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光源氏是“多余的人”的形象

光源氏是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的主人公。现在,我们探讨这个人物形象,对进一步认识日本古代贵族社会与《源氏物语》的艺术价值,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源氏物语》产生于日本古代的平安时代后期.当时日本古代社会开始瓦解,并过渡到封建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日本天皇的政治实权,落在大贵族藤原氏一族手中,于是出现了日本历史上持续二百余年的所谓“摄政关白”时代。一方面,藤原氏政治上权势很大,可以任意废立天皇,排斥异己,独览朝纲,在家族内部不断争权夺势;     

贾宝玉与光源氏的比较

贾宝玉是我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主要人物,光源氏是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的主人公。前者诞生在18世纪初年的中国清朝,后者诞生在ll世纪初期的日本平安时代．这两个人物形象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位置。他们的产生虽相隔七百多年,却存在着某些共同的特征．曾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经历了种种奢华,然最终家族走向没落,他为寻求精神自由而出家．光源氏则是紫式部笔下日本平安时期的贵族,他是所有男人憧憬的对象,流连于风月场间,对女子处处留情,但最终因灵魂忏悔而出家。通过出身、人物形象、爱情观、价值观、结局、社会评价等多方面的分析。总结两个人物形象的异同,探讨社会环境、以及作者本身的生活经历等在人物形象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一)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对这部文学巨著的争论历代不息。尤其是如何理解贾宝玉这一典型形象,更是众说纷纭。但从五十年代那场对红楼梦问题的大讨论之后,李希凡、蓝翎同志的两个观点,即认为贾宝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反封建的英雄和贾宝玉是代表新兴市民思想的资产阶级“新人的萌芽”,已成为最有代表性的意见。     

是多余人,还是叛逆者?——贾宝玉与奥涅金比较研究

自从普希金在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塑造奥涅金这一“多余人”形象之后,在俄国文学中又出现了皮却林、罗亭、奥勃罗摩夫等一系列“多余人”艺术典型,构成了独具风采的人物画廊,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独特的位置。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总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在一个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自己民族文学的“多余     

贾宝玉与光源氏的“寻母”意识探迹

就原型意义而言,贾宝玉与光源氏二人都始于一个失母的悲剧人生的预设,而又都终于一个“寻母”的人生悲剧的结局。在他们情爱人生的背后,体现出的是一种“恋母情结”中的母性原型意味。对两位主人公的“寻母”历程追踪蹑迹,进行母性原型视角下的考察,可于中日文学文本间建立起新的对话质素,以显示中日邻邦异质文化间的同源特征。     

多余人毕巧林与高觉新的形象比较

中俄文学史上都出现过很多＂多余人＂形象,本人主要从《家》和《当代英雄》这两部作品来分析其主人公觉新和毕巧林这两个＂多余人＂形象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多余的人”形象论纲

打开世界文学史,不难发现,“多余的人”的形象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因此,从比较文学角度,重新系统地探讨“多余的人”的形象,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 从传统意义上说:提起作品中人物形象,人们通常会说某某是正面人物,某某是反面人物。所谓正面人物,指志士仁人、英雄豪杰、旧世界叛逆者——革命者而言;所谓反面人物,指恶棍、赌徒、花花公子、悭吝鬼、骗子手以及旧制度的卫道者而言。但是,这两类艺术形象在世界名著中所占比重甚徽;而大多数却是具有中间性质的中间     

论杜少卿的“多余人”形象

"多余人"形象是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的典型。《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就是当时社会的"多余人"。杜少卿成为"多余人"的原因既在于乐善好施、仗仪疏财的性格,更在于其追求的儒家的政治礼乐理想。这一形象的深层意义在于对社会的叛离和觉醒,表现为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反叛,对个人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曹禺剧本中三个“多余人”形象之比较

“多余人”一词是俄国作家赫尔岑在1851年评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提出来的,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出身贵族,对社会不满,谈论得很多,但做得少。这些人在当时所有的进步意义仅在于不满意专制政体,不愿意和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他们又不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进行斗争,如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赫尔岑《谁之罪》中的别里托夫。在那个时代“多余人”     

从贾宝玉的叛道形象看“学而优则仕”的反动性

我国著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堪称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是一部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的杰出的形象化的历史。作品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深刻地批判了作为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的儒家思想,具有鲜明的反儒倾向。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盗运叛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红楼梦》的整个形象体系,特别是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个封建贵族叛逆者的形象,就是对封建社会中一直占统治地位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思想的一种“亵渎”和“叛逆”。贾宝玉同封建卫道者贾政之流的矛盾斗争,集中在叛逆科举仕途和走“学而优则仕”道路的问题上。从曹雪芹对贾宝玉反“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正道”的描绘中,我们看到了一道十分引人注目的反儒思想的光彩。     

“多余人”形象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

19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和奥勃洛摩夫是这一系列形象的典型代表。作为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多余人”形象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其发展规律的同时,着重阐述“多余人”形象的社会现实意义。     

浅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贾宝玉

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贵族青年知识分子 ,贾宝玉的性格是矛盾的。他既不能摆脱阶级和出身所给予他的束缚 ,却又对此感到厌恶和不满 ;他既不能与他所属的那个阶层同流合污 ,却又不能在另一个阶层———下层人民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 ,他仅仅是走向衰落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多余人”。当然 ,他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     

鲁迅笔下的“多余人”与俄国文学史中“多余人”之比较研究

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坛上,出现了奥涅金·毕乔林等一系列的“多余人”形象。无独有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在鲁迅先生的笔下也出现了吕纬甫、魏连殳等“多余人”。两种“多余人”在其产生、发展及基本性格特征等方面都有着相同之处。但由于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差异,更由于鲁迅对封建制度本质一针见血的揭露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使其笔下的“多余人”形象表现出独具的特点。本文经过比较分析,认为鲁迅笔下的“多余人”的产生是他本人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认识的产物,也是他在革命低潮期和婚姻不幸、兄弟失和时,内心苦闷、彷徨的一种表现。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形象

十九世纪俄国文坛上,群星灿烂,人才辈出,蜚声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作品更是目不暇接。根据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在文学上可相应划分为贵族耐期的文学、资产阶吸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及无产阶级时期的文学。每个时期都有体现其时代的特征、文学的特征的典型人物形象。     

评《四世同堂》“多余的人”的形象

老舍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是一部名著。作品中一个个人物形象,给人们留下了发人深思的历史沉痛感。(一)老舍的创作始终如一地对人民和国家命运真挚关心。他的作品写得最多和写得最成功的,是社会历史大转折时期出现的“多余的人”形象;真实地写出了他们如何被时代生活所毁灭的悲剧。《四世同堂》这部作品,与一些正面描写抗日战争和歌颂革命英雄     

俄罗斯女性与“多余人”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大厦主要是由两组人物形象支撑起来的,即“多余人”和“小人物”。每个民族的文学中几乎都出现过象维林(普希金《驿站长》中的人物)那样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所以,唯有“多余人”才是俄国文学的“特产”。在半个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由奥尼金领头,走出了皮却林、别尔托夫、罗亭、奥勃洛摩夫……这批“既非乌鸦又非孔雀”的贵族青年。他们用凝聚在自己身上的贵族才华、超凡脱俗的言语、还有不很漂亮的行为,演出了一幕幕人间的喜剧和悲剧。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俄国文学中的主要正面形象就是由他们充当的。     

贾宝玉与叶甫盖尼·奥涅金形象的美学比较

奥涅金和贾宝玉两个文学形象之间具有很大的可比性。本文将以平行研究的方法,对这两个文学形象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辩证地进行比较,以加深对多余人这一文学形象的理解。     

从“诗言志”与“词缘情”看贾宝玉的“志”与“情”

“诗言志”与“词缘情”这两个诗学命题历来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志”与“情”也被赋予了诸多意义,其中不可忽视的是其独特的人文情感的意义。《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对于大观园中的女儿们,可谓既有“情”又有“志”。对于这种“情”与“志”的情感,曹雪芹将其升华。本文依据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情”与“志”,来分析曹雪芹的情感价值观。     

再论“多余人”--《叶甫盖尼·奥涅金》形象分析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不朽形象,也是世界文学当中第一个“多余人”形象。自此,世界文学中逐渐出现了很多“多余人”和“类多余人”。过往对多余人的研究大部分过分强调其历史背景因素,这样的角度其实是缩小了这个形象的广泛性。试图从人性这个本质而永恒的角度去分析“多余人”形象,并把奥涅金和达吉雅娜放在一面镜子的两面进行审视,能帮助挖掘出这个形象的核心共性和真实内涵,对“多余人”形象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解。     

从元杂剧看龙王形象的演化特征

现存元杂剧作品中集中描写龙王形象的并不多,仅见于尚仲贤的《洞庭湖柳毅传书》和李好古的《沙门岛张生煮海》两部杂剧。其中,作为一水之主的龙神——龙王形象主要以父亲角色出现,二剧共同表现了龙王在儿女婚事上的软弱与无奈,而这样的形象特点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龙王形象截然不同。究其原因,应该说很大程度上受到印度佛典中地位低下的龙王故事的影响,并在其流播过程中与中国民间传说、故事互相影响、渗透,最终中国化、人格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