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之争述论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出于部门利益考量,围绕治河方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导致万历五年和万历二十六年两次合并。二者争斗看似是治河、通漕与维护祖陵的理念之争,实则体现了万历年间复杂的政治生态。明代总漕设置于景泰年间,总河设置于正德年间,设置目的在于应对黄河决口后临时性的漕运危机。总漕与总河的设置仓促而成,其职掌多有重合之处,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组织效率低下与相互争斗的泥潭。这是明代体制性弊端的集中体现。     

东河总督曾国荃治河事迹述略

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此后漕运路分南北,治河、修河成为晚清重要的内政。光绪元年,曾国荃临危受命,出任东河河道总督,期间多方筹集经费,改善运属长夫生计,修治河道、堤坝,试图恢复河运。但是河湖淤塞、河务繁杂、河帑短缺、河员贪腐等因素制约了其治河,故收效甚微。     

明代泇河开凿与徐州地方经济兴衰的历史考察

明代中后期开凿泇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开徐州黄河险段以及黄患对运道的威胁。泇河的开凿带来了运道的东移,给徐州城市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泇河开凿后的徐州地方经济经历了明显的衰落。泇河的开凿在导致徐州地方经济衰落的同时,也给台儿庄和窑湾等新运道沿线城镇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历史机遇。     

明清张秋水患与河道治理

明清两代,黄河水患频繁,不断冲及张秋。政府致力于漕运的畅通,治河的目的是保卫运河。明代借黄济运的措施,给漕河带来严重的后患。清咸丰年间黄河改道后,政府治理水患渐不及时。张秋水患为明清两代治理黄河水患的典型,通过对张秋水患及其治理情况来分析两代治理河患的特点。     

清代河道总督建置考

河道总督是清代河政实施的中心枢纽,也是清代治理河务的重要政府环节。清政府承继明代河务系统并加以完善。河道总督是治河行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理黄运两河事务,尤其是保障运河河道安危、维持漕运畅通。清代河道总督建置的完善,大大提高了治河效率。清中后期,河政日益混乱,加之黄河铜瓦厢改道,至光绪年间,河道总督最终被裁撤。     

明代徐州段运河河道整治与漕运管理述略

漕运作为封建王朝的重要经济命脉,在明代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由于运河徐州段在整个南北漕运中位置的重要性,明代政府极为重视对徐州段运河河道和漕运的管理,除了治理险段、开凿新河道外,还设置众多漕运机构进行管理,在保证南北漕运的安全畅通的同时,对徐州城市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中后期黄河治理过程中护陵保漕方略的失衡及影响

明代前期黄河治理以保漕为中心，实行北堤南分的治河策略，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张秋运河的安全，却使黄河中下游河患由河南转向山东、南直隶境内，淮泗地区受灾，明祖陵、凤阳皇陵、寿春王陵开始受到洪水威胁，护陵政策提上日程。护陵政策作为一项政治方针，要确保“龙脉”不损，“王气”不泄，维护皇权威严和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政策贯穿了整个明代中后期。护陵策略的施行使原有治黄方略不得不做出新的调整，治河者从保漕任务转向护陵、保漕兼顾，从而陷入政治、经济两大掣肘，左支右绌，最终导致河患加剧，治河遭遇瓶颈。区域内的百姓常遭水灾，经济凋敝，流民四起，动摇了皇朝的统治根基。明代中后期护陵、保漕方略影响了黄河治理、经济发展以及民生稳定等多个方面，折射出人文政治因素在治河过程中的重要影响。     

运道迁移与城镇兴衰——明代泇河开凿与徐州地方经济兴衰初探

在明清时期为避开日益严重的黄河水患而开挖的几条新运道中,以泇河的开凿最为曲折,同时对徐州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最为显著,泇河开凿后的徐州地方经济由繁荣逐渐走向了衰落,运河迁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明代徐州地方经济发展的兴衰。     

“后运河”时期山东运河区域之治变——以周馥“治河”为中心的研究

成丰五年,黄河改道,危及运河,使其几失运力,运河区域的优势也就此丧失。与之同时,黄河水患也给这一区域带来了沉重打击。山东巡抚周馥以治河为先导,一方面通过筑埝迁民等措施治河养民,另一方面致力于革新原有漕运体制,以达治河之效,部分实现了对这一区域的管理。     

小议康乾时期治河活动中的利益冲突

黄河夺淮入海后,清口一带成了治理黄河、淮河和运河的关键点和枢纽。清统治者和河臣要考虑的只有三个方面的因素：漕运、上河地区和下河淮扬等州县。当然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漕运是最重要的。在漕运和地方利益这两重关系下对清朝这一时期治河活动的研究可以管窥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