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政府信任： 文化心理与制度绩效的影响及其交互效应

文化心理和制度绩效被认为是政府信任的重要来源,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公民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怎样的机制导致了对中央政府信任程度高而对地方政府信任程度低？实证结果显示,威权主义价值观、经济绩效和政府回应性对中央信任和地方信任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同时,威权主义价值观和政府回应性对信任差值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表明威权主义价值观和政府回应性是信任差序的重要来源。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对中央信任的影响中,经济绩效与威权主义价值观存在负向交互效应;对地方信任的影响中,政府回应性与威权主义价值观存在负向交互效应;对信任差值的影响中,经济绩效与威权主义价值观的交互项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     

媒介使用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基于全国代表性数据的实证研究

媒介使用在环境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正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CGSS2013）的数据,使用Ordered Probit回归建立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媒介使用对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后,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传统媒介（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新媒介（互联网和手机）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在中央政府层面,新媒介对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的影响要显著高于传统媒介。基于对研究发现的讨论,建议政府在传统媒介平台上满足公众多元化的环境信息需求,着手从新媒介平台搜集公众建议以改进环境治理,重点针对新媒介平台上的环境热点事件制定解决方案。     

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合法性分析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的行政授权、日益完善的法律规范和民众对于经济发展成就的认可等方面,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暴露出愈来愈多的不合理之处,同时地方政府不当经济行为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的社会影响逐步凸显出来,引起公众的关注和强烈不满,从而形成了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合法性的挑战.面对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合法化困境,地方政府应从公民自治组织、社会舆情、政府自身等层面提升其经济行为的合法性.     

政府工作绩效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实证分析

为探讨政府工作绩效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政府工作绩效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并通过KHB法检验可能存在的中介机制。结果表明,政府工作绩效正向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生活满意度和社会公平感是政府工作绩效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要中介机制。因此,在提高政府工作绩效的同时,提高公众的生活满意度和社会公平感能有效提高地方政府的公信力。     

我国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困境与对策分析

相对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具有绝对的优势提供地方性公共服务,从而理所当然地成为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在我国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由于在能力、动力与压力方面存在多重困境,致使其提供的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不能有效地满足地方公众的需求。要提高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应针对现存困境,从能力保障、动力激励与压力转化机制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     

技术依赖、财政支持与府际竞争: 政府数据开放绩效的“推拉模型”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针对政府数据开放制定了系列政策,为地方政府自主探索开放数据发展方案释放了激励性政策信号。随着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实践的深入,地方政府间数据开放绩效的分异和差距愈加凸显。为解释同样的央级激励性政策作用下,地方政府数据开放绩效差异如何形成,基于经典TOE框架的技术、组织和环境分析维度,结合资源基础理论和绩效锦标赛理论,构建了一个解释我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绩效影响机制的“推拉模型”。通过定性比较分析,发现技术推力、组织推力和环境拉力共同构成政府数据开放绩效的“推拉”系统。技术依赖、地方财政支持和府际竞争是影响地方政府数据开放绩效的核心机制,地方政府数据开放的绩效差异在“推拉”之间逐渐形成和外显。     

博弈视角下的房价调控分析

目前,国家正在积极对房价进行调控,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但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双方调控收益方面的差异,使得调控政策执行还未完全发挥其最大效果。通过博弈论的方法分析在不同信息条件下中央与地方政府对房价政策的博弈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规制的成本过高,是我国高房价难以制止的原因;通过引入公众参与机制,同时加强制度约束等方式可以降低规制成本;通过减少中央政府调控成本、合理建立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等途径,可以改善我国现有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果。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的设计与筛选

在行政改革实践中,政府绩效评估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机制、技术和工具,对于提高政府工作效能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在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中,指标建构是核心问题,绩效指标的设置决定了政府工作的主要内容和努力方向.针对我国现有地方政府绩效指标中存在的问题,从政府合法性与价值标准重构的角度出发,可以在理论上构建一套基本涵盖政府工作各个方面、较为全面的指标体系,并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进行遴选,最终提炼出一套精练、有效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的设计与筛选

在行政改革实践中，政府绩效评估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机制、技术和工具，对于提高政府工作效能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在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中，指标建构是核心问题，绩效指标的设置决定了政府工作的主要内容和努力方向。针对我国现有地方政府绩效指标中存在的问题，从政府合法性与价值标准重构的角度出发，可以在理论上构建一套基本涵盖政府工作各个方面、较为全面的指标体系，并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进行遴选，最终提炼出一套精练、有效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公共产品类型、绩效与政府满意度差异

利用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2010年公共产品与政府服务调查数据,探究了公共产品类型和绩效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满意度的不同影响。根据民众对政府公共产品提供责任的期望,将公共产品分为完全政府型、政府主导型和个体主导型3类。回归结果显示,公共产品提供绩效对中央政府满意度影响较小,对地方政府满意度影响较大。其中,中央政府受政府主导型公共产品影响最为显著,地方政府受个体主导型公共产品影响较大。     

中国政府公信力的特殊性分析

政府公信力是现代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在西方学者研究基础之上,近年来对中国政府公信力的研究日益增多,但是已有研究大多忽略了中国政府公信力和西方国家政府公信力之间的内在差异,而偏重于对政府公信力的含义和学理解释,缺乏分析上的准确性和经验之上的参照物。对中国政府公信力的研究应从理想概念转化为经验描述,而这种经验描述也必须在国内外比较的基础上完成。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公信力相比较,中国政府公信力具有公众对中央政府的高度信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巨大差距、中央政府公信力相对稳定这三个重要的特征,地方政府公信力流失现象严重。透视特征背后的原因,它们既带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刻烙印,也是在一系列新的制度变迁和政策价值的转变过程中所形成的。     

政策控制与利益申诉:中国古代救灾活动的政府层级协作逻辑

救灾活动的有效实施需要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间的密切配合。文章聚焦于古代救灾活动中政府纵向间的合作逻辑,以大量历史文本为研究素材,借助内容分析法对我国古代救灾活动中层级政府间的协同合作机制进行深入探索。研究表明,古代救灾过程在纵向上存在着上行与下行两种路径,上行路径即基层与地方政府向上报灾勘灾,中央政府向上天忏悔祈福;下行路径即中央政府制定救灾政令,地方政府响应政令,基层政府落实政令。层级政府间互动配合的救灾过程,实际上是以中央通过资源输入,强化控制地方行为这一结果为导向,同时也是地方向中央表达利益诉求,表示自身忠诚的体现。     

主体选择: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研究的视角及问题域

主体选择是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研究视角,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主体选择的基础理论、系统构成、制度保障及运作机制等构成了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主体选择研究问题域中的基本问题。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主体包括公共权力组织、公众及公共性社会中介组织。保障和巩固公共权力组织主导的、以公共性社会中介组织为主体的公众本位循环评估机制,必须加强评估主体选择的制度建设。     

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变革的基本动力研究

根据利益与权力的辩证关系,地方政府有着追求并强化自身利益和权力的内在需求,这一需求是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变革的根本动力所在。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变革取向、地方政府的权力扩张倾向与区域市场自由化构成了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变革的基本动力结构。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这种动力结构的内在机制,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变革呈现出不同的类型。     

地方政府绩效研究视角的转变:从管理到治理

地方政府绩效是衡量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如何有效提升地方政府绩效是实践者和研究者共同面对的一个难题.在对我国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制度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地方政府绩效的研究应该实现从管理视角到治理视角的转变.解释了地方政府绩效治理的概念和特征,构建了一个地方政府绩效治理模型,并根据模型阐述了地方政府绩效的治理机制及其实现途径,为地方政府绩效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共同生产行为与公共服务感知绩效：对环境治理的一个跨层次分析

环境治理是政府与公众共同生产的过程,新公共治理理论强调,公众的共同生产行为对公共服务的有效性至关重要,但共同生产行为对公共服务评价的影响仍存在不同研究结论。实证结果显示,个体共同生产行为对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并没有直接显著的影响,但通过引入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入这一组织层面的变量后发现,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入对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当地方政府投入高时,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呈正相关;当地方政府投入低时,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呈负相关。同时,地方政府的投入行为对公共服务感知绩效的影响存在外溢性特征,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投入会正向影响公众对中央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评价。     

我国地方政府组织存在的问题与改革路径

我国地方政府在层级结构中存在着层级过多过乱、划分没有固定的标准、随意性大、权力导向过于集中等问题;当前地方政府在类型结构中存在地方政府类型与法律规定不一致、设置多沿袭历史传统、缺乏科学设计成分、多考虑政治与行政需要,而没有考虑到经济的需要等问题。地方政府体制结构改革的基本路径有:逐步精简地方政府层次、采取“虚省实地”和“撤镇强县”;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理顺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等。     

基于公众满意度的我国基层政府绩效评估探析

基层政府是整个政府体系的基础部分,基层政府绩效评估机制的完善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整个政府体系评估机制的创新,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绩效的提升起着关键作用。我国基层政府应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将基层政府绩效评估置于公众满意度导向之下。在确定＂公众满意＂为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和中心目标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基层政府绩效评估面临的困境和制约因素,并结合我国国情提了优化基层政府绩效评估的诸项建议。     

地方政府竞争与公共服务:基于中部六省数据的实证研究(1996～2005)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中央放权的利益诱导下加剧了竞争,这客观上推动了GDP增长,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新一届政府提出了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的理念,在公共服务领域增加投入、提升质量.由于中央政府掌握着财政资源分配和官员升迁的决定权,中央的政策风向标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某些地方将公共服务作为政府间竞争的新增长点,试图以此提升竞争绩效.以此为背景,通过对地方政府竞争进行政治和市场维度的二元划分,构建起相关的模型和指标体系.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通过统计排序对中部六省从1996至2005年问的竞争绩效和公共服务水平进行评估和比较,进而利用最小二乘法(OLS)建立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 (1)各省在政治和市场维度竞争上的表现存在一定差异; (2)各省公共服务水平在2002年之后逐渐趋同; (3)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共服务水平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4)公共服务水平的改进有助于提升当地政治维度竞争绩效,而政治维度的竞争优势反过来又有助于推动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两者构成一个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地方政府间竞争与地方立法的关系之理论透析

当前,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已深嵌入"改革的国家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内部,在发挥这一体制或模式的绩效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深刻的合法化、规范化难题。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本质上是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经济竞争,它带来了一系列制度化的效果。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关系成为地方立法的结构性约束条件,以其为动力的地方立法,一方面,发展出了工具理性、实验主义、制度绩效等突出特点;另一方面,也存在地方立法的民主合法化基础的缺失、法治系数偏低、规范冲突等风险。其需要从规范竞争秩序、完善政治问责机制、加强立法的公众参与等三个方面进行制度防范和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