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生契阔的生命完满:魏晋审美文化散论

中国文化是重“生”的文化 ,整个文化体系中对于“生”的热衷与长生不老的渴望 ,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到了魏晋时代 ,随着当时人们个性意识的不断强化、审美意识的不断深化 ,以及玄学思辨体系的确立 ,人们对有限的生命形体和无限的生命底蕴进行深入思索。这种思索具象地表现于生命形态的体认 ,便是由延长生命的长度转向了增加生命的密度 ;表现于生命哲学 ,便是由“生”向“死”的转化 ,而从形上的角度看 ,“死”是对生命本质的追问与思考 ,因此正是这种转化 ,促成了魏晋审美文化的最终转型     

《牡丹亭》的双重文化题旨

所谓《牡丹亭》的双重文化题旨,一是未来指向的:揭示封建时代闺阁少女的青春苦闷和反封建的情爱文明意识觉醒;二是原始指向的:对人类自然性爱的崇拜和张扬。以往的研究注意前者而忽略了后者,这或许是由于对性爱问题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回避吧。其实正是二者的圆满融合才构成了《牡丹亭》人性丰满的文化题旨。汤显祖在剧本中通过“情至”论的直接宣扬并借助梦幻原型模式、死亡——再生原型模式展示了这双重文化题旨。 汤显祖认为情是高于生和死的生命第一要义。为了情,“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     

审美转型:从先秦到魏晋

中国美学从先秦发展到魏晋,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社会伦理转向自然宇宙、政治品鉴转向人物品藻、艺术形式转向生命形式、“生”转向“死”。人向外部世界探索发现了自然宇宙,向内反观建构了人格美学,蕴含其中的则是生命美学的肇兴及对生命意识的呼唤。生命外化为各种艺术形式,内化为“生”、“死”转型,标志着魏晋时代审美转型的最终完成。     

墨子的生命观

(一)从“生与死”谈起 在生命哲学史上有三位世界级的思想家给我们解答了“生命”的奥秘: 孔子是人文主义的创始者,他对生命的看法似乎流入到“不可知论”。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11)     

鲁迅“生死追问”的生命底色及其文学史影响

长期以来,学界对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历史贡献已有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认识,而在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对“生”与“死”的深度反思和其中蕴含的文化意义与世界视野,还没有得到全面地关注与探讨。鲁迅创作中弥漫的死亡气息与荒原之感,冷峻肃穆之下暗涌着丰沛的人文激情,这本质上源于他对无数个体生命的极度关切,其贯穿一生的生死追问具有“向死而生”的哲学底蕴。鲁迅所开创的生死传统在萧红、曹禺、孙犁的创作中得以接续,艺术风格与感知方式的差异铸就了不同的情感温度,但最终都回归到对人之生存的眷顾与反思。余华、史铁生等当代作家的痛苦体验连通并呼应了鲁迅的人生体悟,既坚忍地承担着黑暗的沉重,又以一种近乎纯粹与本真的热情超越幽暗,这种理性与诗性交织的丰饶与张力构成了鲁迅生命美学的哲思意味。鲁迅“生死追问”的文脉奠定了现当代文学对终极命题持续探赜的重要方向,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敢于搏击命运的精神底气与生命底色。“生”与“死”作为关涉生命与文学的根本问题,承载了丰厚的文化容量,见证了个体与民族充满艰辛与荣光的精神成长。     

记忆、历史与“向死而生”——论《终结的感觉》的死亡叙事

朱利安·巴恩斯的近作《终结的感觉》讲述了主人公托尼围绕好友艾德里安的自杀对人生展开的回顾,借“死”来审视“生”.这部作品是一部通过还原个人记忆和修正私人历史而建构出的死亡叙事,凸显了死亡对个体生命的积极意义,透射出巴恩斯“向死而生”的存在主义哲思.     

知生知死知我——"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简论

“生”与“死”是孔子学说中没有明言的问题,通过遮诠的表述,孔子表达了对“生”、“死”问题上采用对象化把握方式的反对。孔子对“知生”与“知死”割裂表诠,意在通过不可言说的言说,达到对“知生”与“知死”本是同一过程的领悟。在此领悟中,此在退回到本真能在。知生即为知死,知死即为知我。     

死如何转化为生?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第五节中指出生和死具有同一性。同一性包括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两种情形。生转化为死一般比较容易理解,但死如何转化为生呢?相传扁鹊一类名医能够“起死回生”,其实,那“回生”的病人并没有真死,一个生命个体是不能死而复生的。我们应从哲学的意义上来理解生和死的相互转化。毛泽东同志在批驳罗森塔尔等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形而上学观点时,对生和死转化问题作过这样的解释:“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     

论毕淑敏小说的死亡观念与生命意识

作为两种人生状态，生和死是截然分开的。但在哲学本源上，两者又是和通为一的。海德格尔指出：“日常生活就是生和死之间的存在”。在生命的繁衍过程中，我们一步步逼近死亡。生与死同在，生因死的必然而显出其珍贵，死也因生的可贵更具备丰富的意义。生和死的相依相融关系就决定了人类一面张扬生命意识、追寻理想人生，一面也无法回避死亡这一天然宿命。特别是那些对生命有深刻体验的作家，必然会把视线投向死亡这一神秘领域。而纵观中外文学，事实证明，无论在生死观念上作家之间存在着多大分歧，但对死亡的透视却已经成为不约而同的目标…     

作为哲学问题的生与死——《庄子》的视域

与肯定人的存在意义相应,《庄子》对生命价值也予以了相当的关注。但同时,它又由齐万物进而齐生死,并从自然的层面规定“死”的意义,这种视域一方面扬弃了对死的超验理解,另一方面也淡化了对“生”的有限意识及敬畏之心。基于以上立场,《庄子》进而赋予“死”以“反其真”的性质,后者既以独特方式表现了对理想之“生”的关切,也使积极的人生取向未能得到具体的落实。     

道教与伊斯兰教关于生死问题的对话

生死问题是人生面对的首要问题,人为宗教更是将生死问题作为其学说的核心内容加以探讨。道教与伊斯兰教作为两种人为宗教,在解释生命创造的问题上,两者看法不同,道教认为人是由“道”派生的。伊斯兰教则认为,真主——神创造人类。不过,在生死问题上,道教与伊斯兰教观点也有诸多相同之处。二者都认为神对于人有绝对支配权,都极为珍视人的生命,它们对待现世生活的态度以及对待死亡的观点也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     

萧红、迟子建生死观之比较

萧红和迟子建虽属于不同的时代,但她们拥有相同的生命意识,即自然与人平等。这种普泛的生命意识,使得她们的作品打通了人与植物、人与动物的界限,她们笔下的生命境界呈现出丰满多姿的样态。同时,她们在作品中表达了不同的死亡意识,萧红专注于不可言喻的人生命运之苦,她笔下的生命,都是在命运的拨弄下完成的一个悲惨阴暗的过程:任何生命一旦诞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生生死死、生死轮回的悲剧过程。迟子建面对死亡,则有着超然、达观的态度。她把死亡写得诗意而美丽:死似乎只是别一类生的开始,生命在死亡之后还可以得到延伸。她笔下的生与死是相互渗透,相互伴随的。     

"尽性至命之学"——阳明子生死智慧探微

本文主要探讨王阳明的生死智慧,并进而指出其现代意义。认为,阳明子以"尽性至命之学"来超越"生死之念",包括"惧死恋生之念"和"求死解脱之念",从而大悟"良知"之旨,实现了"昼夜生死"之体知;阳明子还以"死得其所"为生死践履,既要求人们为道义、事业而勇于献身,又要求人们应该保身全生(性),不要为取外物而伤身害命。阳明子的生死智慧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具有现实的应用价值。     

浅议“花”在中英诗歌中的表现及文化内涵

花儿从绽放到凋零过程的迅速和短暂会让诗人更深刻地体验生命的兴盛和衰亡,更能产生＂生灭原知色是空＂的慨叹。花之所以能成为感人之物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力量主要原因是花儿能赋予生命最为深切也是最为完整的感触。对于诗人敏感的心灵来说,这感触尤为真切、生动。咏花诗在中英诗歌中因此向来不乏上品之作。然而,由于两国文化历史背景的不同,中英咏花诗自然会有不同的特征和文化内涵。     

庄子生命美育思想初论

以体"道"的方式,以顺应自然的态度,追求"至美至乐"的自由生命,从容地面对生死,静心养生,进而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理想人格境界,构成了庄子生命美育思想的体系。它对于以人为本、以人的生命为本的教育理念的转变和回归具有积极意义。     

孔孟的生死观浅论

生死问题是一个与每个人关系极为密切,而人们又不能不认真加以思考的问题。孔孟对这一人生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和系统的总结,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早期儒家生死观。在孔孟看来,生命是可贵的;死亡既具有必然性,同时又具有偶然性;死亡既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他们十分重视死亡仪式。     

庄子与海德格尔的生死观的对比研究

对比中国哲学家庄子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生死观,可以彰显两位大哲的思想差异。对于生,庄子的态度是“形之委蛇,心之逍遥”;而海氏则是积极的,努力去寻找人类的诗意家园。对于死,庄子以为依乎天道,顺其自然,是洒脱的;而海氏的向死存在,则是凝重的,有责任的。     

从《无名书》看无名氏的生死观

《无名书》中透视出作者无名氏独特的生死观：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生命的呼唤;时间是生命的最高象征;生命因死亡而有意义;超越生死界限,实现生命的大和谐。这种生死观体现了无名氏对人类最本真的生存方式的思考,彰显了无名氏顽强的生命意识。     

孤独而无望的女性生命存在——萧红小说生命哲学意蕴解读

萧红终其一生陷于孤独与寂寞之中,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一种“生死场”上的孤独体验。正是对这种过于沉重痛楚的生命孤寂体验的承载,使萧红可以从自己的女性立场出发,感同身受地唱出挣扎在生存与死灭之间的女性悲歌,展现出女性孤独而无望的生命存在,透露出一个真正现代人对于生命存在、尤其是女性生命存在的深在思考。     

从儒家和道家的生死观看安乐死合法化的思想基础

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赞同安乐死,出现这种情况与传统儒家和道家的生死观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儒家和道家的生死观为安乐死合法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其中,儒家的生死观为中国人提供了安乐死的社会价值,而道家的生死观则为中国人提供了安乐死的个体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