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流动性规模调整与中国经济的交互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全球经济,美联储主动实行美元量化宽松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2014年1月美联储开始削减资产购买规模,标志着持续5年之久的量化宽松政策正式步入退出阶段。2014年10月美联储结束了为期6年的量化宽松政策（QE）。虽然美元名义上退出了量化宽松政策,但是为了维持其国际化地位而事实上采取调整货币流动性规模的政策是不可避免的。同时,美元作为一种国际信用货币,其流动性规模的调整不仅影响本国经济,更在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变动、人民币汇率波动、国际贸易规模变动和热钱流向与规模等方面影响中国经济。这要求中国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强对热钱的管理、管理通货膨胀和适度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等方面做出应对。     

如何看待这一轮全球“放水”

9月6日，欧洲央行推出OMT（直接货币交易）计划，购买危机国国债，不设上限；9月13日，美联储推出QE3，每月4（M）亿美元，购买MBS（资产抵押债券），直至美国失业率“实质改善”为止；9月19日，日本中央银行追加货币宽松措施，将用于购入资产的基金规模扩大10万亿日元（约合1264亿美元）。     

美联储再推新一轮量化宽松

量化宽松政策（QE）已经成为美联储提振美国经济的主要工具，在经济未出现明显复苏、失业率未明显下降、通胀率未降至预期水平的前提下，美国宽松的政策将成为常态。 时隔三个月，美联储再度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QE4），将购债规模上升至一个月850亿美元，预计一年将释放出上万亿的流动性。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推出此轮量化宽松虽在预期...     

美联储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美联储于2010年11月4日宣布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这对新兴市场的流动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QE2通过国际利差、美国国债回购、跨国企业FDI等渠道迫使人民币升值,同时过剩的流动性会对我国资产价格产生较大的外部压力。特别需要指出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的行业低利润现象会推高资产价格并放大人民币升值产生的不良后果。     

美联储QE政策退出对我国经常账户的影响

美元的全球中心货币地位使美联储货币政策具有显著的外部溢出效应,其政策退出和政策正常化会通过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和进出口渠道对新兴经济体产生影响,文章尝试评估了美国QE政策退出对我国经常账户的影响.基于符号限制的贝叶斯VAR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美联储QE政策退出会导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减少,并且影响持续时间相当长,表明我国同样面临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相同的危机前兆.因此,政府需要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内需;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高本国企业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逐步放开资本项目管制,构建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池子”机制,严格控制外债规模以及积极参与区域和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     

中国跨国逃避资本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美国QE政策的实证分析

利用美国QE政策期间的数据对中国跨国逃避资本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表明:预期价格指数、中美利差、人民币汇率与跨国逃避资本之间并不存在统计上的依赖关系;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股价指数对跨国逃避资本具有贡献度,但贡献度不明显;美元指数和房地产景气指数对跨国逃避资本有显著影响。因此,为了防范跨国逃避资本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冲击,目前应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以及加强对跨国逃避资本的监管。     

不必对QE3过于乐观

美国在9月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QE3）举措之后，不少海外投资者开始蠢蠢欲动，认为流动性将驱升资产价格。甚至有人也开始期待中国跟进美国的量宽措施，并认为A股可能出现反弹。     

资产价格波动、人民币汇率升值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风险防范——基于随机风险溢价KFG理论模型的修正

自2006年以来,我国的资产泡沫严重,研究发现资产价格上涨预期是诱发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冲击的一个重要因素,严重时会产生金融市场危机风险。基于这样的背景,通过引入资产价格波动变量,修正了Flood引入随机风险溢价的KFG理论模型,分析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触发机制,探究资产价格波动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作用机制。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中国现有宏观政策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风险的作用和政策效果,提出减少投机性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合理化的政策建议。     

二季度难见QE3

自从美联储于2008年和2010年分别推出了QE1和QE2之后，量化宽松已经成为了美国在后危机时代刺激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每当经济出现下滑迹象时，QE3是否会推出就成了市场关注的焦点。     

美联储退出路线图

QE（量货宽松政策），应该是货币政策史上的一大创举；QE的退出，也将是货币政策史上的一大创新。如果说推出QE，是金融海啸中力挽狂润的救济药；退出QE则是费思量的过程，少了一份急切性，却需要更通盘的考虑，时机、力度、顺序，一个都不能错。     

美元贬值与美国贸易收支关系——基于2002-2008年季度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美国货币当局极力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期望通过美元贬值来改善其贸易收支状况。其实,无论是双边贸易收支理论模型还是季度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都揭示:影响美国贸易收支的因素并不只有美元汇率,美国贸易收支自身惯性、相对产出、相对商品价格等都是影响因素,且美国贸易收支惯性才是最主要因素。由于美国贸易收支逆差存在巨大惯性,美元汇率对贸易收支调节又存在滞后效应,妄图短期内仅仅依靠美元汇率贬值来调整过多的美国贸易逆差是徒劳的,采取一揽子的政策组合可能更为有效。     

美国经济中低通胀的原因及其启示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为低通胀做出了贡献 ;虚拟经济的繁荣平抑了物价波动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股票期权制、员工持股制抑制工资上涨压力 ,割裂了物价与工资互动的基础 ;而强势美元政策与知识经济的运行规律本身具有紧缩效应。美国低通胀的经验 ,可以启发我国关注I相似文献   

经济开放、外部冲击与宏观经济稳定——基于美国经济冲击的影响分析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来自外部的冲击会通过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传导机制对一国的宏观经济稳定产生影响。分析表明,美国经济冲击对我国实体经济波动的影响比较显著,且主要是通过金融市场传导机制发挥作用;贸易依存度的提高总体上有助于经济稳定,而实际关税率的下降则不利于经济稳定;金融自由化进程总体上不利于经济稳定,而产业结构升级、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结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调整、人民币有效汇率的贬值以及相对稳健的财政和金融状况,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减外部冲击的不利影响。     

论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对华贸易禁运政策的微调

20世纪60年代是美中关系处于激烈对抗的时期,美国一方面通过越南战争来遏制共产主义、遏制中国,另一方面又努力避免与中国直接交战.为了解决对华政策的矛盾性,约翰逊政府提出了"遏制但不孤立"的对华政策,试图通过放宽对华贸易禁运政策来缓和对华关系.虽然最后约翰逊政府任内对华政策没有根本的变化,但是它却为尼克松政府实现美中关系突破奠定了基础.     

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泡沫经济

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是泡沫经济,包括房地产市场泡沫,金融资产泡沫,信贷与消费泡沫以及美元泡沫。比较美国次贷危机与1990年代的日本金融危机,发现二者有很多共性,比如房地产和金融泡沫、宽松的货币政策、爆发的突然性等。对我国经济的启示：防止流动性过剩;化解房地产泡沫;对金融危机的预警和救助。     

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影响分析

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影响的逐渐深化,美国采取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稳定和刺激经济,此种非常规货币政策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对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也将产生不利影响。针对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从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启动入手,通过分析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及其传导机制,在分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的对策,以期为中国相关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     

韩国应对美国金融风暴的经济政策

韩国在应对此次美国金融风暴时所采取的政策中重演了上个世界末亚洲金融危机时曾让世界感动过的"捐金行动"——"募集美元运动"。这是一个机械模仿的政策翻版,其推出的起因与效果均受到批判和质疑。这似乎表明韩国还远未做好应对此次金融风暴的准备。为此,韩国政府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也需要重新检视,并提出相应的原则性思考。外汇储备相对较少的韩国应从本国实际出发,最大程度解决信心与流通速度问题,同时统筹兼顾国内外的因素、综合处理好韩元与亚洲货币的合作以及金融与投资、贸易的关系。     

评析约翰逊总统时期美国对华政策

约翰逊执政时期表面上美国对华仍然推行传统的遏制和封锁政策,但是实际上随着新的国内外局势的变动,美国原有对华政策的公共观念的一致性遭到破坏.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思想逐渐成为主流,而约翰逊政府也开始重新审视对华政策,特别是“遏制但不孤立政策”的提出,正是美国试图改变对华政策的一种努力。尽管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在行动上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但却为尼克松政府实现重大调整做了思想和政策的充分准备。     

从美国重返东南亚管窥美国对华政策

本文主要通过对美国重返东南亚过程进行剖析,从一个侧面窥测美国在冷战后的对华政策。东南亚处于亚太矛盾的聚合点,对中美两国而言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美国重返东南亚过程中可以看出,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华政策虽然时有变化,但有较强的连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