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荀子的“至善”学说

一学术界通常认为,荀子所说的“人性恶”是指人的自然本质,是人的生理和心理的自然素质。如:“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也,是禹桀所同也。”(《荀子·荣辱》下注只引篇名)这些不需要人们的主观努力和积习就有的生理和心理素质,是人的自然本性。它不分人之尊贵卑贱,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共同本质。我认为,这不是荀子所说的“人性恶”的本意,而是把它作为人类生存的前提加以论述的。即是说,人与一切动物一样,他“有气”、“有生”、“有知”。这种“知”,只是“知食”、“知色”、与生俱来的“知”。这种“知”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与基础。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礼论》)荀子之所以把人的这种自然之性称为“性恶”,是为     

荀子的人性论评析

荀子的人性论蕴涵了丰富的内容:一方面,荀子坚持“性伪之分”,认为人性指人的自然属性,否定了孟子把后天的道德品性加入人性之中的“性善论”,具有积极意义,但他又陷入和孟子同样的道德先验论中,指出“人性恶”,虽然有其历史原因和进步作用,但表明其唯物主义人性论是不彻底的;另一方面,荀子又强调“性伪合”,肯定社会礼仪制度和道德规范对人性的改造和影响,认为人的本质实现于社会之中,对于我们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人性具有重要启示。     

从人性视角探析先秦儒学久为治世之道的原因

先秦儒家对人性的认知经历了性无善恶论、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几个阶段。但从仁礼并重的体系架构看,先秦儒家没有绝对的性善论者和性恶论者,孟子和荀子只是对人的自然属性扫社会属性的强调有不同的侧重而已。先秦儒家力图用“仁”来引导和培育人性中的善端和良知,使人们学会“爱人”、“敬人”;用“礼”来规范和约束人性中的恶念和贪欲,使人们拥有理性和智慧。仁礼并重的学说体系是先秦儒家对人性善恶的合理应对,家国同构、稳健实用、积极入世的治世之道是先秦儒家对人性规律的合理运用,它们共同构成儒学独尊千年的人性依据。     

荀子、韩非子、庄子性恶意识初议

本文所说性恶意识不同于性恶论。性恶论是明确宣称人性为恶的理论,先秦诸子中只有荀子一家。性恶意识则是古人对人性黑暗的认识,诸子多家有这样的认识。先秦诸子对人性中的黑暗和危险究竟有多少认识,这是一个以往研究很少关注的问题。荀子性恶论的研究一向与这个问题无关。本文选择先秦诸子最有代表性的三家,对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荀子提出性恶论,虽然在理论上独树一帜,其实对人性黑暗面的认识却很浅。性恶论的提出,目的不是探究人性有多少阴暗,而是与孟子派争辩道德的来源。韩非子对人性阴暗面的认识较深,其理论主要源自商君而不是荀子。商、韩都认为人性自私是不可改变的,韩非进一步对人性何以不可改变,人性中有什么毛病,会使教化型政治一定失败,做了自觉探讨。韩非法治和术治思想指向一个共同目标:政治运作客观化,去私人化。这个政治目标某种程度即源于对人性之恶在私人交往中不可战胜的认识。庄子认为人类原始的浑沌状态是合于自然的,但浑沌早已死亡,人的自然品性早已丧失。人类自上古以来就一直生活在心机与智巧的支配之下。庄子对人性之恶的观察是最深的,这可能与他对人类智巧极为厌憎有关。先秦诸子对人性黑暗有多方面认识,荀子性恶论在这个思想系统中其实没有代表性。     

论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及对语文教学的启示

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这一命题一直以来都存在很大的分歧。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中对人性的论证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孟子荀子二人在人性的论述上虽然有很多不同,但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对现代语文教学具有启示作用。     

善恶之辩与管理之道——中国传统管理人性观析论

任何管理理论都有其人性观基础。中国传统管理人性观主要围绕善恶问题而展开,代表性观点有孟子的性善论、荀子和韩非子的性恶论、世子的有善有恶论、告子的无善无恶论四种。与西方管理理论侧重从"自然"的角度客观描述人性不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主要从"道德"的角度对人性予以价值评价,为中西各具特色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提供了理论根据。中国传统管理人性观对当代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浅析墨子之人性素丝论

以显学墨家学派人性素丝论为代表的天赋自然论,认为人性本如丝,无分善恶;人性易受环境染习,可以为善,亦可为恶;人性的善恶完全是后天教育、环境熏陶的结果,后天的教育与环境之于人就像"染缸"与"素丝"。该思想是从人性平等的立场出发去认识和阐述教育作用的,强调了教化对于人的重要作用,是对"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这个问题的一种超越。     

荀子与西方“人性恶”理念的比较

中国的人性善与西方的人性恶理念都影响了政治体制的设计。西方人性恶的理论在古希腊、近代、现代都有充分的论述。中国一直是人性善理念统治思想界,荀子人性恶是例外。荀子与西方人性恶的理念二者有不同推论,这是本质上的区别。     

论荀子的人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天人之分"的天人观是荀子人学思想的逻辑起点,人性趋恶的性恶论是荀子人学思想中教化思维的前提条件。"明分使群"的社会历史观彰显了荀子人学思想的伦理价值,"隆礼重法"的治国理念是荀子人学思想的政治价值之旨归。荀子人学思想是他对人性情怀关注的直接阐发。     

荀子"性向恶论"考辨

荀子的人性论,不是性本恶论,而是性向恶论.这与孟子的性向善论正相对应.孟子荀子的人性论都是基于孔子的人性论的展开.而孔子的性相近说强调的是性的非善非恶,性的善恶则是就后天的积习修为上说.孟子荀子的或狂或狷的人格特征制约着向善向恶的人性判断的不同选择.而人性无论向善还是向恶都不妨碍可以通过后天的存养或矫饰使人性得以完善.《荀子·性恶》篇的具体论述表明其所谓性恶是性向恶而非性本恶.荀子的性恶伪善说与韩非自利自为的性本恶论不同,荀子的性向恶论并未得出人性不可改变的消极结论.     

荀子人性论与儒家人性论的历史向度

苟子人性论是儒家思想史的特例，儒家学统中存在着三种不同于苟子性恶论的观念。其中孟子重在以超越的价值感受性来规定人“性”，区别于苟子的自然主义式的性恶观念；朱熹侧重分析心性的不同可能性，指出在人“心”中存在着对恶的自觉和向善的实践力量，以此纠正苟子对性恶的简单判定；而王阳明则以“性觉”论辨析人“心”的善与恶的来源，对苟子和程朱的理论皆有所辨正。     

先秦儒家人性论演变的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

先秦儒家的人性论,经历了从孔子的“性近”说,至孟子的“性善”说,再至荀子的“性恶”说的演变过程。其演变的原因,既是儒家仁学和礼学的发展的理论需要,也是缘于先秦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的变化和发展。这样的演变,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扩充和发展。     

孟子荀子管理思想的互补与超越

在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中,孟子和荀子的管理思想具有不同的意境。孟子基于其人性善的假设,强调道德感化的内控式管理;而荀子则基于其人性恶的假设,强调隆礼重法的外控式管理。内控式管理思想有其明显的理论困境,而外控式管理思想也有其突出的现实尴尬。跨越二者各执一端的片面之见,可以看到,在实现二者人性善恶融合的逻辑基础上,孟荀管理思想可以相互补充与彼此超越,铸就儒家的一般管理模式。     

试论韩非“生而好利”人性观在其法术理论形成中的作用

荀子倡性恶说,但主张化性起伪,力图以后天教育的方式改造人的本性,进而导向为善的道路.韩非接受了荀子的性恶说,但从"人性利己"中发现了它的积极因素,并由此引申出他以法治国的主张.     

荀子伦理思想初探

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性恶论”是其独具特色的思想观点。在“性恶论”的理论基础上,荀子主张“化性起伪”;在义利观上,他主张“义利并举”;在政治思想上,他提倡“隆礼重法”。     

朱熹和孟子解读舜之“怨慕”的不同逻辑

对于舜之“怨慕”,朱熹作出了不同于孟子的解读。这是基于心学、理学内在逻辑的不同。孟子作为私学之儒,和孔子一样,是主张士君子的阳刚人格的,并且从性向善的人性论出发,协调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而以君臣父子关系都属对待关系;依此,将舜之“怨慕”解读为舜对父母的既怨又慕。朱熹则作为官学之儒,以所谓“气质之性”协调理学先驱荀子的性向恶论,以二歧化思维把天地之性、天理绝对化,以公去私,视君臣父子关系则为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关系;依此解读,舜之“怨”只能是自怨。     

荀子"先王制礼论"的再审视

"先王制礼论"是荀子关于礼的起源的论述。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事实上,荀子在其理论体系中,不仅回答了"先王制礼"的可能性,而且还阐述了"先王制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先王制礼论"与"性恶论"、"明分使群说"、"化性起伪说"以及"礼有三本说"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荀子极富特色的礼学思想体系。     

论荀子的禁欲主义倾向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并非源自主张寡欲的孟子,而恰恰是源自主张养欲的荀子,因为荀子的理论中蕴涵着禁欲主义的倾向.苟子认为人性恶,在人之外寻找善的根源,恶的人性和善的类本质之间处于对立的状态,这种对立逻辑地包含着压抑欲望而成就德性的倾向.先秦以后儒家的发展,将荀子善恶对立的倾向尖锐化,最终走向了禁欲主义.     

群体的挺立与个体的消解：荀子天人思想的一个侧面

作为中国古代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思潮的结果,荀子的天人思想极大地凸显了人类群体的尊严,但由于他对人道(礼乐)的过分强调,也消解了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     

天人观视野下的孟荀人性论之争

孟子、荀子间的性善论与性恶论之争源自天人观上的分歧。孟子之天人合一乃个体的人与义理之天的合一。荀子之天人相分为群体的人与自然之天的分离。孟子以心善言性善,认为性在心中;荀子以欲望为人性,认为性在身。在孟子,天人因道德而合一;在荀子,天人因道德而相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