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年之丧”在晋唐间的演变?

“三年之丧”的古礼在晋唐之间曾发生过重大变迁。在皇家服丧方面,晋唐间,“三年之丧”从“心丧三年”发展成了“以日易月”,但这里的“以日易月”与汉魏时期的已经有着重大差别。在社会上,“三年之丧”逐渐受到各阶层认可,并被朝廷以立法形式予以支持。以上变迁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关系密切。     

论“三年之丧”在汉晋时期的演变

“三年之丧”的古礼在汉晋之间曾发生过较大变化。在汉代,由于统治者需要,“三年之丧”发展成为“以日易月”。到了两晋时期,服丧形式又从“以日易月”发展成为“諒誾终制,心丧三年”。这种变化是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的。     

从郑玄、王肃的丧期之争看经典与社会的互动

三年之丧在儒家经典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历来深受重视,分歧也因此较多。就丧期而言,有郑玄、王肃的二十七月、二十五月之争。王肃依据两汉以来三年之丧皆为二十五月的历史事实,提出祥同月。郑玄更看重理论上的合理性,认为礼缘情制,但需立中制节,所以重视祭而延长丧期,并通过祥异月确立的原则体现儒家丧礼的制作精神,以求收拾人心、整合社会之功用。两晋以后,郑玄之说逐渐流行,成为从朝廷到民间都普遍遵守的制度,但遵守的同时又意味着对郑玄当初用意的背离,人们看重的只是丧期的延长更适合表达丧礼中必要的哀戚之心,而这种重视情感的表达方式总是能够获得朝廷与社会舆论的褒誉。这一过程中,社会与经典之间相互作用,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     

周代三年之丧考

周代通行三年之丧，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行之。但实行的具体情况与《仪礼·丧服》所载稍异，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死板，居丧期间也可以进行一些日常活动。三年丧于周代存在地域上、社会等级上的差别，其内涵也是在不断充实的。     

“三年之丧”与“孔子复礼”

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而行至孔子所在的春秋末年,已然是礼崩乐坏.孔子欲借助“三年之丧”所独具的双重功效,由孝而仁,由仁而礼,由礼而和,所以“三年之丧”成为了“孔子复礼”的新宠,被提至到“古今天下之通丧”的高度.孔子的宣传,为“三年之丧”在后世由礼入法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弟子为师心丧三年提供了契机,为后世孝道、仁政和尊师重教的传统奠定了基石.     

《齐物论》中“吾丧我”之新论

“吾丧我”是《齐物论》一篇的题眼,在前人阐释中有着不同的理解。“吾丧我”的要义原指“遗形忘心”的状态,其内涵为“两行”,其方法为“以明”和“物化”,其境界为“无己”。     

"三年之丧"起源新论

“三年之丧”的记载最早见于春秋时期,但是当时并未真正实行过。殷代和西周也未实行过“三年之丧”。春秋战国时代各国普遍实行的是一种"既葬除丧"的短丧。《尚书·无逸》所谓"高宗谅阴,三年不言",是指高宗诚信地进行衣祀,阴即衣祀。三是虚数,三年是指殷代的一个衣祀年。殷人从武丁到帝乙、帝辛时代一直在举行衣(殷)祀,即系统的周祭。春秋时期孔子等人结合殷代的周祭,将当时通行的"既葬除丧"的社会习俗加以规范理想化的改造,就演变成了后世儒家尊奉的"三年之丧"这种丧服制度中的最高礼仪。     

略论汉代的三年丧

三年丧始于商周,但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很少有人实行。汉文帝临终时曾制短丧诏,但自武帝时即有服三年丧的记载,到西汉后期服三年丧的渐多,东汉遂成风气。汉代统治者对于三年丧的政策诏令虽有前后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但总的说来却是持支持、鼓励的态度,甚至带头服三年丧。盖因汉代盛行经学,而东汉统治者又特别提倡名教礼法使然。     

北宋时期李定“匿丧”事件探析

宋代丁所生母忧虽较之嫡母在服制上有所区别,但丁忧官员仍需解官持心丧三年。李定被荐入京之后,因奏对称旨而为神宗所拔擢,其"匿丧"事件在此时出现有一定巧合。在仇氏是否为李定所生母尚且不明的情况下,御史即弹劾李定匿丧,进而指责王安石庇护其匿丧的行为,最后"匿丧"事件因李定改官而沉寂,其实质是让李定远离权力的中心和神宗的视野。同时,从皇帝对与青苗法意见不同官员的态度、李定任官的变化及其"匿丧"事件的处理来看,此"匿丧"事件实际上是皇帝个人权力运行与朝臣恪守"祖宗法"的博弈,二者相互制约,推动着宋代政治文明的演进。     

“安”可否作为儒家伦理实践的判准？——从“女安则为之”谈起

针对“安”是否可以作为儒家伦理实践判准的讨论,以《论语·阳货》“三年之丧”文本为据,从“女安则为之”出发,通过文本解析、“安”的伦理分析、“安”之外的伦理考虑三个方面进行论证。研究发现,宰我和孔子在“三年之丧”的讨论中孔子提出了“女安则为之”,“安”可否作为伦理行为的标准就在于良心可否作为伦理行为的标准;良心有其主观性以及客观限制,良心所判断的行为价值与其客观价值不相符合,孔子着重伦理教育的重点在于能恰当正确地感受和表达情感,让良心所判断的行为价值能与其客观价值相符合,可见“安”可以作为儒家伦理实践的初步内在判准,但不是“最终”判准或“唯一”判准,仍须尽力合乎客观伦理道德标准,努力培养“正确良心”。     

两汉时期的丧葬礼俗考略

两汉时期的丧葬礼俗反映了封建社会初期的一些特点。儒家的三年之丧在社会上并不流行。对鬼神的迷信和孝观念的盛行使两汉兴起了厚葬之风。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出现了封建的家族墓地。对祖先的祭祀在民间盛行 ,并出现了祭祀的场所———祠堂。     

朱熹“宁宗嫡孙承重”说与庆元党禁的走向

根据朱熹的建议，宋宁宗以“嫡孙承重”形式为祖父孝宗服三年之丧，但这导致宁宗在即位后的27个月内不能举行各种吉礼，不能“全享万乘之尊”。韩侂胄及其党羽则力主宁宗不应该“嫡孙承重”，帮助宁宗提前结束了三年之丧；当宪圣太皇太后吴氏驾崩时，韩氏又篡改了其真实的讳日，保证计划中的宁宗第一次南郊之礼照常举行，也在客观上避免了宁宗以嫡曾孙身份服第二个三年之丧。这些举措获得了宁宗的信任，削弱了朱熹等道学士大夫对宁宗的影响力，使韩侂胄集团得以通过庆元党禁击败道学士大夫，决定了宁宗朝前期的政局发展之走向。朱熹创造性地应用“嫡孙承重”理论，反映了他对汉唐经学的精深造诣和拳拳服膺，而通过经学研究介入重大政治决策，也呈现出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独特气象。     

巴人乐舞小考(节选)

巴东野三关一带,可见土家族的“跳丧鼓”,这种民族民间的舞蹈魅力,使人仿佛置身于几千年前的古代,不仅当时为之激动,时至今日,其高亢的歌声,深沉的鼓点,粗犷的舞姿,还恼人不寐。 考其源流,笔者认为跳丧鼓是一种原始社会舞蹈的遗风,同时具有奴隶社会巫歌巫舞的色彩,亦体现了秦末汉初巴人和楚人文化的交融,是古代巴人舞蹈的余火在燃烧。     

《上博七·郑子家丧》“(怲口)”字补释

《上博七·郑子家丧》有“(怲口)”字,对此字之释读,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文章分析了此字的结构,认为其字乃从厂、从心,丙声,在简文中读为“变”.笔者此读法于音义皆通,在字形上则可解决诸家释为“病”的矛盾.     

鄂西土家跳丧特点

在湖北巴东、建始、恩施、鹤峰、五峰和长阳各县连的清江流域土家族聚居地区,有一种特殊的丧俗——跳丧。老人死后,乡邻们会集一起欢歌狂舞,通宵达旦。过去,有人曾说,这是守灵之变。现在也许多种说法。本文试图通过土家族跳丧同我国现行丧礼、西南各民族跳丧的比较,对土家跳丧的特殊内涵及其特点进行探讨。一、从我国现行丧礼看土家跳丧特点现在,我们国家企事业机关某某逝世后,大都要举行追悼会。这种追悼会,多在宽大灵堂里举行。堂内高挂青纱镶围的死者遗像,还放着许许多多花圈。在花圈边一条纸上写上     

林光治学思想简论

林光的治学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去思,贵疑,注重心与理的权衡应用;二是工夫上心闲而一,静养而动应,事之未至一其心,事之既接一其心;三是以自得为统摄,讲求自得于己,以心为一切事物的权度,注重以静养主导动应。     

秦汉时期吏卒归宁制度新探

丧假为秦汉时期吏卒休假名目之一种。传世文献中所记录的丧葬礼俗,多关涉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僚,丧制屡经变革。出土的简牍材料则从法律与行政的层面反映了更为基层的且显著不同的吏卒宁告面貌。包括吏卒的具体指涉与行丧的对象、丧假的长短变化、宁毕服役等问题。由秦至汉,既有承袭,又有区别。秦时丧假政策较为严苛,至汉则删繁就简,显示了国家的“体恤”态度。与此同时,为家中女性成员的奔丧规制,显示了当时社会里母亲的较高地位和作为妻子的女性逐步受到重视。     

陆九渊"心即理"的一种读解

陆九渊在科举制度严重破环士人的人格,浮论虚说的学风盛行的时代条件下,为回归孔孟儒学之真精神,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心即理"要求学者收拾精神在内,以明得本心,也即明得天地赋予人心之"实理"。人们在实事实行中依理而行,才可谓通向圣贤之路。象山"心即理"命题提出了一种相异于程朱学派的心性理论,有其特色,也有其缺憾之处。     

阳明心学“三路向”对大学生道德培养的启示

王阳明心学在道德培养上有三种路向:第一种从“负的方法”(格心)开始,其道德培养的理路是“格心-去恶-致知”(由反至正);第二种从“正的方法”(良知)开始,其道德培养的理路是“良知-传习-为善”(由正至正);第三种从“合的方法”(知行合一)开始,其道德培养的理路是“良知-念发-意行”(由知至行).在这三层结构中,“格心”是起始,“良知”是目标,“致良知”是途径.阳明心学的“行”是内心世界的“意行”,不是道德实践的“践行”.大学生道德培养的着力点是防止“知”而“不行”.内外统一、实践考察、德福统一是防止“知”“行”脱节的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