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法律制度研究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失地农民的数量逐渐增多，失地农民的权益保障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当前，应围绕失地农民的生存权、就业权、社会保障权等方面，克服现有法律规定的缺陷，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农民工权益保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农民工是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劳动力群体,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独特社会现象.农民工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他们的合法权益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如就业权、社会保障权、教育发展权、民主政治权等.目前应加强从法律上对农民工权益的保障.     

将罢工权纳入法制的轨道——兼评东航集体返航事件

罢工权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承认的公民的重要经济权利，它对于平衡和协调劳资关系、促进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确认罢工权是适应我国改革开放，保障劳动者权益，信守国际条约的需要，也有助于将客观存在的无序的罢工现象纳入法律的规范。我国亟需完善罢工权立法，承认劳动者享有罢工权，并规定合法罢工的要件，对合法罢工予以保护，对非法罢工予以限制和禁止。     

征地制度改革与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征地制度在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法律框架下不断演进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我国现行征地制度仍存在着征地权扩张、征地补偿标准低、征地程序不规范、征地收益分配不均等突出问题,严重损害了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因此,今后应当严格界定征地权的范围、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完善征地程序、合理安置失地农民,切实保障失地农民权益。     

困境与出路:交叉性视角下残障女性的就业权益保障

以往对残疾人就业或妇女就业的讨论,缺乏对女性残障个体的关照。我国残障女性规模庞大,残障女性的平等就业权、劳动报酬权和劳动条件权等就业权益面临严重困境。文章从交叉性理论出发,剖析我国残障女性的就业权益困境,分析我国残障女性在宏观(传统观念和法律制度推波助澜)、中观(媒体的形象控制和代际压力)和微观(残障歧视和性别歧视)层面的多元交叉压力和歧视。对此,残障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应当推动残障女性反就业歧视的理念变革,促进残障主流化和社会性别主流化;建立性别与残障双重评估立法机制,完善法律制度设计和配套措施建设;优化多元主体协同网络以谋求社会合力,切实保障残障女性的就业权益。     

对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的探析

广大的农民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重要力量,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他们的合法权益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如就业权、社会保障权、教育发展权、民主政治权等。文章在分析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现状及其权益缺失的原因基础上,提出了对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看法和建议。     

宪法上的知情权及其救济

知情权由一项权利思想发展成为一项基本人权，体现了现代社会法治理念与现状的不断进步。在我国现阶段，知情权应该是指主体在不侵害相对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为主张自身的合法权益而了解相对方与自身权益密切相关信息的权利和自由，具体体现为信息的主张权和信息的接受权。目前我国对于知情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因而导致许多知情权受侵犯的情况无法得到及时救济。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权益，需要完善知情权保障的法律系统，创设知情权保障的救济途径。     

农民新市民权利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

权利的保护要建立在权利细分研究的基础上。以农民新市民的概念界定与权利解析为切入点,分析农民新市民法律权利保护缺失的原因:新市民民主诉权缺失、人身损害受偿权差别对待、劳动权益缺失、社会保障权益缺位、新市民子女教育权缺损。据此提出农民新市民权利保护的法律对策建议:保障新市民平等的民主诉求权利,保障新市民平等的劳动权利,保障农民新市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保障新市民的公平教育权利,努力实现对农民新市民各项权益的法律综合保障。     

论女性平等就业权的法律保障

目前我国女性在就业过程中遭受歧视现象日益严重,尤其是刚踏出校门的女大学生其平等就业权受到侵害的情形更是司空见惯。就业歧视现象违背了宪法上的平等原则和公平理念,阻碍了人才市场的正常、合理流动,造成了社会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劳动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平等就业权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女性就业歧视现象具有深层次、多方面的原因,当前我国在保障女性平等就业权方面存在诸多法律缺陷,加快保障两性平等就业权的法律制度建构,对于促进我国妇女权益的合理保障和男女真正意义上平等原则的实现意义深远。     

罢工权法律保护的经济意义——以“增量利益关系理论”为分析维度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罢工权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我们研究认为,罢工权实际是劳动者集体中止劳动暂时停止创造增量利益的权利,罢工是劳动者实现自己劳动力权益和制衡雇主或用人单位财产权优势滥用的行为。文章运用陈乃新先生的“增量利益关系理论”来解读罢工权法律保护的经济意义,从这个维度分析有利于科学地开发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公正地保障劳动者的经济发展权,从而提高劳动者创造增量利益的积极性,为实现劳资政三方合作共赢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尽绵薄之力。     

工伤保险：矿工生命健康权的基本保障

工伤保险对保障矿工生命健康权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在保障矿工生命健康权方面存在着障碍。因此,完善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切实保障矿工生命健康权应采取以下措施：一要扩大我国矿工的工伤参保率;二要提高矿工工伤待遇标准,规范矿工工伤缴费费率;三要简化矿工权利救济程序;四要完善立法,加强有关矿工的专项规定。     

从国际人权法看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改革路径

刑事非羁押措施主要是为保障刑事诉讼中的人身自由而设置的,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我国的取保候审在立法和实践中体现出对人身自由保障的欠缺,与国际人权公约的精神存在一定的距离。有必要以国际人权法中对人身自由保障的规定来反思我国的取保候审,建立起以法院为审查主体的羁押审查制度和权利化的保释制度。     

李立三与安源路矿罢工中的革命动员

安源路矿工罢工是近代一次著名的工人革命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以工人阶级取得完全胜利而被载入工人革命史册。李立三作为杰出的工人革命运动领导人,其独特的革命动员方式,如文化动员、组织动员和经济动员,有效地唤起了底层民众对旧制度的仇恨和对自身权益的重视,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斗争力量。这为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李立三在安源路矿大罢工革命动员经验,在以后的工人罢工组织工作中得到有效的复制,为共产党人在后来的城市罢工和革命斗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夫妻间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

夫妻间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是权利冲突在现实生活中的突出表现之一,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利的涉它性以及权利边界的模糊性,同时我国隐私权与知情权立法的缺失增加了两权利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平衡夫妻间知情权与隐私权冲突可从完善立法、明确权利边界和个案利益衡量等角度进行尝试。     

论我国儿童人身权保护制度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在我国,由于受儿童权利保护理念、立法技术、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儿童人身权保护制度存在忽视儿童权利主体地位、法律规定过于原则且尚存立法空白等不足,无法为儿童人身权保护提供全面、有效的制度保障。针对儿童人身权的特殊性,借鉴发达国家在儿童人身权保护方面的成功经验,我国应通过更新立法观念、完善法律制度,建立专门责任主体机构、强制举报制度和替代监护制度等措施,为儿童人身权保护及其健康成长创造更为安全的生存发展环境。     

农民生态权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机制分析及立法设计

赋予农民生态权可以使农民成为农村生态建设的权利主体,为农民在环境立法上争取话语权奠定制度基础.然而,生态资源的公共性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使得个体农民在生态利益中没有明确的权利份额,也无法基于自己的单个权益决策环境事项、救济生态损害.为了使作为宪法权利的农民生态权得以落实,立法上需要具体规定农民的生态知情权、生态参与权、生态公益诉权,并通过农民环保组织引导农民生态权实现的组织化、理性化和有序化.     

后奥运时期的运动员形象权法律保护研究

运动员形象权是一种形象商品化的产物,是一种新型的财产权,但在不同的项目、不同的运动员身上表现不同。研究结果显示:各国关于运动员形象权尚未形成一个成熟的立法体例,而是通过不同方式加以保护;运动员形象权归属于运动员本人所有;投资者有权分享运动员形象权的使用权和收益权;运动员形象商业利益的分配规则存在各主体法律意识不强、收益提取统一比例不可取、利益分配期限不合理等不足。基于此,应加强运动员形象权立法保护研究;完善运动员形象权商业化运作规则;优化运动员商业活动管理方式和形象权开发模式。     

论民间表演艺术集体表演者追索权立法保护

民间表演艺术集体表演者追索权是表演者权的重要内容,是新型独立权,因为其特殊性而相似但区别于邻接权。对该权利的保护,外国立法及国际公约均有规定,我国无明确立法。保护该权利对文化发展与民间艺术产业发展有重要意义。我国未来应该在权利主体、行使方法、保护期限、实施保障等方面对该权利进行立法保护。     

我国律师在场权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当前，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律师在场权作为刑事司法文明进步的体现，都得到逐步确立和实施，而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在这方面尚处在空白状态，只是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随着我国律师法和新刑诉法的制定和适用，人权保障理念和扩大辩护权思想逐步成熟，法治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笔者认为初步构建我国律师在场权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具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生育权理论前提之重构——析《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

以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的评析为平台,首先从法理逻辑结构和社会转型的现实两方面着手,论述生育权、身份权定位的不当之处;其次,以人格权为目标重构生育权的理论前提,并论证人格权作为生育权理论前提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初步完成了立法层面生育权理论前提由身份权向人格权的转变,其深层内涵则透视出社会、国家和政府对妇女基本人权的认可与保障,体现了立法“以人为本”的主流观念。同时,也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基本体制的构建提供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