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消费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基于碳排放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

中国把战略重点转移到扩大内需,但扩大内需增加消费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消费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通过产业间的带动作用对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文章构建了碳排放预测的计量投入产出模型,预测了2011年分产品部门的居民消费支出对碳排放的拉动作用,并分析了其碳排放的成因。结果表明,减排重点部门为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而其碳排放主要通过消耗煤炭而产生的。     

中国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基础上,选用30个省域2000—2009年数据,运用空间面板计量经济模型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利用空间相关性指标检验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利用空间面板自回归和误差模型发现,中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形关系,转折点在8.167亿元至11.025亿元人均GDP之间;工业结构比重对碳减排有消极影响,而技术进步、FDI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正效应,这说明通过降低工业结构比重、促进新能源技术的革新以及引进外资等能减少中国的碳排放。     

技术进步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本文将内生增长理论与环境污染模型相结合,运用1997-2007年中国省市面板数据,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着重研究了技术进步（包括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对CO2减排的贡献。本文得到如下结论:总体而言,我国CO2排放总量上升与经济总量的扩大、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等因素正相关;其次,自主研发、技术引进对我国的CO2减排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自主研发对引进技术的吸收能力较低, 在促进生产率提高和节能减排方面,与技术引进形成互补优势的能力尚待提高;再次,技术进步对我国CO2排放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     

中国地区收入与二氧化碳排放的联合动态性研究

本文分析了社会福利的两个主要因素—收入和二氧化碳排放。在收入和二氧化碳排放关系分析的基础上,利用马尔科夫链分析了收入-二氧化碳排放的联合状态转移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是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因素,高收入对应着高排放。低收入水平地区倾向于通过增加排放来带动经济发展。目前,高收入-高排放处于稳定状态,但从长期看,该状态的地区比重很小。我国没有进入低收入-高排放的收入环境陷阱。     

基于连续性动态分布方法的中国碳排放收敛分析

本文采用连续性动态分布方法结合2002-2011年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的动态演进和长期趋势。研究发现,虽然所研究时期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均为单峰分布,但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二者都将出现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现象,且这种俱乐部收敛并不由地域因素决定。为了避免出现俱乐部收敛的极化现象,政府需要重点加强碳排放强度约为4.05、4.7倍均值和人均碳排放约为3.9、5.0倍均值城市的碳减排。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地区差异分析

 本文采用IPCC的方法测算了1995-2009年中国省际层面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根据Dagum（1997）提出的基尼系数及其按子群分解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地区差异及其演变态势。实证结果显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在地区分布上呈现明显的非均衡特征;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地区差异呈增大趋势,但并不明显;利用基尼系数及其子群分解方法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进行了地区分解,结果表明地区间差距对地区差异贡献率增加,地区内差距贡献率变化不明显,超变密度贡献率呈下降态势。     

OECD国家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研究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分析1971--2006年间28个OECD国家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再根据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性检验,确定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通过固定影响变系数模型的估计发现：碳排放与能源消费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各国碳排放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存在明显的差异;从长期看,部分国家碳排放与GDP的关系呈现倒“U”形,部分国家呈“U”形。     

陕西省二氧化碳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拐点与影响因素

以中国首批低碳试点地区——陕西省为研究对象,利用1978—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经验估计,发现曲线形状为N型,两个拐点分别在人均GDP为3 370.31元和4 070.06元处。对影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因素进行研究,利用迪式分解法进行短期分析,发现经济收入和能源消耗强度对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影响较大,而能源结构的影响很小;利用协整方程进行长期分析,结果表明,能源消耗强度、能源结构和第二产业结构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作用都比较大,其中最大的是能源结构。     

各国二氧化碳排放责任的实证分析

 在进行国际环境责任分担时,综合考虑生产者责任和消费者责任,不仅符合责任分担的公平性要求,也能够协调各方利益,促进国际环境合作的达成。本文在Rodrigues等人指标模型基础上,利用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TAP）数据库,实际测算了在综合考虑生产者责任和消费者责任原则下,中国、美国、日本等全球十个主要国家2004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发现中、俄、印三国当年的碳排放责任被高估,而美、日等其他国家当年的碳排放责任被低估。     

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产业分布及优化对策研究

文章依据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在剔除进口中间投入所节省的能耗和碳排放的基础上,对2002-2011年各产业出口隐含的CO2排放量重新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出口隐含的国内碳排放量比同类文献的测算结果要低;而且,某些碳排放强度高的产业其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占比并不高,相反,某些碳排放强度低的产业其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占比却较高。这种反差主要是由于不同产业的出口规模不同造成的。因此,要减少出口隐含的碳排放量,不仅要鼓励节能和清洁技术的研发,降低各产业的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还应逐步压缩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产能和出口规模,不断优化出口结构。     

1999-2010年长三角地区引进FDI与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关性评估

应用单整检验和EG两步法,证明了长三角地区FDI规模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存在协整关系.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证明了滞后期为1～2时,长三角地区FDI变化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的原因,但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不是江苏省FDI变化的原因.从产业结构看,长三角地区第一产业FDI的变化与二氧化碳排放变化没有因果关系;从长期看长三角地区第二产业FDI的变化是碳排放量变化的原因.利用灰色系统理论评估了江苏省与浙江省高耗能行业FDI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相关度,结果表明,两省FDI与二氧化碳排放量都具有较高的关联度.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实证研究

 二氧化碳(CO2)排放与减排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而作为全球最大CO2排放量的中国,尤其值得研究。本文运用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结构因素分解法对中国1997-2007年CO2排放强度进行了因素分析。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既测度了直接CO2排放,也测度了间接CO2排放;并考虑了各类不同种类能源的碳排放因子的差别,因此更具准确性和合理性。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模式的转变是CO2排放强度降低的主要原因,尤其是能源强度;而需求模式的作用较小。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在未来发展中不仅要注重生产领域的减排,更应重视培养清洁需求的模式。     

空间溢出视角下对外贸易和中国碳排放——基于半参数面板空间滞后模型

针对现有文献研究碳排放时忽略经济空间溢出效用以及对外贸易—碳排放非线性关系的缺憾,估算了2001-2011年中国29个省区碳排放量,然后构建半参数空间滞后模型,并结合工具变量法以解决对外贸易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研究了对外贸易对中国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1)十年来中国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影响从促进逐渐开始转变为抑制。东部地区对外贸易发展较快,目前正处于逐渐抑制碳排放阶段;中部地区对外贸易水平较低,对外贸易的发展仍促进了碳排放的增加;西部地区对外贸易与碳排放的关系不明确。(2)半参数面板空间滞后模型比参数模型具有更高的拟合优度和更丰富的结论,它能够有效刻画碳经济现象中空间相关性与非线性特征。     

城市化与中国碳排放的实证研究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正从外需增长转向内需增长,而内需增长的核心是建立在城市化基础上的,城市化已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另一引擎。为反映城市化对CO2排放的影响,利用STIRPAT模型研究1978—2010年期间不同发展阶段的东中西区域城市化对于碳排放的影响与效应。研究发现: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三个样本,城市化水平对各省碳排放均为正相关关系,说明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阶段城市化的推进带来了碳排放的增加,但这种正相关的关系并不显著,因城市化的进程会引起环境问题,进一步的城市化则慢慢消除了环境问题;无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人均收入与碳排放、碳强度与碳排放的关系显著为正。鉴此,减排的重点在于降低碳强度,并可通过技术进步和能源结构的变迁减少碳排放。     

中国经济增长的碳排放尾效分析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直接结果是碳排放量的增加。基于Romer经济增长"尾效"假说,修正建立了经济增长的碳排放尾效模型。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的碳排放尾效值为0.004 769,大于水资源尾效,略小于土地和能源的值。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约束具有缓解作用;流动性越弱的资源对经济增长越容易产生约束;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的尾效与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和碳排放产出弹性成正比,与资本的弹性系数正相关。     

基于LMDI的中国碳排放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扩展的Kaya恒等式及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分析法构建了一个包括能源规模、能源结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能源强度、经济规模、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城乡人口结构和生活水平在内的二氧化碳排放驱动因素叠加分解模型。该模型对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作了完整的分解和系统的量化,可为碳减排路径的选择及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规模与能源强度是二氧化碳排放最强且稳健的驱动因素;能源结构、生活水平也显示了较强的驱动作用;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城乡结构的历史驱动贡献度相对较小,但驱动力巨大,应予以足够重视。     

碳排放的结构影响与效应分解

 本文从碳排放系数的角度推导了总量变化的SDA分解模型,从社会经济发展视角构建了LMDI分解公式,从而讨论不同时期碳排放量变化的影响因素。文章以云南省为例,运用云南省分行业能源消费数据以及 4个年份的投入产出表进行实证分析。SDA计算结果表明：消费与投资扩张效应是碳排放增长的贡献源泉,碳排放强度变动效应是节能减排的源动力;LMDI分解结果表明：人均GDP 增长是拉动云南省CO2排放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能耗强度下降是抑制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根据计算结果,文章提出了低碳经济条件下云南省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方向。     

基于SVAR模型的碳排放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省际经济体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对于国家一级碳排放目标的分散控制和推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能源、经济、社会和环境一体化分析框架基础上,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利用湖北省1980—2008年的时序数据建立了碳排放量与影响因素关系的实证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探索影响系数大小和时期变化规律。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对湖北省碳排放量具有正向影响,能源效率则具有抑制作用,人口发展、能源价格和城市化水平的影响作用不显著;湖北省碳排放量的变化受自身冲击影响逐渐递减,经济增长、城市化水平和能源效率对湖北碳排放量波动的贡献由弱增强。因此,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能源利用技术和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等都将成为湖北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中的核心内容。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下的碳减排对策研究——基于LSTR模型的二氧化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通过建立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GDP关系的LSTR模型,分别以经济增长速度和能源强度为转换变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GDP的关系在不同经济环境下有所不同。为实现碳减排和经济增长之双赢,必须在降低能源强度上下功夫。由能源强度的结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SVECM)的脉冲响应分析得知,短期内,能源价格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成为"迅速"降低能源强度的关键;长期而言,必须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彻底改变能源消费结构。     

中国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分解——基于环境约束条件下的研究

将二氧化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了2001-2009年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各省份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变动和规模效率变动因子。研究结果表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恶化是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下降的主要源泉;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增长率在省际间的分布差异较大,且主要源于技术进步的省际差异;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全要素能源效率增长率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