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搜集的鲁迅《致××》信的收信人和写信时间考

《鲁迅书信集》出版以后,《光明日报》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九日《文学》第六十期,发表了《十五封新搜集的鲁迅书信》。第十三封《致××》信,倪墨炎同志在《关于十五封新搜集的鲁迅书信》(《光明日报》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一文中指出:“第十三封信曾刊《人间世》半月刊一九三九年第二期,收信人姓名被略去。”     

鲁迅致增田涉一信中的两处笔误

鲁迅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致增田涉》信,(译文)开头写道:“七月四日信收到。上海的寒暑表,室内七十度,室外七十七、八度。”(《鲁迅书信集》第1140页)我怀疑排印有错。查看根据增田涉赠送的手迹照片影印的《鲁迅致增田涉书信选》第34页,没有错。据我推想,第二句应是鲁迅回答增田一涉对他生活、身体的关心,特意写出的。     

故实·生平·年代——读鲁迅书信札记

读大作家的书信是很有兴味的事情,从中往往可以看到比他的作品更明晰的意见,而且可以借此钩稽文坛的故实,探索作者的生平。反过来,也可以依据信中所包含的故实和生平考订书信的写作时间。鲁迅书信中适例甚多,试举三则,以发其凡。其一,《鲁迅书信集》附录致王志之断片,注云:“此断片据收信人作《鲁迅印想记》所引抄存。此信约写于1933年。”后来包子衍同志重加考证,订为写于1934年5月22日。按之信中所涉及的文坛故实,此信当写于1933年5月10日。鲁迅与王志之通信始于1932年底。1932年冬鲁迅因母病有北京之行,其间曾会见北京左翼文艺界人士,对“北平左联”的工作有所指示,其主要内容是:“纠正关门主义,如何对     

鲁迅致徐懋庸两信系年考订

据《鲁迅日记》记载和有关资料统计,鲁迅自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开始与徐懋庸(1910—1977)通信起到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夜答徐懋庸公开信止,共致书信五十二封,现见于《鲁迅全集》《鲁迅书信集》者有四十六封,其中收于《鲁迅书信集》之1094号信系年有误,另一封误作残简收于附录,又未加系年。现分别考订如下。     

手电筒朝内

1923年7月19日,鲁迅回到八道湾家中,弟弟周作人铁青着脸,递给他一封绝交信。那一年鲁迅42岁,周作人38岁。随后鲁迅带着母亲和妻子朱安迁出另住。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取书籍什物,周作人夫妇竟趋前辱骂,周作人甚至还向鲁迅抛掷金属钝物。1925年10月21日,鲁迅写出短篇小说《弟兄》。     

致力交流 严于解剖——读鲁迅先生晚年致外国人士的书信

鲁迅一生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而到晚年、这种愿望尤为强烈。今天重温鲁迅先生晚年致外国人士的书信,可以想见当年鲁迅先生呕心沥血、效力交流形象,学习鲁迅先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真诚态度、坦荡胸怀和严于解剖的精神,这对今天加强中外文化交流是很有裨益的。 1932年1月16日,鲁迅在致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家增田涉的信中,回顾了青年时代翻译外国小说的动机、经过和结果:“《域外小说集》发行于一九○七年或一九○八年,我与周作人还在日本东京。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     

“独应”系周氏兄弟共同笔名考论

尽管以往有研究者指出署名“独应”的文章与鲁迅也有关联,但始终缺乏确证。北京鲁迅博物馆所编《中国近现代名人手札大系》第7卷(周作人卷)中收录的“独应”致钱玄同信,对照《钱玄同文集》中所收录的钱玄同致鲁迅信,为“独应”作为兄弟二人共同笔名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而从现存20封鲁迅致周作人书信中,可以看到鲁迅与周作人在翻译上的合作,比之林纾与魏易等的合作,要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景观。由此,研究者不仅要关注周氏兄弟的“分”,也要重视他们之间的“合”。     

鲁迅与辛岛骁——读鲁迅《致辛岛骁信》

新版《鲁迅书信集》收录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日本友人辛岛驍的信。鲁迅与辛岛驍的交往,始于北京,终于上海。见面次数不算少,互相通过信,然而大多佚失,这是目前仅存的一封信。此信先曾刊载于东京岩波书店一九五六年出版的《鲁迅选集》第十二卷,二十年间一直未见汉译,直至新版《鲁迅书信集》出版,才见编录。     

探求·思索·前进——读鲁迅致许广平书信手稿

鲁迅一生究竟写了多少封书信,我们还不知道确切的数字。截至目前为止,已收集到原信一千四百多件,其中包括鲁迅致许广平书信手稿八十七件。这些历尽人世沧桑,饱经艰险磨难存留下来的手稿,是我国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是鲁迅研究不可缺少的第一手资料。 (一)鲁迅致许广平书信手稿与《两地书》的关系 许广平同志是鲁迅的学生,又是他的战友和夫人。鲁迅致许广平这七十八封书信,自一九二五年他们相交写起,至一九三二年鲁迅第二次从上海回北京探母止。其中已收入《两地     

蔡其矫致辜健、陶然、谢冕等信札考释

近期出版的《蔡其矫全集》披露了诗人蔡其矫347通书信,相较于2011年出版的《蔡其矫书信集》,增添了新的史料和考订,而仍有部分未署年代或年代不确的书信。通过对书信内容、书信之间逻辑关系的梳理,结合《蔡其矫全集》、《蔡其矫书信集》中相关书信、《蔡其矫年谱》及其它多种研究资料加以考证辨析,可以得出：写作时间署1978年的致辜健信,应为1985年;致陶然、谢冕等数通信札,也可考订出确切时间或大致的时间范围。     

鲁迅与沈从文

鲁迅与沈从文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书信往来。但从鲁迅的作品、书信和沈从文的文章中,我们发现,他们互有谈及的地方,从中可以了解鲁迅对沈从文的看法和沈从文对鲁迅的态度。 一九二四年,当沈从文在北京以休芸芸的笔名登上文坛时,中国文化新军的英勇旗手鲁迅正在北京战斗。次年七月十二日,鲁迅在给钱玄同的信中首次提到沈从文,说:“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鲁迅书信集》第七一页)当时,沈从文正在贫困中挣扎,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用各种笔名写稿,鲁迅说他“玩各种玩意儿”,显然含有贬意。据陈漱渝在《鲁迅与丁玲》(一九八一年二月八日《湖南日报》)一文中     

鲁迅致内山完造两信系年考

鲁迅研究室编辑、一九七七年十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二辑所载《新发现的鲁迅书信》第二一、二三号致内山完造的两封书信,是两通便笺,因为都不是正式的书信,所以均未见《鲁迅日记》的记载,信的落款也未署时间。这两封“新发现”的信,究竟是何年何月何日所写,看去漫无边际,似乎无从嵇考。在编入《鲁迅研究资料》时,二一号信由编者系年为一九三六年,对二三号信则一     

关于鲁迅致叶圣陶的一封信

鲁迅与叶圣陶有较多的交往,据《鲁迅日记》载,他写给叶的信就有六封。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午后复叶圣陶信。”同年同月二十四日“午寄叶圣陶信并稿,即得复。”又二十七日“寄叶圣陶信并还书。”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下午复叶圣陶信。”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上午寄叶圣陶信。”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寄叶圣陶信。”     

范爱农致鲁迅第一封信日期质疑

范爱农生前曾多次致信鲁迅,周作人保存了其中三封,为时较早的一信(姑且称第一封信)是范爱农第一次失业后去杭州时写的,未署月份,仅署有“二十七号”数字,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哀范君》及《知堂回想录·九四、辛亥革命(三)》等文章中多处指实为“三月二十七日从杭州所发,寄给在绍兴的鲁迅的”。此说多年来相袭援引,无人质疑,实际上周作人有误。     

鲁迅致胡今虚信三封简述

胡今虚同志是我国老一辈的鲁迅研究专家,浙江温州人,今年71岁.胡今虚与鲁迅先生见过面,但并未作详细的攀谈·然而他对鲁迅十分崇敬,早在三十年代就与鲁迅多次通信联系,并改编过鲁迅译著.在《鲁迅书信集》中,就收有鲁迅复他的信六封.一九五○年胡今虚在杭州工作时,曾编定《鲁迅作品及其他》一书。许广平特为之写了跋语。后由上海泥土社出版.当时,我国学习鲁迅,宣传鲁迅精神的作品不多,这本书在鲁迅研究界和现代文学研究界有较大影响。曾受到冯雪峰、唐弢等同志的好评.近三十年来,由于“左”的影响,     

周氏兄弟的散文诗--以波特来尔的影响为中心

《小河》是代表五四时期的散文诗。周作人仿照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来尔的散文诗《巴黎的忧郁》而创造出它的体式。中国散文诗从诞生以来就有象征色彩了。周作人在《扬鞭集序》里强调象征的作用也即此意思。周氏兄弟经过厨川白村的介绍而接受波特来尔的影响。在《鲁迅日记》及《周作人日记》里可以找到证据。特别是1921年周作人在西山养病之后,思想大有转变,阅读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日本《改造》月刊1921年1月发表的初稿）之后,对于“颓废派”深有同感,系统地译介波特来尔的散文诗。最有代表性的《窗》是厨川在他自己著作里着重介绍的一篇。这篇散文诗先有周作人的翻译（1921年）,后来鲁迅也有翻译（1924年）。通过兄弟的译文分析,可以证明周作人借用鲁迅收藏的德文版《波特来尔全集》,而且可能是在鲁迅的帮助之下翻译的。从此可以证明鲁迅很早就接触过厨川白村、波特来尔,却因某种原因一直避讳,到了1924年才接受的。     

鲁迅残简辑考(下)

无话可说,无非相濡以沫,以致意耳!……此残简《鲁迅书信集》未见收录。最初见于1945年11月3日《周报》第九期载力扬《记重庆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一文引录。力扬在引录此残简时说:接着文艺界老前辈叶圣陶先生讲话,他带着浓重的江南腔说:“鲁迅曾送我一本他自己出版的《铁流》,并附有一封短信,我记得信中有这样的话:‘无话可说,无非相濡以沫,以致意耳!’”     

鲁迅致许广平书信中未发表的文字选注

[说明]这里所说的“鲁迅致许广平书信中未发展的文字”,指的是《两地书》中鲁迅致许广平书信的原信中的许多未予发表的文字。《两地书》是根据另一种誊写稿(1932年写)排印的,这种誊写稿与原信中的文字多所不同——原信中有许多文字未录入《两地书》中,鲁迅在《两地书》中对原信作了大量的修改和添加。研究未录入《两地书》中的这许多文字,对我们研究鲁迅写这些信时(1925——1929年)的思想,了解     

郭沫若事迹杂考

记得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郭沫若曾无限感慨地说:“鲁迅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其实,他自己亦何尝不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又一个杰作呢。对于这样一位文化巨人,需要从各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其中也应当包括搜集、考证他的生平事迹。为此,本文杂取郭沫若数事略加考述,以求订正一些误记。一、关于《三叶集》首尾二函的作日《三叶集》是一九二○年一至三月间郭沫若与宗白华、田寿昌的通信合集,共收书信二十通,基本上按时间先后排列。第一通是宗白华致田寿昌书,信末未注明日期。如何考定呢?原信说“我又得着一个象你一类的朋友,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我已写信给他,介绍他同你通信”。而第二通即宗白华致郭沫若书,信中果真介绍了田寿昌,并表     

“技术并不算坏”——《野草》的艺术技巧续谈

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致肖军的信中说: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在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鲁迅书信集》)这是鲁迅后期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对前期作品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时说的话,以伟大鲁迅的谦虚,尚且自称《野草》“技术并不算坏”,可见鲁迅在创作中花了多么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