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蒙古语词书

任何语言词汇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是词书研究。在革命的新蒙古,各类科学事业蓬勃发展,其中语言学占有重要的地位。蒙古学者从各个方面编纂了许多有关祖国语言的词书。这些词书在普通中学和高年级蒙古语课程中使用,特别是在词汇学,修辞学和正词法课程中使用,对提高语言课的教学效果起了重要作用。为此,我把现代蒙古语方面的词书(仅指蒙古学者编纂的)作了如下统计。     

关于蒙古语的bgetel-e一词

我自大学毕业近40年来,一直从事蒙古语言尤其是《元朝秘史》语言的研究。此间,我出版了有关《元朝秘史》研究方面的一系列丛书。在研究《元朝秘史》语言的过程中,具有bai-有”的意义的b(?)-、a-两个动词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两个动词在现代蒙古语中虽然不再作为动词使用,但在13、14世纪的蒙古语中是广泛     

蒙古语中古老的内部屈折构词法探析

内部屈折法是古代蒙古语的一种构词方法,而现代蒙古语中它不是一种构词方法.但它在很多词中作为一种古老的构词方法被保留了下来,并且这些词互相都有共同义位,这为蒙古语词源、构词法以及蒙古语言发展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并且对古代蒙古族语言思维及文化心理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古蒙古语与现代东乡语同源词汇研究——以《蒙古秘史》语言为视角

《蒙古秘史》语言的研究在学术界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蒙古秘史》语言与现代东乡语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在语言词汇的同源性方面。那么,如何界定现代东乡语中存在的源于《蒙古秘史》的中古蒙古语同源词汇,以及这些词汇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显著特点,对研究现代东乡语的词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蒙古秘史》中体现的古代蒙古族教育观

《蒙古秘史》一书不仅是记载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历史文献，更是教育事件研究的结晶。通过对它的研究能揭示13世纪蒙古高原的独特游牧生活教育方式、古老教育方式的奥妙和适应于游牧生活的特点。本文首先介绍了《蒙古秘史》的研究现状，说明了对本书教育方面研究的薄弱点；然后举例《蒙古秘史》中体现的有关教育方面的事件，分析古代蒙古族游牧生活...     

村上正二著《蒙古帝国史研究》

村上正二著《蒙古帝国史研究》［日］吉田顺一村上正二先生在蒙古帝国史研究中所做出的巨大业绩，我们不需要过多地加以说明，因为作为蒙古学者没有一人不受益于《蒙古秘史》（全三卷）这部书。同样，根据村上先生有关蒙古帝国方面的论著，无疑才有很多人加深了对蒙古帝国...     

“语法是什么”解说中所存在的概念混淆现象

如果我们向语法学家们请教:“‘语法’一词的含义是什么?”他们有的会说:“‘语法’有两个意思:一个指语法本身,一个指语法书。比方说,‘你这话不合语法’,这是指语法本身。又如说,‘这是一本语法’,这是指讲语法的书。”也有的说:“人们有时侯用‘语法’这个名称代表语言的语法构造本身,有时候又用它代表语法学,因此有必要分清这两个概念。”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语法”一词可以有三种含义:一指语言的“语法规律本身”,它“是语言中客观存在的”;二指语法学,它     

现、当代东裕固语的变化及其与蒙古语之比较

通过“现、当代东裕固语和现代蒙古语基本核心词之比较”、“现、当代东裕固语的语音存古性及与《蒙古秘史》之互证”两方面,辨析现代东裕固语和当代东裕固语的历时音变过程,并与现代蒙古语进行语音对应比较,从中排列它们之间音变的先后顺序,得出了现代蒙古语是蒙古语族中音变最快、音节缩略最严重的语言,而当代东裕固语是既存古又创新的语言等结论,从而为阿尔泰语系构拟和蒙古语族史研究提供参照性成果。     

贺西格巴图还原《蒙古秘史》被发现并即将面世

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８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阿拉腾松布尔前往内蒙古图书馆蒙文书库特藏部查阅资料，在偶然的情况下，他发现了贺西格巴图还原《蒙古秘史》铅印本。贺西格巴图是内蒙古近代文化名人，著有《古今宝史纲》等书。从这次发现的蒙文还原《蒙古秘史》来看，贺西格巴图还对《蒙古秘史》作了深入研究。所发现的蒙文还原《蒙古秘史》共为二册。前一册书页上用蒙古文粗黑体铅印着“贺西格巴图译蒙古秘史”，旁边用小黑体印着“蒙古秘史”，全书１７９页。后一册用蒙古文粗黑体铅印着“蒙古文意译元朝秘史”第一至五卷，…     

论蒙古民歌的分类

蒙古民歌源远流长。它不但口头流传,而且有些蒙古典籍就曾记载过各类民歌,如《蒙古秘史》、《蒙古源流》、《宝贝念珠》等名著中都能够查见门类繁多的民歌。《元史》就详细记载了蒙古族音乐、舞蹈等艺术方面的内容。蒙古族很早以前就采用过一种叫作“延嘎—伊嘎”、“但—伊嘎”的记写音乐的记谱法,这种记写法已风行于蒙     

《蒙古秘史》地名考

苏联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在一九二六年写道:《秘史》中出现的名称多已不为人们所知”。但是,近时经学者们研究探索,《秘史》中的地名多已解决。经过研究,《秘史》里约有百分之七十的历史地名已经考出。若想查清我们蒙古地区的古今地名,究其移名之因,考其名不传世之由,既可从民间口头文学创作中探求,也可查阅古今     

蒙古语“那可儿”词义的演变

语言既是记录和传播人类文化的符号系统,又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尤其是语言的词及其意义的演变更能反映出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本文试图从《蒙古秘史》中＂那可儿＂一词的词义演变来窥视蒙古族社会生活的变迁。     

《蒙古秘史》简论

很多学者认为,最早的蒙古文献《蒙古秘史》成书于1240年,但原文编纂的确切时间至今尚未得到确定。学者们认为它完成于1228—1264年前后,可以肯定地讲,《蒙古秘史》的编纂年代不超过13世纪后半叶。至于编纂者,学者们的研究也没得出明确的结论。总之这一工作的艰难性是由于这方面的历史文献资料太匮乏所造成的。毫无疑问,《蒙古秘史》是13世纪历史、文学的杰出著作。这部巨著不仅记载了古代蒙古汗的先世,蒙古政权的奠基者成吉思汗的生活、业绩之外,还真实、准确、艺术地描绘了     

《蒙古秘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呼召开

由内蒙古师范大学举办的《蒙古秘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88年8月30日至9月5日先后在呼和浩特市和达茂旗百灵庙举行。来自苏联、蒙古、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美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和中国等10个国家的78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蒙古秘史》成书于1240年,是蒙古民族的第一部书面巨著,是研究蒙古民族历史文化的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除我国外,日、苏、德、美、法、匈和蒙古等许多国家都在研究     

蒙古史学关系史研究

第一部蒙古书面历史著作《纽察·脱卜察安》(《秘史》)是蒙古民族独特的创作,它成书于1240年,这部作品不仅记叙了古代蒙古史上的基本史实,而且反映了古代蒙古人民最重要的历史、艺术和宗教观念。这部文献证明,蒙古人的书面历史是在游牧社会中独立地产生的。然而这并不意味作为文化之一的蒙古历史编纂学是处于世界文明总的发展过程之外的。在《秘史》中就记载着不少有关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材料。例如,书中提到契丹、高丽、唐兀     

关于《蒙古秘史》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整个世界对于有关（蒙古秘史）问题的兴趣正在不断地增长。这种状况从很大程度上应当归结为蒙古和中国的蒙古学者在这个领域中所进行的不懈努力。这些学者们的论著不仅出现在国内外的刊物上，而且还以各种文字加以发表。因此，关于《蒙古秘史》及其相关课题的研究已经不像二十年前由西方和日本有限的专家们所垄断的那样了。有关《蒙古秘史》文本及其内容中的语言、历史、文学和民俗的各种问题均已得到过广泛的讨论，并且出版物数量日益增长，尽管这些出版物的质量在我们看来参差不齐。《蒙古秘史》研究中所提出的语言、…     

新视角 新起点——评贵荣新作《〈蒙古秘史〉谋略》

自近代以来 ,各国学者研究《蒙古秘史》的热情始终没有减退 ,至今已有近 2 0 0年的历史。从研究成果看 ,可以概括为两多一少。即翻译、校勘、注释者多 ,在当代世界主要语种中 ,可能都有《蒙古秘史》的译注本 ;二是论文多 ,无人做过详细统计 ,但其数字肯定是惊人的。与两多比较     

蒙古称号“别乞”与“别吉”

伯希和教授为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一书所做的评注①,总的来说对于蒙古语文学有很多贡献。他在其极有价值的评注中写道:“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14页和18页)谈到别乞(baki)时,对于后妃公主的的称号未置一言,而以为这个称号原来是首领兼巫师的称号,这是可能的,不过只有根据巴托尔德所引《元朝秘史》同一段落建立的一个推论”。②先是巴托尔德,随其后是我,引用的是《元朝秘史》中的同一段话。这里谈到:成吉思汗为自己的部落设立了一种称为别乞(beki)的国家巫师的职位;并     

简论形声字的音和义

语音和语义的关系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任何语言在它形成之初,语音和词义没有必然联系。因此不同民族的语词也就各不相同。如“父亲”这个词,汉语有的地方叫爹,有的地方叫爸,有的地方叫“大爷”“二爷”,按父亲的排行叫。但当一种民族语言已经约定俗成之后,其种语音表示某种意义也就固定下来。如“鹿”就不能说成“马”。在创造近义词时,往往在语音上有一定联系,这种出于同一语音渊源的近义词叫做同源词。同源词的词义相近,是以声音为纽带的。《说文》九千多字中,形声字占百分之八十以     

元代学者著述中所见《脱卜赤颜》考述

今本《元朝秘史》刊刻于明初洪武年间,而它的史源则是蒙古帝国时期开始陆续修纂的内廷秘籍,《元史》上称之为《脱卜赤颜》、《蒙古脱卜赤颜》等。以往的《元朝秘史》文献版本研究主要集中在今本的研究上,对《脱卜赤颜》的纂写、流传颇有忽略。本文梳理了元代学者汉文著述中的相关记载,并参核藏文著述,考述《脱卜赤颜》与国史、实录之关系,并得出如下结论:《脱卜赤颜》并非有一种定本,元廷在续修该书时对原文颇有修改,并且形成了不同的抄本,罗藏丹津所持抄本仅是其中的一种,蔡巴·贡嘎多杰所见《脱卜赤颜》,则是经过修订、续修的另一种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