蹈虚蹑影 通天尽人——中国古代绘画精神畅想

《庄子·天地》篇有一则寓言:“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司马彪注:玄珠,道真也)。使知(理智)索之而不得;使离朱(色也,视觉)索之而不得,使喫诟(言辩或声闻)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吕惠卿注:“象则非无,罔则非有,不皦不昧,玄珠之所以得也。”郭嵩焘说:“知者以神索之,离朱索之形影矣,喫诟索之声闻矣,是以愈索而愈远也。象罔者,     

从《荀子》用例中探讨“安”字的若干特殊用法

《墨子·耕柱》中有一段文字,记述墨子同楚国鲁阳文君的对话,墨子问:“今有人于此,牛羊刍豢,雍人但割而和之,食之不可胜食也;见人之作饼,则还然窃之,曰:‘舍余食。’不知甘肥(“甘肥”原作“日月”,张纯一从曹本改)安不足乎?其有窃疾乎?”接下鲁阳文君答:“有窃疾也。”这里的“安”字,《墨子集解》的撰者认为     

屈原与宋钘、尹文之研究(下)

三、屈原与宋、尹思想之比较1.屈原与宋尹天道观之比较道家的自然天道观,在宋尹手里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其根本标志就在于,他们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道即精气的概念。关于“精气”,《内业》说:“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精也是气,是气之精致,纯粹的部分。而其性质、状态及作用,《内业》中则描绘说: 凡物之精,比(本作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此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敬守而勿失,是谓成德。德成而智出,万物毕得。     

儒家之“仁”的意象诠释——仁道的本体论建构

“仁”是中国哲学和儒家文化的内核,含义丰富而深刻。其虽复杂而多变,然亦整体而系统。不同视角,或有不同发现。以“易”观之,仁即是易道,不外“意-象-言”。仁之义,有浑全、有流行、有本体。或象之以春气,或状之以流水,其实,不过“生生”二字,此即仁之浑全。及其开显,则有流行三变：仁-义-礼。仁者,意也,仁之体;义者,象也,仁之道;礼者,言也,仁之事。三态流转,循环往复。其卷而藏者,方以智,超言绝象;其展而现者,行以勇,神妙莫测;其中而枢者,性以仁,寂然不动。故仁之本体,亦有三性：仁、智、勇。以上三者,即仁论之总纲,诠释之理路。由此,哲学之诠释便是大道之流转,真我之主宰。此以“意-象-言”这一本源为思维脉络、结构原理而展开的诠释,便是“意象诠释”。同构同源是其体,同构相推乃其用,中道圆融实其质。故曰其神圆,其道中,其构同。     

从汉字演化史论汉字创造对文艺创作心物论的影响

中国汉字从创造到演变都没有脱离"象"之"意",在汉字的演化史中,形成了稳定而鲜明的观物取象、以象生意的思维方式.以文字为基础的文艺创作也不断被这种思维方式所作用,特别是文艺创作"心物"论.文艺创作"心物"论注重心对物之感、意随象而生,这与文字创造的观物取象、以象生意的思维方式一脉相承.同时,心物相感之象在继承汉字创造之象时,又进行了艺术化的创造和发展,虽保持着形象性、具体性,但它不力求反映具体事物的原貌,而是在情感化和审美化方面进行了一种超越.     

廖平的小学研究和成就

古代有小学、大学之分。大学以诗书礼乐为学习内容,而小学则以文字训诂为教授内容,故小学成为文字学的别称。《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可见,小学是古代学生的基础教育,对小学的掌握程度,将影响着一个人后来学问的发展。     

关于书法意象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对“意象”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梳理与反思,指出了“意象”是中国人体悟自然与人及其相互关系的必然选择与智慧;“意象”理论的发展经过了《易》象同体→言以成象、象以尽意→得意忘象、得意忘言→意之所承、象之图载→忘言得相、忘象得意→奢靡形似、华丽新奇→理气合一和超以象外的发展过程。并对书法意象理论从哲学与美学、书法意象史层面的研究进行了再思考;从书论层面揭示了书法意象的主要规律为书法形、势与态之象来于自然,皆从自然会悟意化而得,且经过了意形到意理再到意神的发展过程;书法意象的表现贵于澄神静虑、适意任情、意在笔先且字字意别;书法之法得于法象而取意;汉字之六书奠定了书法意象的文字基础;书法意象具有人书合一的寄情性;六书体的产生皆来源于意象;书法意象贵在神、心、气、手相合不二等主要结论。进而探讨了书法意象体系的宏观建构,并指出了书法意象理论研究应包括的主要方向。     

“不解丹青追世好”——苏轼论艺术创新

苏轼反对文学创作的雷同。他写的《答张文潜书》中有一段人们熟知的文字: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 此则王氏之同也。”这一段文字是批评王安石的。王安石的一些散文,言辞犀利,说理透彻,不失为好的文章。苏轼认为,他的毛病“在於好使人同己”,要求天下人的文风和自己的一个样。这就使得文坛象盐碱荒滩,黄茅白苇,一望无边,十分单调荒凉。     

反诘句相反见意——辨《经传释词》“不”“无”为语词之误

予读王伯申《经传释词》以“不”“无”为语词说,窃有惑焉。盖古人于反诘句,本是相反见意,故注家亦相反为说。反诘之肯定句释为否定,反诘之否定句释为肯定。句意本当如此,非释词也“不”“无”既表反诘,岂为语词?试看,凡反诘句,其句型肯定者,其句意则为否定。注家皆相反而说之。如《书·尧典》“嚚讼可乎?”此肯定之反诘句。某氏传曰:”可乎?言不可”。“可”,言“不可”,此相反为说也。故此句意实为否定。《左传》成公十五年,“欲免得乎”?杜预注:“言不得”。昭公元年,“敢乎?”杜预注:“言不敢”。《周语下》:“齐其有乎”?韦昭注:     

鲁迅的小诗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和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摩罗诗力说。) 前言凡是写下评述作品的文字,自来被认为一种“冒险”的行为。特别是所评述的乃属于并非徒然从单纯或表面的摸触便可以得到真解的。鲁迅先生在生前就反对过人们对于自己的“谬托知己,舐皮论骨”。     

汉字声化论稿

“声化”是一种重要的文字现象。就“声化”问题进行探讨,无论是对文字形体演变的规律,还是对形声字来源的认识,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声化”问题的提出及刍议 三十年代,唐兰先生在北大执教,写过一本叫《古文字学导论》的讲义。在这本书里,唐先生首先提出了非声字(包括他的象形和象意两类)的声化。以后,在他四九年出版的《中国文字学》里又用三段文字加以阐述。其中一段指出象意字的声化。他说:     

《沧浪诗话》中“别材”、“别趣”说之我见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上引《沧浪诗话·诗辨》中的“别材”、“别趣”之说,是最为后人争论之点。誉之者云:“宋人谭艺半陈因,独有沧浪得解新”;毁之者云:“目翳者别见空华,热病者旁指鬼物,严氏之论诗,亦其翳热之病耳!”追究历来对于严羽“别材”、“别趣”     

论训诂之旨本乎声音

对于汉字形音义三者的辩证关系，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恰如其分地把握住。只注重形体，而忽略声音，或望文生训，或不知贯通，易简之理既失，大道遂多歧亡羊。为矫正此弊，清代乾嘉学者才不得不反复申言“训诂之旨本手声音”，“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其义即存乎声，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矣”。然而，倘若由此而走向一种极端，唯文字声音是求，全然不顾汉字形义关系的一般约定俗成性，不顾汉字使用的基本规范性，那就必然要走火入魔，闹出一些不可思议的＂训诂新解＂的笑话来。     

略论传统形式逻辑概念论的问题

传统形式逻辑(以下简称形式逻辑)的概念论,其中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探索其实质的问题,比如概念是否就是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概念和名辞的关系是什么……等等。弄清这类问题有利于扫清形式逻辑改进中的某些障碍。形式逻辑传入我国,并不是一开始就把概念作为它研究的对象。最早介绍形式逻辑的书是明末李之藻翻译的《名理探》,未见过原书,不敢妄议。较早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是严复的译书。严译耶方斯《名学浅说》来言概念(concept),但言端(term)与名(name)。书中说“在名学为端者,在常语为名。而在常语为名者,又皆文律书中所言之名物字也。”严译《穆勒名学》,开宗明义便提出逻辑“必以分析语言为始事”。并以“论名”为逻辑的首要问题。书中说“精而论之,名物之名乎?抑意之名乎?自古至今之公言常法观之,则名者固物名也。而理家或以为未尽,则以名为意之     

关于司马迁忍辱求生的原因——“仆又佴之蚕室”的注释问题

<正> “仆又佴之蚕室”语见司马迁的《报压安书》: 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饵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乎!悲乎!上引文字,系据萧统编的《文选》。其中“仆又佴之蚕室”一句,《汉书·司马迁传》作“仆又茸以蚕室”。此句文字略有出入,注家解释颇殊。《文选》李善注引如淳曰:“佴,次也,若人相次也。人志切。”五臣注因袭并补充李善注云:“佴,次也。蚕室,汉行割刑(引者按:谓腌割之刑,即腐刑,亦曰宫刑)之室,使其避风养创者。言     

象·实象·假象——“易象”与中国古代文学形象理论的关系问题

《易传·系辞下》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周易》是一部“象”书,“易象”是其核心。“易象”的特点是通过描绘具体事物,构成种种形象逼真的“象”,以比喻、象征一定的道理,其具体方法有“实象”和“假象”之分,这与文学艺术的通过创造一定的艺术形象,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的思维和认识方式颇有一致之处。《易传》认识到了“易象”的这一特点,它发展了春秋以来的“卦象”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取象”说和“言”“意”关系说,对“易象”的特点作了较深入的描述。《周易》虽然不是一部文学     

韩非《定法》注译

〔原文〕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应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于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毛泽东文章的气势

以“气”论文,在中国素有传统。所谓“气”,一方面是指人的精神、意志所产生的内驱力;一方面是指作品内容通过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的气势。两者有因果关系。韩愈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文章之气是在语言流畅得宜的前提下产生的;而语言的流畅得宜,则     

对转注、假借的再认识

“六书”是作为六种造字法被总结出来的,秦汉至唐都无甚异议。《汉书·艺文志》说:“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颜师古注:“文字之义,总归六书,故曰立字之本也。”可是到了南唐,徐锴就隐约地提出假借是用字之法。他在《说文系传》中说:“假借则一字数用,转注则一义数文。”清代学者戴震除了肯定假借是用字之法外,还提出转注也是用字之法。他的《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说:“四者(指事、象形、谐声、会意),书之体,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数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印、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曰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伸,依     

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读《庄》漫笔之七

《德充符》篇第一段前三层,中心在“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一语,所谓“审乎无假”,即明白“其宗”也。宗旨,根本是也。所守之宗与物之迁化相对,而迁化必与差异相联系,由此,所守之“宗”,当指宇宙中一种相对稳定、统一的方面。“不与物迁”的含义:从时间上说,是不随着事物的流转而流转;从空间上说,是不为万物的差异所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