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多媒体时代的大众文化与国际传播

本文将当今传播时代命名为"数字多媒体时代",分析了现时代大众文化的形态发展和国际传播的趋势.作者认为,数字多媒体对大众文化领域的渗透乃是一种技术范式,它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已经日益技术化、全球化,并指出,在大众文化国际传播领域既存的不平衡现象进一步强化的同时,数字多媒体时代也赋予后发展国家文化工业以前所未有的机遇,新的国际文化秩序的建立正在悄然进行之中.     

"美国化"与日本文化借鉴的历史考察

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美国大众文化的影响下,日本社会出现了“美国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在二战之后更为显而易见。美国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在日本向现代消费社会转变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给日本传统文化的延存与发展带来严重的考验。具有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传统的日本,并没有被“美国化”,相反在保留本国文化传统的同时,从美国大众文化传播中吸取了很多有利于本国发展的成分或观念以及形成现代消费社会的动力资源。     

文化全球化语境下商业广告和文学翻译的"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是两种较为'常用的翻译方法,它们以翻译的主体和对象为边界,前者要求"接近读者",后者要求"靠近作者".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大众文化日益趋同,而文化本土化又使得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继续存在.因此,归化与异化具有各自适用的范围.在以商业利益为目标的文本翻译中,应以归化为主;而在以文化传播为目标的文本翻译中,应以异化为主.     

资本全球化视域中的文化同一性探究——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跨文化传播及其启示

本文通过分析沃勒斯坦对文化概念的两种用途的论述,从"世界体系"理论出发对作为意识形态战场的文化概念进行讨论,并探讨其对在全球化背景下思考文化问题所具有的现实意义.论文从对跨文化传播主体的再思考,从整体上考察当代文化,以及关注传播过程中资本全球化的影响等三个方面来展开,为跨文化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启示.     

论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两难困境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全球化带来资本、货物、服务、人员在国际范围内的频繁流动,也带来了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相互冲突与碰撞。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发展呈现出了融合和冲突两种截然相反的发展取向,西方文化借助其在全球化中的优势借以广泛传播,处于全球化劣势中的后发展国家在吸收借鉴西方文化中有益成分的同时,又面临着抵制腐朽文化的侵蚀,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和独立性的任务。     

美国文化全球化的层次结构分析

全球化时代,随着美国文化的全球扩张,出现了看似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全球文化出现了美国化趋势,但是另一方面又有文化多元化现象的存在。本文运用文化的层次结构对美国文化全球化进行分析。通过物质文化(表层)、制度文化(中层)和价值文化(深层)这三个层次结构的分析,发现在物质文化层次美国文化全球化程度最深,制度文化层次美国文化全球化程度次之,而价值文化层次美国文化全球化程度最弱。因此导致了物质文化层次全球文化美国化或全球文化同质化的表象;而在制度文化和价值文化层次出现了全球文化多元化现象。正是由于美国文化在不同层次上全球化程度不一致,在借鉴和接受美国制度文化的国家和民族,出现了制度文化层次的美国化与价值文化层次的本土化不相符的现象,导致了文化和文明冲突。     

论全球化传播中的一体化与本土化——兼论广告传播

全球化传播是全球化发展的"软力量"与"核心结构".一体化与本土化是全球化传播中的两种策略选择,前者以文化融合为特征,后者以重视并利用文化差异为基础.一体化与本土化具有各自的优缺点,文化的整合让两者得以"共生",并使得人类文化融合与文化冲突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改进和提高全球化传播能力的一种新模式.世界文化不可能完全走向"同质化","合而不同"是全球化传播正在变化的现实,也是全球化传播未来发展的趋势和前景.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对立统一关系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构成了当今世界的一对基本矛盾。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打破了各种文化之间彼此隔绝的封闭状态,使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层面日益趋同;另一方面,不同文化之间在深层的精神价值方面的差异和冲突也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显得越来越突出,从而使得"全球价值观"与"本土价值观"处于尖锐的抵牾之中。面对着这种矛盾,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应该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的同时,通过一种自我更新的方式来保持和弘扬自身的文化特色,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张力之间开创"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发展方向。     

关于加拿大"美国化"的历史思考

加拿大与美国接壤,在各个方面与美国联系密切.文化上也不例外."美国化"问题较之其他国家更为突出.其实,美国大众文化在加拿大的广泛传播给加拿大文化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但并没有改变加拿大与美国在本质上区别开来的特性,甚至在客观上使加拿大的文化更加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加拿大还是加拿大,既不会在文化上失去本来的特性,也不会渐渐被动地融合进美国这一"强势"文化之中.     

霍尔眼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当中国文化"旅行"到"他文化"中

一、构筑"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 纵观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逃离全球化的影响力,每个国家的内部和外部事务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受着全球化力量的重塑.当今世界,全球化大规模横扫全球各个角落,各国的文化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辐射全球各地.     

"小说"与"杂家"

本文将"小说"放置在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发展过程中,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小说"与"杂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区分及其流变,力求回归"小说"文类原有的文化语境来把握其非叙事类作品的文类规定性.     

"散文化"与"自然主义"——论陶渊明诗歌的审美特征

陶渊明诗把"时序感"种植到田园之中,超脱了政治、历史,自然主义为其基本主题.自然就是自己生存的家园,他与田园为邻,从事劳作,饮酒赋诗.陶公作诗执持一种"欲辨已忘言"的玄学态度和"但使愿无违"的个体追求.既无须在诗中汲汲于抒情,也不必刻意表现自我,且不再调用"比兴"来高扬道德人格.陶诗对自然和人生取珍视当下、目前的观法,是庄子的逍遥哲学和玄学的独化、顺化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正是此一观法,要求把自然和人生视同一篇自然主义散文.散文化已然成为他的基本世界观及生活态度,它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对话,陶诗描写邻居饮酒过从,体现了自然和知音之双重关系,而其诗中大量出现的群鸟日常生活意象即此关系之镜相.     

“麟”之别证——兼谈“二南”诗的地域

《诗经·周南·麟之趾》中的“麟” ,应是《山海经》中的怪兽“犭婴如” ,其生活时代久远 ,活动范围在陕南秦巴山林中 ,类似长颈鹿。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察 ,“二南”诗的地域应在汉水中上游地区。     

"全球化"与"东突"、"藏独"之动向

受经济全球化、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浪潮国际性互动影响,民族分裂型和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时隐时显。受猖獗一时的“东突”势力暂时进入战略蛰伏期;“藏独”势力暴力恐怖倾向凸显。     

"气"与艺术的"空白"经营

艺术讲究"气韵"、"气脉"、"气骨"、"气象",讲究"风气"、"意气"、"神气"、"逸气"。并将"气"纳入艺术美学范畴,成为艺术评论的一个重要标准。其中艺术的中"气"与"空白"经营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长期的艺术设计与创造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存在于这些特质材料之间及其周围的"空白"也在积极参与着艺术创造,而且发挥着奇特的作用。艺术设计中的一、"透风漏目"的虚实处理、"借景移光"的整体留白、"烘云托月"的蓄势铺垫、"取法自然"的借景抒情等都是这种空白运用。     

"积极自由"与"自由个性"——柏林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误读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扬弃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自由个性"。由于柏林不懂得,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方面去理解物化的现实的,并且强调的是"抽象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之分,从而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误解为"积极自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澄清柏林对马克思的误解,科学地阐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     

“低碳生活”与“节能”

珍惜地球资源,转变发展方式,倡导低碳生活与节能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低碳生活就是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量要尽力减少,从而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节能就是应用技术上现实可靠、经济上可行合理、环境和社会都可以接受的方法,有效地利用能源,提高用能设备或工艺的能量利用效率。低碳生活与节能是人类的深度思考。     

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兼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要回答"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这两个范畴,对把握"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的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就是"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的理论表述形态.考察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形形色色的具体理论,归纳起来可以看作,一是人文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社会行为"决定"制度文化"的研究范式;二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制度文化"决定"社会行为"的研究范式.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史,就是关于"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相互关系"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学说史.另外,从范畴的学科属性看,"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哲学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范畴在社会科学层次上的具体表达,它属于社会科学层次的范畴.将"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学对象研究中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的以下问题"社会学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同一性"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角度上的关系"问题,"研究对象和范畴体系的内在联系"问题,"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问题,以及"西方理论和本土理论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