈逐步成为灾荒赈济的重要方式;近代交通、通讯、报馆等新兴行业推动了荒政近代化;外国人员在华赈济活动开创了灾荒赈济国际合作的新渠道.     

社会与公益——浅析中国近代彩票与传统射彩的区别

晚清彩票属于中国近代转型期的新生事物。它直接参照的是近代西洋彩票,而非传统赌博在近代的演变;晚清彩票假"义赈"名号"以济善需",不但成功规避了官府针对赌博的禁令,且在价值取向上划清了与传统赌博的界限,从而使其与传统射彩区别开来。     

晚清彩票市场的角逐——以江南义赈彩票与北洋顺直义赈彩票间的争夺为中心

晚清,随著西洋吕宋票退出中国市场,促成了近代本土江南义赈彩票的创设.而伴随洋商在华彩票公司的纷纷创设以及又先后被取缔,则更加催生了以北洋顺直义赈彩票为典型的各省地方彩票.众多地方彩票的开设,引发了一场对其时中国彩票中心市场--上海彩票市场的纷争.在彩票市场纷争的背后,除却实在利益的考量外,亦有国人在近代转型过程中对近代新生事物认识上的一些误区.     

道德与经济博弈下的晚清彩票——以“江南义赈票”为中心的探讨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彩票借助"助赈"这一资源而产生.中国近代彩票的发行受到时局以及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时社会上对彩票弛与禁态度的交织,更是清末社会道德价值现与经济效用博弈的体现.     

明代救灾用人问题初探

救灾用人关系到救灾的成败,因而"救荒贵在得人"就成了明代人的普遍认识.明代救灾官员的选任,既重廉洁.亦重能力,强调廉、能的结合.在救灾用人实践中,既承继传统的遣使救灾,又充分发挥巡抚的多重作用,并重视府州县赈务官的选任.但明代的救灾用人无法脱离整个吏治环境而独立存在,故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     

重利尚义：中国近代彩票的社会文化背景浅析

晚清本土彩票属于近代转型时期的产物。一方面,它是直接仿效西洋吕宋票而创设;另一方面,晚清彩票的兴起尽管体现了国人的一种逐利行为,但也有传统道义文化的支撑,即晚清彩票假“义赈”名号使其在价值取向上与传统射彩之法区别开来,从而使其在性质上属于近代新生事物。     

中国红十字会救助1928至1930年西北华北旱荒述略

在对 1928~1930年西北、华北旱荒救济中, 中国红十字会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成立筹赈处和筹赈委员会, 发行“宝塔捐”, 强力推进“救灾保种”救援行动计划, 设立妇孺收容所, 开办灾童留养院, “为中国赈务作一模范”。尽管救援行动存在不能尽如人意之处, 但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值得肯定。     

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救灾思想与实践——以华洋义赈会为例

华洋义赈会作为近代中国一个有国际影响的救灾组织,为西方救灾思想东传提供了平台.置身于其中的传教士以自身的实践感受到中国灾荒频发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缺乏积极的预防措施.为此,他们不停地宣传防灾重于救灾的思想,在参与制定华洋义赈会救灾政策时,将信用合作及筑坝、修路等预防性措施作为治本之策,并付之于实践之中,为华洋义赈会的发展和民国乡村社会建设做出了宝贵贡献.     

清末社会变革中的灾荒赈济

晚清社会急剧变革 ,促使我国灾荒赈济呈现出许多新的时代特点 :近代工商企业捐款助赈 ;民间义赈逐步成为灾荒赈济的重要方式 ;近代交通、通讯、报馆等新兴行业推动了荒政近代化 ;外国人员在华赈济活动开创了灾荒赈济国际合作的新渠道。     

试论太平天国运动对湖南经济的影响

太平天国运动对湖南经济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其主要表现为:一、直接推动了湖南财经政策的改革,扩大了湖南财政自主权;二、冲击了传统的经济秩序,促进了湖南商路的变化和资本主义萌芽;三、促进了湖南手工、军工业的发展,成为催生湖南近代经济的一大重要动因.     

中国传统荒政程序:理论与实践——基于明清救荒书和两湖地区赈济实例的考察

宋明以来中国救荒书的发达和国家救荒程序化规章的不断出台构建起中国传统荒政的理论宝库,但它们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荒政理论有了实质性的进步.对明清救荒书和两湖地区不同朝代赈济实例的考察表明,传统灾荒赈济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时空条件都会影响到荒政的实施效果.救荒策略的成功运用和救荒程序的顺利完成更多地取决于救荒措施、手段的配置,财源的争取和动员,赈务的组织和协调以及地方官的个人素质等"实践性因素".     

晚清时期民间义赈活动探析

晚清时期各种灾荒不断,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以绅士富民为主体的民间义赈活动兴起.与以往传统义赈相比,晚清时期的民间义赈具有活动范围扩大化、活动内容多样化、活动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规范化等特点,它是晚清时期赈灾救灾中重要的力量.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历史环境的局限,民间义赈也存在不足与缺陷.     

论近代市民社会的区域特质和历史轨迹--以清末民初湖南长沙为个案

以清末民初湖南长沙区域市民社会为个案的研究显示,近代长沙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深受近代区域政治因素、近代经济发展、城市内陆特征的影响,市民社会呈现出与之相应的传统与新型并存的区域特质,观察近代长沙市民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则揭示出区域历史传统无形而又深刻的影响力,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