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

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是他“一家之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司马迁把“立德”、“立言”、“立功”作为人生的三大价值取向,认为在挫折和逆境中忍辱奋进是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条件,在他看来,人们应当珍视生命,面对死亡应有崇高的价值追求,要死得其所,要死得有价值。     

简论司马迁的经济管理思想

针对"善者因之"的思想阐释了司马迁的宏观经济管理方针;针对"治生之学"分析了司马迁关于经营手工业作坊、商号、庄园等产业的微观经济思想,指出司马迁的经济管理思想深受道家法乎自然思想的影响。     

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传承与超越

司马迁与汉代经学之间有着复杂关系。汉代经学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天人政治观、经学历史观、经学伦理观等层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著述动机,集中反映出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整体性超越。     

汉代的易学与史学

两汉时期,我国传统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辉煌成就。与此同时,易学也得到迅速发展,并对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陆贾、司马迁、班固、荀悦等著名史家深受易学的启迪和濡染,其史学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易学思想。汉代易学的发展为史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而史学的发展又促进了易学思想的广泛传播。易学与史学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共同推动汉代学术不断前行。     

汉代思妇诗与汉代社会的互现

汉代思妇诗是汉代社会的反映,它与汉代力役、兵役、游学、游宦制度、汉代女性的婚恋与守节,以及汉代文人尤其是东汉文人的婚恋思想密切相关,呈现出丰厚深挚文化的特质。     

汉代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

汉代,中国文学已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代,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观念的自觉,社会主流意识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其二,是文体的自觉,作为艺文,为了赋予其审美功能,经典的创作使文学作品按类别具有了稳定的体裁格式上的要求;其三,是创作审美追求的自觉。由于社会有文学消费的需要,供需方都将焦点集中到文本审美这个供需点上,创作主体对文学审美特征有明确的认识,并在自己的创作中极力加以表现;其四,有一支专业的创作队伍;其五,产生了一批能表现时代精神并得以影响后世的经典性的作品;其六,学界有了对作家、作品的深入研究,并自发开展了文学批评活动;其七,主流社会对作家和作品有普遍的认同和尊重。     

历史的浪漫：司马迁的蔺相如叙事

司马迁在为蔺相如列传的过程中，从搜得的旧闻中选择了三个典型的“故事”予以叙述，它们分别是完璧归赵、渑池会通、退让廉颇。但在处理与加工这些“故事”的过程中，司马迁尽力发挥了其卓越的想象力。表现出非凡的叙事艺术技巧与能力，并以历史浪漫主义的态度塑造了蔺相如的人物形象，令史学与文学的结合恰到好处，无愧创作出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历史的浪漫：司马迁的蔺相如叙事

司马迁在为蔺相如列传的过程中,从搜得的旧闻中选择了三个典型的"故事"予以叙述,它们分别是完璧归赵、渑池会通、退让廉颇.但在处理与加工这些"故事"的过程中,司马迁尽力发挥了其卓越的想象力,表现出非凡的叙事艺术技巧与能力,并以历史浪漫主义的态度塑造了蔺相如的人物形象,令史学与文学的结合恰到好处,无愧创作出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汉代梁国的社会文化风貌

梁国在汉代社会生活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梁国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其社会政治状况的变化与中央政府的约束力有很大关系。虽然有的诸侯王飞扬跋扈迫近皇权,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只能是一种现象,而没有动摇中央集权。梁国的经济、社会文化丰富多彩,农业经济、商业经济给王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以《五经》传播为特色的文化建设独树一帜。     

论汉代的社会保障思想

汉代社会保障内容丰富,以民为本是汉代社会保障的思想基础。汉代社会救济思想包括贫困救济和灾后补救两部分,可以细分为养恤、安辑、赈济、调粟、放贷和节约等学说。仓储后备说是依靠国家力量来储粮备荒、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利的思想。尊老养老不仅是汉代衡量上至将相、下至平民的伦理道德规范,而且统治者还将其上升至政治理论与实践的高度,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极力倡导全体国人执行。"调均"思想包括贫富有差和贫富有度两个方面,立论重点是防止贫富过分悬殊,只有解决好民生问题,民众才会听命于君主。早期佛教和道教中的慈善思想初具雏形,开后世宗教慈善之先河。民本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保障思想与专制统治共存,属于专制思想范畴。     

论齐梁皇族萧氏愿文

齐梁皇族萧氏愿文内容几乎完全来自佛经,若干愿文采用具有显著佛经特色的套子式行文,形成了齐梁皇族萧氏愿文鲜明的特色:与佛经的关系至为密切。现存齐梁萧氏愿文体现了此期愿文篇幅比较长的特征。     

儒学社会中王朝的合法性及其历史建构

儒学社会中存在着某种超越于诸朝代之上的有关王朝的角色设置即王朝角色。王朝的兴起或更替需要满足整个社会对王朝的角色期待,并且这种期待成为王朝自身合法性的来源。正是各个王朝对王朝角色的共同认知、扮演及其所引起的角色失败、角色更替,才共同促进了儒学社会的不断变迁。     

汉代文字整理与经学研究

文字是汉代经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清末形成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基础就是今文、古文的字体问题.汉代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学者都对文字进行了积极的整理,每一次文字整理都对经学研究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同时经学研究也对文字整理有积极的影响.我们通过汉代的文字整理可以观察汉代经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情况,也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一些问题.     

浅议唐诗论中的“势”

“势”是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唐诗所具有的重要特征。在唐诗论中,“势”这一概念出现频率较高,含义也不尽相同。本文通过对唐诗论中“势”的分析,认为“势”首先是指诗歌创作中意象展开、组合的一种方式,其次,“势”也指意象之间内在的规律及其所呈现的态势。     

明代的"社师"与基层社会--以黄佐《泰泉乡礼》为中心

从《泰泉乡礼》来看,明代的社师主要是由以"生员"阶层为核心的基层士人群体所构成的.其生计的维系主要来源于"束癊"所得,并在相对低下的经济待遇中承担起了"启蒙养正"的社会基础教育职责.同时,作为基层文化人的代表,社师通过其"导风化俗"的社会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基层社会生活的管理,并承担了一定的社会教化与管理职责.     

论晋人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

西晋统一王朝的建立,唤起了士大夫文士的中兴期盼,也为大赋的繁荣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并使汉代赋学观在晋代得到接受和传播。对汉代赋学观的接受形成了晋人赋学观的兼容开放与大度;在抒情小赋繁荣之际,大赋勃尔复兴于赋坛,荟萃成为大赋小赋争奇斗艳,各展风姿的绚丽景观,使晋代成为六朝辞赋创作最为繁荣活跃、成就最高的时期。     

从《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看两种货币与汉初社会

关于秦汉间的货币,《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通志·食货略》、《文献通考·钱币一》、《钱币考》等,皆沿袭类似的材料,汉初社会的货币情形俱未得到清晰的记述。张家山汉简的发现,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转机。本文结合《二年律令》具体探讨当时的货币情形与折射出来的社会状况。汉初社会有两种货币,即黄金和铜钱。通过对它们的使用和功能的分析,折射出当时经济萧条、通货紧张、伪钱盛行、物贵钱轻、重金贱钱、敛金风起的社会现象。这种研究有助于更准确地了解汉初二十年的货币和社会状况。     

汉代中央的厩

汉代中央的厩设置于长安城内外。东汉中央厩的数目较之西汉有所减省。中央厩由帝室财政系统掌管，其马匹主要从传统养马区选择，罚没、从地方征调也是中央厩马的重要来源。厩马主要供皇帝及帝室成员骑乘，祭祀、补充地方传置，以及作为军马等。中央厩所设置的职官主要有令、丞、监等，其秩级虽低，但和皇帝关系密切。厩在两汉时期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行政体系逐渐发育成熟。     

汉代官吏的经学化及其经学刑德观的形成

两汉时期,随着儒家经学的发展,在以经治国的影响下,汉代士人和官僚不断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汉代官僚集团及汉代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这对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在经学的侵润和熏陶下,汉代官僚的经学刑德观也不断渗透到汉代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刑德观成为封建法律的灵魂,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立法、司法和狱政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