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育率变化及人口发展分析

对中国人口未来发展的趋势及本世纪末可能达到的人口数量有着不同的估计,问题的中心是对生育率受各种因素综合作用时变化的可能性估计不一。为此,我们选择了对生育率影响最严重的社会、经济、文化、政策因素,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由于中国正     

生育率反弹是我国八十年代人口控制中的一大特征

纵观一个人口或若干人口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不同年龄的年龄别生育率具有显著的差异。一般来说,生育率在15～19岁较低,这是由低向高转变的加速阶段;20～30岁通常达到峰值,然后逐龄加速下降。不同国家与地区在不同时间的年龄别生育率差异也是不同的,有的差异很大。 在控制条件下,生育率峰值在20～24岁之间的,称为早期生育控制型;生育率峰值在30～34岁之间的,称为晚期生育控制型;介于两者之间的,即生育率峰值在25～29岁的,称为中期生育控制型。从中期生育控制型向早期生育控制型逆向转变,以及其间峰值年龄别生育率前移等连锁性逆向前移,就是生育率的反弹现象。     

我国未来人口趋势的特点及其涵义

我国未来人口的发展趋势的以下几点是肯定的,人口数量要继续增加40～50年。到2000年人口总数将增加到12.5亿上下。下个世纪对我国人口总数的影响,除了生育率以外,死亡率下降对增加人口数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如果死亡率下降较快,人口总数最多时达到14～15亿的可能性很大。人口年龄中位数一直上升,人口老龄化已成必然趋势。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变化举世罕见,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可分为4个阶段:(1)年轻型人口向成年型人口转化(70年代初至1982年)。70年代初我国生育率下降之时,人口老龄化就开始了。到1982年已经完成了从年轻型人口向成年型人口的转     

制度创新与人口控制

展望90年代我国的人口控制,城市基本上实现了生育一胎化,生育率已不可能再进一步降低;农村局部地区的早婚、早育和多胎生育可以加强管理进一步控制,但从总体上看农村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严重约束。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人口控制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进行管理制度创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生育管理模式;二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进行制度创新,创造自发或自觉控制生育行为的机制。     

灾难事件对生育率的影响：历史经验与现实思考

纵观人类历史,任何一次重大灾难事件都会导致生育率波动变化。灾难事件周期与生育率变动的一般规律为:生育率在灾难事件发生短期内会受挫下降,灾难事件恢复中期内回升反弹,灾后长周期内则回归灾难事件前的变动大趋势。从外在因素的影响看,灾难事件范围越广,波及人口越多且致死率越高,生育率波动越剧烈,疫情和与环境有关的灾难事件可能会对生育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从内在因素的影响看,灾害发生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与家庭经济能力、人口年龄结构以及政府的应对能力等会影响生育率波动幅度,但不会改变波动方向。通过影响机制分析,初步观察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生育率下降是高死亡数量带来的心理冲击、经济衰退、停工停产以及对未来生活预期不明朗和信心减弱综合作用的结果。     

人口知识

育龄妇女生育率有几种?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育龄妇女是指从月经来潮到绝经止这一年龄阶段内的妇女,因为这一年龄段内的妇女有受孕生小孩的可能。国际上通用的育龄妇女的年龄界限为15岁到49岁。育龄妇女生育率主要有以下几种: (1)育龄妇女总生育率:是指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全体育龄妇女人数和这些妇女生育的小孩数之比。所谓全体育龄妇女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从15岁到49岁的妇女;二是指这个年龄阶段内的妇女不论     

信息时代的人口动力学

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使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的6.0降到目前的1.8,已低于临界生育率水平,并稳定地保持了近10年。扭转了过去300多年中国人口急剧增长的趋势,有望于2030年前后达到零增长,把人口稳定在15亿左右的水平上,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最根本的基础条件。全世界人口的总和生育率近年来有所下降,但高于临界生育率,人口总量仍在继续增长,2050年可能突破100亿。继续降低总和生育率仍然是人口学界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要保持中国未来人口系统的稳定和提高人民的福祉,加强人口学科学研究,建立人口全息系统工程,对全社会的人口状态进行不间断监测,为逐步完善人口政策提供实时信息。该系统的信息应能准确到人,关爱到人,服务到人,与其它社会信息系统联网,如电子健康(eHealth)、地理信息系统(GIS)、环境、社会保障和安全、教育系统等,形成国家基础信息系统的骨干主网。     

论家族文化对农村人口控制的影响

国外生育率转变理论认为,经济因素,特别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影响人口发展过程的主要因素,经济的现代化是生育率革命和人口革命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了,生育率自然而然地就会发生根本性转变。也有的学者把“财富流”在父代和子代之间的流动方向和数量,作为决定生育率高低的根本性条件。我认为,这些以西方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为基础的理论,很难诠释我国农村的生育率转变过程,尤其不能解释我国农村生育率水平下降至更替水平后遇到的硬性约束,即在男性偏好支配下的超生行为。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家族文化对农民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文化因素对我国生育率转变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经济因素,这与西方国家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     

我国人口转变与人口政策之间的关系

第三次人口普查及全国千分之一生育率调查资料公布后,我国出生率迅速下降的事实已得到举世公认:在一个经济文化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大国,总和生育率在不到一代人时间内,由6个左右降到了更替水平。这被许多人称为“奇迹”,并纷纷研究其产生的根源,以求借鉴和推广。但也有些人并没有认真研究这一问题,就断言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是靠政策强制达到的。因此研究并论证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客观条件是十分必要的。     

人口增长与经济财富

笔者对人口迅速增长会导致地球上居民财富的减少和福利水平的降低这一观点提出了疑义,认为从历史上看较低的人口增长率意味着较低的经济增长率,而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经济的迅速发展对生育率产生极大的影响。本文从多方面论述了人是重要的经济财富,人口增长没有导致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率的降低。     

控制人口的关键是普及义务教育

影响人口生育率的因素是多方面、错综复杂的。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医疗卫生状况、人们受文化教育的程度、人口政策等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变化,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目前,人口学界越来越关注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对降低生育率的作用。但是,在影响生育率的诸因素中,文化因素的作用与地位到底怎样,人们并不是很明确的。例如“浙江生育率变动的分析”(见《人口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编)一文指出:文化教育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经济是影响生育率的决定性因素、人口政策是影响生育率的关键因素。然而,各个因素对降低我国当前生育水平的净作用大小如何、文化因素在所有影响生育率变动的因素中又占据怎样的地位,该文的分析是不清楚的,缺乏进一步深入的定量分析。本文利用我国第三次、第四次人口普查、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和历年统计年鉴资料对文化因素与生育率的关系进行定量研究。     

面对负增长:上海人口政策是否需要改变

从1993年起上海率先在全国诸省市中进入人口负增长状态。由于人口增长态势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口控制相联系,因而,这一人口现象的出现引起人们的关注,乃至对人口政策本身的检讨是正常的。本文从上海人口负增长的形成过程及其原因的角度探讨负增长与人口政策的关系,进而讨论人口政策是否需要改变的问题。负增长是长期低生育率的结果,而低生育率是人口转变的必然趋向,由负增长引出的社会经济问题(包括人口问题)亟须关注重视,但这些问题的消弭并不可能指望通过人口政策的调整(哪怕是较大的调整)来实现,并且,盲目的调整可能引出新的问题。因此,就上海的人口政策而言,至少在本世纪内不宜作大幅度调整,根本性的改变则更不可取。     

从死亡水平对生育水平的内在关系谈贫困地区人口控制

从死亡水平对生育水平的内在关系谈贫困地区人口控制杨宗贵一个人口群的死亡水平直接影响到妇女的生育，即是说，人口存活率与生育率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生育的目的，一是为了“种的繁衍”，要生育足够数量的后代来接替老一代，达到世代延续。二是为了生产出足够数量...     

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

从人口均衡发展的角度对人口转变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人口转变是由低级人口均衡转变为高级人口均衡的跃迁过程,人口"总量相对静止、结构高位稳定"是最理想的人口发展状态。中国人口转变经历了超前经济发展的"人口转变"和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后人口转变"两个阶段,人口转变过程中需跨越"高少儿抚养"和"高老年赡养"的两次陷阱。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和提升人口素质是未来根本任务,从较短期看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从中长期看总和生育率回归更替水平,是"后人口转变"时期的战略目标,也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由之路。     

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完善是我国农村生育率下降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苏南农村人口转变的启示

众所周知,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接近或达到更替水平,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在这方面,城市走在农村的前面,不少城市生育率已达到并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农村生育率虽高于城市,但从70年代起已开始明显下降。我国农村生育率为什么能下降,能否持续稳定下降?农村生育率下降是靠政策威力,强迫命令,“超经济控制”,还是“计划生育超前”,众说纷     

中国的人口控制与人口增长

本文在回顾已有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评估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人口转变的角度来进一步说明计划生育带来的快速生育率下降对中国人口规模增长的影响。本文引进人口乘数的概念,即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规模增加倍数,来说明中国计划生育引导下的快速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人口乘数达到发展中国家中的最低水平,对中国的发展将作出历史性贡献。本文最后探讨了中国人口控制给发展带来的机遇和同时存在的一些严峻挑战。     

从稳定低生育率到稳定人口──新世纪人口态势模拟

本文首先讨论了低生育率的内涵,从稳定人口理论出发探讨了稳定低生育率的必要性。低生育率以更替水平为上限,政策生育水平为下限。对低生育率变化范围内,未来百年的中国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模拟,根据结果探讨了２１世纪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     

中国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与人口老龄化

本文提出中国人口老龄化本身并不一定就是问题，伴随着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而出现的人口老龄化在初期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在１９５０～１９９０年的人口年龄构成变动中，生育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远远大于死亡率下降的影响；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这一时期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低生育率条件下，由于不同队列人口规模的差异和人口惯性的存在，仍然会使中国人口向老龄化发展。     

中国低年龄在业女性人口与早婚早育

妇女在业状况对其婚育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这在人口学研究中已成定论.无论从国外的情况,①还是国内的统计分析都表明,②③不在业妇女生育率高于在业妇女.但是,这些研究中都没有把不同年龄段女性在业状况对婚育行为的影响加以区别分析.事实上,这一影响的差别是十分显著的.从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看,低年龄女性和全部育龄妇女在业率对生育的影响甚至是反方向的.     

有关低生育率的几个问题

１低生育率的概念与事实 在过去的２００年里，人类人口经历了死亡率和生育率由高到低的“革命性”转变，人口学家们称之为“人口转变”。如果从量上来刻划这种转变，一般是平均预期寿命从４０岁以下上升到６５岁以上，总和生育率从６以上降到３以下。所有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历了这种转变。然而从发达国家的趋势看，死亡率和生育率在达到低水平后，仍然在继续下降。２０世纪末，发达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７５岁，总和生育率降到了１．５。因此，２１世纪的来临，往往被称作“长寿时代”的来临和“低生育率时代”的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