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鲜卑西迁大泽、匈奴故地原因探析

结合文献与考古得知,拓跋鲜卑从发祥地大鲜卑山游猎到河套阴山建立部落联盟,历经两次大规模迁徙,即从大兴安岭北段西南迁至呼伦湖周围再由呼伦湖西迁至蒙古高原腹地。而拓跋鲜卑由大兴安岭林海西南迁至呼伦贝尔草原又西迁至蒙古高原阴山地区的原因较为复杂。主要有拓跋鲜卑本族的原因,汉、匈奴、乌桓、东部鲜卑等周围部族的原因以及生存环境、地理状况等原因。     

论拓跋鲜卑南迁及其氏族制度解体

<正> 一、在大鲜卑山阶段拓跋鲜卑族最早的居地大鲜卑山,这个久议未决几乎无望证实的历史问题,自拓跋鲜卑“石室”的发现得到了证实.大鲜卑山是在今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东麓嘎仙洞一带的山地.相传当时还生活在森林里的拓跋鲜卑祖先,据“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以“射猎为业”,兼事“畜牧”,在“幽都之北,广漠之野”迁徙不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也没有文字,遇事则“刻木纪契而已”.(以上引文均见《魏书·序纪》卷1.以下引文同)传说所展示出来的完全是一幅原始社会的生活图景.     

拓跋鲜卑的南迁及其对鲜汉民族融合的影响

民族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相对稳定的共同体。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经历了一次大融合的重新组合过程，而建立北魏王朝的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则是这个过程中历史意义最为深远的一环。拓跋鲜卑本是我国北部地区的一个原始游牧部落，在南下中原汉地，建立北魏民族政权的历史过程中，它适应中原汉族地区业已存在的比较先进的封建农耕文化，全面地走上了农业化、封建化、汉化…     

“匈奴故地”初探

匈奴故地,即匈奴的发祥地,或曰匈奴兴起以后最初活动的政治经济中心地,至今还没有一致的看法。有说匈奴诞生的历史摇篮是在河套阴山的,有说匈奴为夏后氏之苗裔,原先住在中原,后来北迁的,也有说匈奴开始就在漠北,后来迁到漠南的,更有说匈奴原为西方的游牧民族,至秦时始游荡东徙,出现在中国北方的。因此对匈奴故地加以探索,看来不是没有必要。 一 探索匈奴故地,必须考察匈奴最初兴起和发展的历史线索。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匈奴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史乘,是在公元前318年(周慎靓王3年,秦惠文王更元7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匈奴一词第二次出现于我国的史乘,是在公元前312年(周赧王初年),即在五国帅匈奴共攻秦之后的第六年,“匈奴驱驰楼烦之下”。说明匈奴此时已经很强大了。在赵武灵王时,楼烦已由赵北延及内蒙古西鄂尔多斯地区,因此位于河套之北的匈奴才能长驱直入,驰骋于楼烦之下。 据《史记·匈奴列传》所记,赵武灵王时与匈奴接界的燕、赵、秦三国中,边界线最长的要数赵国。赵国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     

回鹘南迁考

唐开成五年（840）黠更斯等五族联军攻入漠北，北回鹦汗国瓦解，引起四鸡民族大迁徙，其中南迁回鸡实乃这场民族大迁徙中的主力，然而由于王族内争的继续，结更斯的南下穷讨，以及唐朝政策的推移，南迁回骼也随之发生了政治分化，坚持复国斗争的主支终归消亡，汗国的王统自是终     

鲜卑山考

鲜卑山,是鲜卑人因以为号的地方。目前所能见到关于鲜卑山方位的记载,最早的是释道安的《西域记》和崔鸿的《十六国春秋》,两书所记一在河西,一在辽西。根据先秦与西汉北方古     

拓跋鲜卑"七分国人"述论

拓跋鲜卑“七分国人”是拓跋邻以自己兄弟的数目为前提对部落进行的一次整合,这次部落结构调整削弱了各部落的独立性,增强了拓跋鲜卑部落联盟的凝聚力,是其能够维持稳定发展并最终建立国家政权的重要原因。北魏前期的“八部”或“八国”即针对“七分国人”后形成的八族后裔而言,并非一个具体的行政区划。八部大夫和八部帅的设立是八部尊崇地位在国家政权体制中的体现,“八部制”甚至是西魏北周府兵制的核心“八柱国”的原型。     

从考古发现看拓跋鲜卑的发展壮大

一、拓跋鲜卑的起源与南迁 秦汉之际,匈奴的势力日益强盛,开始对东胡部落联盟发动大规模战争,征服了东胡部落联盟。剩下的东胡人便分聚于乌桓、鲜卑两部。“鲜卑自为冒顿单于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自于乌丸(桓)相接。”所以在文献上一直未见其和西汉发生什么关系,所以关于鲜卑的活动,东汉时才见于史籍。汉文史籍所叙述的鲜卑都是从鲜卑迁徙到饶乐水(西拉木伦河)流域开始的。 那么鲜卑迁到饶乐水前居住在何地呢?史称鲜卑以山为号,然鲜卑山却有两个,《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云:“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鲜卑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张穆《蒙古游牧记》说:“旗西三十里有鲜卑山”。这里的鲜卑山乃是人们所说的东部鲜卑。然鲜卑依地理位置分为东部鲜卑与西部鲜卑(北部     

略论拓跋鲜卑与两晋的关系

拓跋鲜卑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曾建立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在历史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两晋的交往中,双方在政治上建立了封赐、朝贡与质子关系,在军事上则相互联合。此外,拓跋鲜卑还十分重视对汉族士人的招抚与任用。通过交往,拓跋鲜卑仿效汉族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对其内部进行适当调整,通过对汉族文化的学习使其文明产生了巨大飞跃,为北魏长期统治北方奠定了基础。     

论鲜卑拓跋氏族群结构的演变

北魏统治前后,鲜卑拓跋氏族群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巨变,由草原时代的直勤转变为王朝时期的宗室,组织机理也由平等无别的血亲氏族演变为亲疏有序的家族关系。统治汉族先进地区、建立皇权统治的政治目的是拓跋氏族群进化的主要牵引力。     

拓跋传统祭天时地考

拓跋鲜卑的传统祭天 ,经历了由部落时代的原始祭天习俗向国家阶段的西郊祭天礼演变的发展过程。由原始时代的祀无定点定时向北魏平城时代的祀有定点定时的转变 ,主要发生在北魏初期的盛乐时代。对其祭天时地变化作文献的考证 ,既可展示拓跋鲜卑社会与文化的进步轨迹 ,也有助于揭示原始习俗向国家礼制演变的一般规律     

慕容鲜卑随葬习俗考

慕容鲜卑的随葬习俗,是慕容鲜卑在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同时也受到匈奴、高句丽等周边民族的不同程度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具有自身特点的民俗现象,主要体现为烧器习俗、毁器习俗、殉葬习俗,设置头龛、祭龛、祭台,放置石灰枕、石子,并经历了由薄葬到厚葬的变迁,反映了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特征,对民俗学、历史人类学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周族南迁巴地考论

周族南迁巴地考论李炳海周族早期曾经多次迁徙，《白虎通义·封公候篇》有“周家五迁”之说，谭戒甫先生《先周族与周族的迁徙及其社会发展》［１］认为有九次迁徙，考辨论证详实，可参看。古今学者在探求周族迁徙的地域时，通常都把目光局限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以北的武功、...     

4～6世纪北方游牧民族族源叙事中的“华夏认同”——以铁弗匈奴、拓跋鲜卑、柔然为例

4～6世纪北方游牧民族在追述自身族源时,往往将本族先祖归入到黄帝之后、大禹之裔的谱系之下,体现出对“华夏”的认同。铁弗匈奴王族强调本族的始祖是大禹,《魏书·序记》开篇追溯拓跋鲜卑先祖是黄帝之子昌意的后裔,柔然在给南齐的国书中自称“皇芮”,提出“光复中华”的口号。这种叙事模式是史官在司马迁“汉匈同祖”理念的基础上对北方游牧民族族源传说的阐释,其核心内涵“华夷同源”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各族在“华夏认同”基础上进一步交融的客观事实。     

拓跋鲜卑一种特殊的合葬类型——二次叠葬墓

在已发现的拓跋鲜卑墓葬中有一种特殊的合葬类型,发掘者称之为二次叠葬墓.由于此类墓葬数量很少,并未得到学者们的关注,试对这一类型的合葬作初步分析,认为之前一些拓跋鲜卑墓地中被看做是具有打破关系的墓葬可能也属于这种合葬形式.     

匈奴人的发型与发殉考

通过对匈奴墓葬出土的发辫实物以及陶俑、壁画等考古资料的梳理,参照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对匈奴人"披发"、"椎结"、"编发"、"索头"等发型的辨析可知,匈奴人的发型包括:披发,又有各种变化;长发后披,尾端扎松松的马尾巴;辫发,有两股、三股之分;盘发,两鬓和脑后披发,头顶结髻.而以头发殉葬是匈奴特有的丧葬习俗,可能与匈奴人的宗教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发现不仅为研究匈奴墓葬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修正了历史文献中相关记载的错误,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为探索匈奴人种问题、匈奴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性质、思想观念,及其对其他民族的影响提供了参考资料.     

两汉匈奴单于庭、龙城今地考

匈奴虽是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民族,但自匈奴第一个单于——头曼单于起,就有了自己的政治中心。其后冒顿单于建立匈奴奴隶制国家,便有南北单于庭和龙城之设。确定单于庭和龙城的地理位置对于研究匈奴社会政治及汉匈战争至为重要,故中外学者曾作过许多研究。本文试就单于庭、龙城之今地提出一些新见,未知是否言之成理,望得到诸治匈奴史学者及历史地理专家的批评指正。     

匈奴种属考——就匈奴人种问题同林干教授商榷之一

本文针对林干教授在其论著中坚持的匈奴人种属欧罗巴种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本文指出,林干教授所列举的汉初以后事实,根本不能解释“战国时期”匈奴人骨何以全部显示蒙古人种特征的问题;并用反证法证明匈奴人原本就属于蒙古人种。     

昆曲入京时间考

大约在万历四十一年 (16 13)前后 ,昆曲通过宫廷的征召、官宦的家乐购置、职业戏班的活动等途径由南方进入京师 ,从而真正意义上确立了其曲坛盟主地位。对于昆曲入京时间的准确界定有助于推动我们对明清戏曲的深入研究。     

中共青海省委成立时间考

<正> 中共青海省委是在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解放青海西宁后成立的。它的成立标志着青海省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它的成立,对于实施中国共产党对青海的各项方针、政策,领导青海省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与解放初期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生产力,团结各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