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章学诚“六经皆史”说重估

在后经学时代重估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意义,可以看出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六经皆史”说强调“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六经之载道,乃是通过明述事的方式显示道。依照经学态度,“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中居间的“事”失落了,只剩下言与道,二者之间也被误解为明述关系。如此,言蜕变、异化为离事之“空言”。事变,道亦变,故道不备于六经。经学态度误将关于道的默会知识当作明述知识,误将“语意”（话语意义）化约为“语义”（语句意义）。把握“语意”需要作为默会能力的“神解”和作为学习之方的“效法”。经学态度之误,不仅在于不足以发明六经所载之道,而且还误在通过六经把握恒久之至道的雄心。作为历史撰述的言实际上也是事之一种。历史撰述在双重意义上做事：通过观念层面的“作”达到现实层面的“作”。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史分期与“近世”问题——日本东洋史学的理论探索及其价值

19世纪末日本的那珂通世最先以“上世/中世/近世”的西洋式历史分期法来撰写中国通史,接着内藤湖南提出“宋代近世说”并进行论述,后来宫崎市定予以继承和发展,且将“近世”与西洋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相对应、相比较,遂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史亦即所谓“东洋史”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上古/中古/近古”与“上世/中世/近世”之间、“近世”与“近代”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逐渐明晰,“近世”的内涵逐渐得到确定和确认。“近世”既是“中世”后的时代,也是“前近代”的时代,是一个崭新的变革时代。这样的“近世”不仅是东方史的分期术语,也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历史性质的判断用词。“近世”论以及“上世/中世/近世”分期法,打破了以往以改朝换代为线索的史撰模式,将东洋史纳入了世界史体系,又颠覆了西方人关于东方历史只有改朝换代周而复始的历史这一刻板的印象,具有很强的史学理论价值,不仅对日本东洋学、东洋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中国20世纪后一百多年的历史学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