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伏羲氏的几个古文字——释九、龙、宄、辛、祟

甲骨文九字似虺蜥而与虫（虺）同音,其形义即为虺蜥。龙字轮廓走势与九字相同,而《易》之阳爻称“九”,亦称“龙”,说明作为伏羲图腾的“龙”的原型为九,为虺蜥。从宀、从九、从殳的宄字示意在庙寝殴击虺蜥,对遂人、伏羲行厌胜。辛字本义为曲刀,作为刑具,殷商人用此刀作用于龙、凤以造字,示意对“风”（凤）姓而以“龙”为图腾的遂人、伏羲的厌胜;作为契刻工具,殷商人用此刀以造商字,则是表示其先祖契对文字契刻的发明权。祟字与遂人古同音,而三体祟字皆象遂人,表示遂人骚扰殷商先公,所谓“宗庙之祟”也。     

关于“厶”字的象意特点及几个证明

唐兰先生的“三书说”，比之东汉许慎的“六书说”更加贴近造字之初的实际情况。象意造字法是象形造字法的开创性发展。象意文字有的就是一种形象，但是，它的特点是在形象以外即字形以外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正是因为象意文字为抽象概念的造字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才没有使汉字像其他古文字一样，被纯表音的字母文字所取代。古“厶”字就是一个象意文字，与它有关的几个字也说明了这一点。     

荀子思想的形上探讨

荀子强调“化性起伪”,但并未否定人之命来自于天,也没有否定神的存在与有意志之天的存在;荀子一方面论述了“天人之分”,天与人各有自己的特殊规律性,另一方面又阐述了主要以“礼”、“诚”来沟通天与人,也就是“天人之合”。荀子思想最终指向仍是“一”———“群居和一”之道。     

《荀子》引《诗》考论

《荀子》一书,在议论之余,每每引《诗经》为证。《荀子》所引《诗经》,与今本《毛诗》相比,文字全同者占大多数,也有少数同于《三家诗》而异于《毛诗》者。这些文字上的差异,大多属于同音或者声近通假。从《荀子》引《诗》中,可以看到荀子对诗句的理解以及他所赋予诗句的新“义”,其实这就是荀子的《诗》学。从文义与《诗》义的关系这个角度分析,《荀子》引《诗》有五种类型。探寻《毛诗》及《三家诗》与荀子的关系,可证《毛诗》确是出自荀子,《三家诗》中,至少《鲁诗》、《韩诗》也与荀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周易参同契》解题

《周易参同契》为中国文化要籍,被称为“万古丹经王”(《悟真篇》)、“万古丹经之祖”(《周易参同契发挥·阮序》)。《周易参同契》书名解释,前人似未认真涉及。本文试作多层次划分,以历史与逻辑之统一观点,阐释《周易参同契》书名之由来及其历史积累之意义。《周易参同契》书题的解释可分八个层次。第一层次,《周易参同契》以《周易》为总的指导思想。《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周易参同契》有:“上察河图文,下序地形流,中稽于人情,参合考三才。”亦即《参同契》遵循《周易》,前者运用后者的基本哲学思想于天、地、人。《契》原文十余家注本均作“参合”,唯朱熹注本和其后储华谷注本正文则作“参同”,更强调了《契》与《易》的关系;但亦有意改正文,提高训释层次之嫌。     

韩婴孟学思想探析——再论《韩诗外传》与孟荀的关系问题

西汉韩婴之《韩诗外传》杂采先秦之经子传说以说《诗》,其中援引最多的当数《荀子》,以致前人多认为《韩诗》为“《荀卿子》之别子”。实则就《韩诗外传》一书来看,韩婴固然在诸多方面受荀子影响,但也吸收了孟子的很多观点,表现出一定的尊孟意识,韩婴在人性论、法先圣等问题上都体现了其兼综孟荀的倾向。在权变观、并田制等观点上则与孟子思想一脉相承。《外传》袭取《荀子》“非十二子”之论而删非思孟之文;引《荀子·儒效篇》而删去“法后王”一段均是出于其尊孟意识,亦是其自身思想倾向之合理要求一     

《荀子简释》校勘真相管窥

《荀子简释》原名《荀子柬释》,为梁启雄先生旧时所作,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1983年曾重印过)。1955年,梁先生作了修正,改名《荀子简释》(以下简称《简释》),由古籍出版社出版,1956年、1957年印了两次,共11000册;中华书局1983年又印了19000册;台北木铎出版社1983年亦印过此书。所以,该书之影响不可谓不大。梁先生乃梁启超之介弟,而此书又经享有盛誉的国学大师杨树达、高亨两先生审校,故此书问世五十多年来,无一非辞。高亨先生说“梁氏此书,固初学之所棘求,亦鸿彦之所必取”,并盛誉“梁氏著书之忠实谨慎”云云,①实为溢美之辞。其实,只要考察一下该书之校勘,其虚假粗疏便可见一斑。据该书《述例》言:“本书以《荀子集解》为底本”,而“据群书所引《荀子》,宋明日《荀子》善本”,“各详校一过”。一、所谓据“群书所引《荀子》”以订正《荀子》     

要辩证地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

<正> A.引言。如何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论和疑惑的问题。争论和疑惑的焦点之一就集中在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表现形式——“两次否定三个阶段”上。有人因觉得很多现实事物并未按“两次否定三个阶段”的周期发展而怀疑乃至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普遍性客观性;也有人在觉得很多现实事物并未按“两次否定三个阶段”的周期发展时,为了维护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普遍性客观性而反对把这一规律的表现形式概括为“两次否定三个阶段”。王满同志的《“两次否定三个阶段”不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一文(载《东岳论丛》1990年第6期,以下简称王文)就属于后一种情况。这两种观点,虽然具体表现各异,但实质和根源却是相同的:就是不能辩证地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及其表现形式。     

先秦至两汉马政述略

一“马政”一词最早见于《札记·月令》:仲夏之月,“游牝别群,则絷腾驹,班马政.”又:“是月也(指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戒,班马政.”该书注曰:“马政,谓养马之政教也.”把一般的养马业上升为马政,则萌芽于商代.商人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部落,畜牧业很早就比较发达,传说相土(商始祖契之孙)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用以负重.“商代立国后,继续大量驯养六畜,而马是奴隶主贵族在战争和狩猎时用来驾车的重要工具,同时又以其作为祭     

“口语文章”与文章起源

文章源头之论,概括起来约有三说:一、源于《五经》说,以梁代刘勰、北齐颜之推、清代方苞为代表;二、与文字同源说,以清代刘师培、田北湖为代表;三、源于卜辞说,以今人张寿康、褚斌杰、王章焕、曾祥芹等为代表……诸说归一,即文章源于文字产生之后,而非文字产生之前。 “积字成句,积句成文,欲溯文章之缘起,先穷造字之源流。”为此笔者提出“口语文章”的概念,认为文章的源头并非在文字缘起之后,而应该在文字产生之先的前文字时代……     

“殷”名号起源考

甲骨文中用作地名或国名的"衣"字,本为东夷族称的转化字,商代末年周人称商为"衣",实际是指商人为夷人.入周以后,周人仍多称商为"衣",又或称为"殷","衣"、"殷"名异而实同."殷"名号的通行大约始于周康王时.旧说商又称殷起于"盘庚迁殷"是没有根据的,以商都为"殷"亦出于周人的习称.     

论古汉字构形变化的规律

“汉字构形学”是王宁创建的理论体系,它适合于分析各类汉字的构形模式,便于对不同形制的汉字进行比较。本文以汉字构形学理论为指导,利用计算机数据库技术,对古汉字构形变化做从定量到定性的研究,总结出汉字构形在古文字阶段的变化规律义化、音化、记号化。     

论《说文》“转注”及相关问题

许慎《说文解字》中的"转注"属于造字法问题,但讨论的并不是具体某个汉字的构形问题,而是贯穿于整个汉字孳乳繁衍过程中的规律原则。应该认识到汉代学者的"六书"概念具有层次性,他们谈论的"造字法"不仅仅是汉字字形的形成问题,还包括如何用文字记录语言中的词语意义问题。     

夏背景下商代兄终弟及继统法原因探析

夏代的王位继承在正常情况下是父亡子继的,先商部族首领的产生方式也是父亡子继的,但商汤灭夏后,就为之一改,王位继承制度成为兄终弟及。其原因或在于夏作为第一个家天下王朝的背景和商汤灭夏后面临的不得不如之的形势。面对此景,商天下的开创者可能决定在继统法上实行兄终弟及,并定下广建婚姻的国策以为之辅。     

卜辞所见商代晚期封国分布考

我们支持商代晚期出现分封制度的观点。本文所考的 36个国家分别被封为侯、伯、亚、子等爵称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与商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或进贡或来朝 ,有的还与商族保持着婚姻关系 ,成为商王十分倚重的力量 ;这些封国主要分布在今河南省中北部、山西省中南部和商王畿的东南部 ;封国外侧多方国分布 ,其藩屏王室的目的显而易见 ;全文充分依据卜辞中丰富的历史地理材料 ,对 36个封国的地望及其分布逐一进行了考证     

甲乙丙丁是谁说个子丑寅卯--解读天干地支

商民族根据"玄鸟生商"的传说,用一种特殊符号记载他们祖先契十月孕育的过程,这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后来人们称之为"天干".继而商民又用刻符记述了从子契到王亥,这一上古时期的社会风貌、风土人情、生产生活情况,这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后来人们称之为"地支".天干地支是整个商民族、商部落起始的历史载体.干支刻符既是商部落的史前史,也是汉字字符的根,为汉文字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说文》籀文与殷商文字合证

前贤曾指出《说文》籀文与殷商文字有相似之处,惟过往对籀文与殷商文字关系作考察的研究甚少。此文对照了《说文》籀文与殷商文字的字形,统计两者相同的字数,从而考察它们的关系。通过字形比勘,可知《说文》中有不少籀文字形与殷商文字相合。但与此同时,文章亦指出殷商文字与《说文》籀文仍有若干差异,商代的文字系统尚未发展至籀文的程度。从时序上看,籀文应与西周金文一样,是继承殷商文字的构形逐步发展而来的。广义言之,殷商文字可视为籀文的源头。     

“商—周考古界标”平议

考古学上的先周期和西周初期这两个陶器群所代表的年代,在武王克商前后是交错 重叠的。徐良高说武王克商后丰镐地区商文化因素突增不符合实际。因此,把97SCMT1西周初 期地层叠压先周期灰坑的地层关系称为“商—周考古界标”是不科学的。碳十四测年方面的专 家,听信“商—周考古界标”的错误主张而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可信度受到影响。夏商周断代 工程把由此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作为推定武王克商年的出发点,是很大的失误。     

史、史官与中国早期儒学元典的书写

书写的前提首先要有文字,中国文字的产生绝非始于殷商甲骨文,最初产生的文字恐怕比八千多年前的贾湖契刻还要早,"史"就是参与创制文字者之一。国家建立后,"史"转化为史官,国家成文的书写基本由史官来完成。《尚书》是中国早期史官书写的成文,也是中国早期的儒学元典之一,它含有《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书相比较,《周书》不仅篇幅多内容丰富,而且已经具备了比较成熟的书写模式和相当高的书写技巧,表现出鲜明的儒学意识与相对稳定的民族喜闻乐见的艺术审美风范,对后世成文的书写影响极大。     

文字发展定律及其对分化字的影响

文字发展求区别、求表达的特性是分化字产生的重要原因,要实现视觉符号与听觉符号间的协调统一,汉字常常通过分化字来调节二者的矛盾。从汉字的记录职能来看,在文字发展定律的影响下,分化字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为分别广义而成的分化字,为分别本义与引申义而成的分化字,为分别本义与假借用法而成的分化字。此外,文字发展定律伴随着分化字始终,既凸显分化的规律,又优化分化的结果,同时也通过大量分化而来的形声字提升了汉字整体的系统性,更加完善了其记录汉语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