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早期小说翻译的成就与失误

鲁迅和周作人都是跨越晚清和民国文坛的著名翻译家,他们包括《域外小说集》在内的早期小说翻译可谓得失参半,文学评论界的看法也不一致。详察周氏兄弟早期译作,可以看出其早期代表作《域外小说集》是我国翻译文学史上的重要成就。鲁迅自从事文学翻译之初就特别重视文学翻译的社会功能,同时,又要求翻译家重视译文的审美价值。周氏兄弟均为翻译大家,他们的小说翻译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如语言的欧化等,但其理论主张是进步的、超前的,尤其他们坚持"硬译"、"直译"的翻译作用,对后世的小说翻译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章太炎对周氏兄弟早期文学翻译之影响——以《域外小说集》为例

东京留学期间,周氏兄弟曾师从章太炎,并深受其思想的影响。章太炎的文学复古思想,不仅拓宽了周氏兄弟的文学视野,而且影响了他们的早期文学翻译风格和翻译方法的形成,这种影响在《域外小说集》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鲁迅在早期的文学翻译中追求文风古朴,周作人崇尚名从主人,周氏兄弟的文学翻译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与章太炎的影响密不可分。     

周氏兄弟的儿童文学教育思想

在"儿童是独立的人"的认识基础上,周氏兄弟提出了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教育思想,强调儿童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前提是对儿童文学儿童性和文学性的尊重。由于强调儿童的成长与国家、民族未来的联系,鲁迅更关注儿童文学的思想教育功能,其儿童文学教育思想带有实用主义色彩。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教育思想则建立在对儿童文学的文学主体性的确认上,他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对儿童文学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研究,探讨儿童文学与儿童成长的关系,他对儿童文学教育功能的理解超前、成熟,更具现代意识与科学品格。     

中庸与周氏兄弟

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代表思想，是许多中国文人的理想信条。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作为从中国传统文化阵营杀出的反传统猛士，身上又潜藏着传统文化的因子。本文通过对传统文化“中庸”思想的世俗和本体解剖，来阐释鲁迅和周作人的两种迥异人生。     

缺席与在场之间：周氏兄弟介入《新青年》考论

考察鲁迅、周作人与《新青年》杂志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二者在同人团体中的位置介乎缺席与在场之间。根据史料显示,周氏兄弟并非处在轮值编辑之列,而是自居于"客师"的地位扮演具体执行者的角色,他们既要配合杂志文化革新的总体要求,又与作为权威的话语中心保持着相对疏离的态度,对思想启蒙持有自身独特的看法。正是这种若即若离的文化站位使得周氏兄弟能够后来居上,从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两个方向共同合力奠定了《新青年》"立人"的文学传统,进而引领了"人的文学"的思想潮流。从另一层面来说,《新青年》也为周氏兄弟提供了介入现实的文化空间,其作为现代出版物的媒介属性影响了二者五四时期的文体选择。周氏兄弟与《新青年》的双向互动,是作者与现代报刊互相成就的典型案例。     

鲁迅《狂人日记》人物形象来源——从周氏兄弟和梭罗古勃的关系谈起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小说发表得最早的一篇,虽然一直被认为是受果戈理(Nikolai Gogol)、迦尔洵(Vsevolod Garshin)、安德列夫(Leonid Andreev)等俄国作家的影响,但对"狂人"的人物形象刻画,笔者以为还应该是得自鲁迅所读的德语版、周作人所读的英语版的梭罗古勃(Fyodor Teternikov Sologub)小说《小鬼》(The Little Damon)的影响。这个"狂人形象"是在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共同努力下建构的。     

周氏兄弟的散文诗--以波特来尔的影响为中心

《小河》是代表五四时期的散文诗。周作人仿照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来尔的散文诗《巴黎的忧郁》而创造出它的体式。中国散文诗从诞生以来就有象征色彩了。周作人在《扬鞭集序》里强调象征的作用也即此意思。周氏兄弟经过厨川白村的介绍而接受波特来尔的影响。在《鲁迅日记》及《周作人日记》里可以找到证据。特别是1921年周作人在西山养病之后,思想大有转变,阅读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日本《改造》月刊1921年1月发表的初稿）之后,对于“颓废派”深有同感,系统地译介波特来尔的散文诗。最有代表性的《窗》是厨川在他自己著作里着重介绍的一篇。这篇散文诗先有周作人的翻译（1921年）,后来鲁迅也有翻译（1924年）。通过兄弟的译文分析,可以证明周作人借用鲁迅收藏的德文版《波特来尔全集》,而且可能是在鲁迅的帮助之下翻译的。从此可以证明鲁迅很早就接触过厨川白村、波特来尔,却因某种原因一直避讳,到了1924年才接受的。     

周作人译《戚施》与《塞外》的底本考证

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最早接触俄国作家契诃夫,是在日本留学时期。彼时日本译者翻译的契诃夫小说,大多是根据英国译者罗伯特·朗的翻译集《黑衣僧及其他的故事》转译的。通过文本对比和史料佐证,可以确认收录于《域外小说集》第1册的周作人译《戚施》《塞外》的底本也来自于罗伯特·朗的英译本《黑衣僧及其他的故事》,该翻译集是周氏兄弟留日时期阅读契诃夫的一部重要资料。而周氏兄弟选择《戚施》和《塞外》的原因,就在于《戚施》反映了俄国社会等级森严的状况、《塞外》描述了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二者均呈现出《域外小说集》所选小说“结构缜密、情思幽眇”的文学特征。     

“以汉语思想”：论周氏兄弟“五四”时期的文学语言观念

“五四”时期,鲁迅与周作人怀揣着思想革命的愿景介入到文学革命中,这使得他们的文学语言观念在各自内部区分的基础之上表现出“以汉语思想”的合力性。一方面,周氏兄弟警惕于修辞话术对于思想的奴役,反叛作为一种文体而非仅仅是语体的文言古文,渗透的是某种语言决定论的逻辑;另一方面着眼于改良中国语文的需求,他们通过提倡“直译”法来塑造一种欧化白话文的结构,背后更为深入地联通到晚清以降其所关注的“国民性”改造的议题。在这一破一立之间,推崇名实合一的语言价值伦理被构造出来。周氏兄弟力图以之重建国民的意义表达机制,但这一改革方案并不处在以大众化为旨归的语言通俗运动的脉络之中,而是典型地体现出“五四”知识者本位的启蒙精英意识。     

历史不能臆说——也谈周氏兄弟的“失和”原因

鲁迅与周作人两人之间的兄弟“失和”,是学界一直都在探讨的一宗公案。许多研究者出于维护鲁迅崇高的社会声誉,完全按照许广平或周海婴的一面之词,把责任全都推给了周作人和羽太信子,进而彻底遮蔽了该事件发生的历史真相。在查阅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界目前所持有的见解或观点,几乎都属于主观臆说,根本就站不住脚。从《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比照来看,这桩遭到兄弟二人误解的家庭矛盾,其实与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人格,都没有太大的关联性或因果关系。因此走出“偷窥”隐私的学界偏见,回归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用历史事实说话而不是去捕风捉影,才是鲁迅研究的正确选择。     

鲁迅周作人民俗观之比较

鲁迅、周作人二人虽不是专门的民俗学家,但都对我国的民俗研究作出过重要贡献。鲁迅认为研究民俗是为了解剖“世态世相”,“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而周作人主要是从学术研究、民俗鉴赏、收集资料的目的出发研究民俗的。二人的民俗观不尽相同,对民俗研究的贡献也不同。     

鲁迅、周作人的文学史论异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比较

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史涵论,蕴含着＂人＂（真人）的评史标准;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论带史,返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明确了＂志＂（感情）的评史标准。这两篇讲稿,虽各有治学路数,但都着眼于新文学的＂当下＂文坛,从不同方向推进＂人＂的文学史观。     

鲁迅周作人的文学语言观比较

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同为现代白话文写作的倡导者与优秀实践者,但周作人强调汉语的不可更张的继承性,留恋于汉语的趣味性。鲁迅认为文言文承载了太多旧有文化的＂踪迹痕＂,反对读中国书,甚至主张废除汉字。殊途同归的是：周氏二人都有面对语言的无奈甚至不信任。但最终周作人走向了自言自语的文人＂闲谈＂;鲁迅则选择与旧式文人彻底决裂,最终成为现代知识分子。     

从三种刊物看周作人的早期歌谣研究

从周作人不同时期主编的三种刊物探寻周作人歌谣研究的活动脉络,认为《绍兴县教育会月刊》时期是仅限于个人的兴趣;《歌谣》时期则是五四时期最有意义与影响的民俗学研究之一;而《语丝》时期常与其所特别关注的文明与社会批评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很大影响。     

周作人的“两个鬼”

“两个鬼”是周作人对自身矛盾性的一种概括 ,亦是人们对他的普遍认识。通过周作人与鲁迅的比较 ,可见在某种程度上“两个鬼”并不是周作人所独具的特性 ,而是人性的普遍存在。     

周作人与唯美主义

作为"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主将,周作人为何会率先走向他自己曾否认过的唯美主义道路,将在以理清其对唯美主义文学的翻译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社会现实和他个人创作加以解答。     

论周作人的转型期焦虑

周作人作为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知识分子个体,有着分裂的精神层面和转型期的情感裂伤,具体表现为无根的焦虑、价值选择的焦虑和无意义的焦虑。而其无意义焦虑的根源在于周作人一贯的历史循环论。     

论周作人对六朝文学的独特发现

后期的周作人选择和标举六朝,就意味着他选择了一个非正宗的时代,而在非正宗的时代中,他又选择了一个非正宗的描述。这也就形成了他独特的关于六朝文学的认识,构造了一个新的六朝文学形象。陶渊明和颜之推成了六朝文学的代表,他们以及佛经、骈文、散文也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鲁迅和周作人儿童与儿童文学观比较

鲁迅和周作人同时投身“救救孩子”的新文化运动,以人道主义思想基础同时接受西方“儿童本位论”儿童观,构筑其大致相同的儿童文学观。十年以后,各自思想发展历程不同,其儿童文学观亦发生变化,一个提倡儿童文学培育新人,一个仅仅主张顺应儿童需要;一个主张“有味”与“有益”并重,另一个只提倡儿童文学的“趣味”。     

周作人遇刺案新探

1939年元旦发生的周作人遇刺事件,在当时和后世皆引起强烈反响,并成为聚讼纷纭的焦点。当时的亲历者亦对此事加以申说,然囿于时间和视野的局限,相互间多有歧异和抵牾之处。利用周作人遇刺案的档案卷宗,推知当时参与刺杀者实有三人,并对刺杀的过程重新加以梳理和还原,以求对此桩公案的认知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