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1世纪中国人口数量问题

中国的人口问题最重要的仍然是数量问题,目前,只要大力推行一孩政策,并且建立健全养老机制,生育率仍有巨大的下降空间.农村允许生二胎政策,只是暂时缓解了农村养老问题以及政府与居民之间的矛盾,但三十年来使总人口少减少1.7亿,因此是弊大于利.     

山东省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的原因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山东省妇女生育水平明显低于政策要求水平。全省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主要是计划生育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强有力的计划生育工作,规范了妇女的生育行为,妇女的生育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妇女按“晚、稀、少”的生育模式生育是造成山东省妇女实际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     

低生育率：怀疑、再调查与重复验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率究竟有多高始终争论不休。文章通过梳理1990—2020年间关于生育率的统计资料与研究成果,呈现出我国“生育率高低之争”的历史进程。研究结果表明：长期以来,我国的生育统计与研究步入了“生育率调查陷阱”：一方面,各种人口调查结果均证明了“很低”生育率的事实;另一方面,官方与研究者对此却始终怀疑,并归因为出生漏报所致。“生育率调查陷阱”是人口调查的局限性、生育研究的主观性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育率调查陷阱”导致了生育政策变革延误、规划失灵等诸多负面影响,其中的经验教训亟待重视和反思。     

我国农村生育率转变道路研究

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人口学根据西方国家人口转变的经验总结出一套生育率转变的标准模式,即经济发展是生育下降的唯一动因。本文在研究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农村生育率的转变有别于传统的标准模式,即在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创新为生育率下降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表明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走的是一条计划生育与社会发展并举的特殊道路。     

东北地区低生育率陷阱问题研究

低生育率问题是影响东北地区人口均衡发展、地方经济振兴和边疆稳定的重大战略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东北地区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总和生育率低于1.0,成为超低生育率地区.东北地区出生率持续低迷,2019年东北地区出生率比全国低40％以上,出生人口数量进入持续减少阶段.与2000年相比,2019年出生规模降低了37.5％,降低幅度最大的黑龙江省达到了40.4％.从低生育陷阱理论机制分析发现,未来东北地区提升生育水平面临很多困境,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且年龄老化,婚育结构变化,叠加人口迁移流动,人口增长负惯性持续强化.从取消生育限制、提高生育意愿、减少妇女流出和提高已婚育龄妇女数量等方面入手,可以减缓出生人口持续减少的状况,遏制低生育率陷阱的继续加深.     

社会福利与生育率影响机制的理论探微及实证辨析

作为社会福利的子集,生育福利被多数研究和政策实践认为有助于生育赤字治理。但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实施效果却差强人意,过度的生育福利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部分国家因此陷入“福利陷阱”,拖累了经济增长,生育福利“错配”甚至导致某些国家民族结构出现较大改变,给未来带来隐忧。基于理论—实证双重视角,社会福利对生育率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其净影响究竟如何,理论层面难以定论。经验数据表明,社会福利与生育率间呈微妙的负相关关系,生育福利短期或许有助于低生育率的轻微反弹,但长期看不容乐观。“福利陷阱”与“低生育率陷阱”两者共生是人口和家庭再生产激励倒置的必然后果,只有降低子孙后代的公共产品属性,提升生育行为的家庭回报率,把适度生育福利供给与中华优秀传统生育文化复兴紧密联系起来,配合其他公共政策强化对新生代的婚育教化,实行东方之治而非西方模式才能克服人口危机。     

低生育率是中国的福音?——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中国人口发展现状与前景

本文利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2000-2010年间妇女生育率进行了估算,考察与分析了中国人口发展的现状与前景。研究表明:中国妇女生育率早已降至1.5左右的极低水平,生育率过低不是中国的福音,如果任其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将不堪设想。重新审视中国面临的人口形势与人口问题,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是避免中国未来出现严重人口危机的必然的战略选择。     

死亡率、生育率与经济增长

在世代交替模型的框架下研究了死亡率、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数据模拟验证其相互关系,得到了以下结论:(1)随着死亡率下降,家庭将降低生育子女数量,并增加对每个生育子女的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2)随着死亡率下降,劳动力增长率下降,人力资本增长率上升,经济增长率不确定。利用我国实际参数进行的数值模拟显示,在当前条件下,随着死亡率的下降,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3)劳动力增长率增加抑制经济增长率上升,而人力资本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起促进作用。据此提出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着力提高劳动者素质等政策建议。     

试论目前我国人口控制中降低农村生育率的对策

城乡生育率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经济落后及农民缺乏养老安全保障。因此,应建立、完善农村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制度,建立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和生产服务体系,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自我养老保障能力     

论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宏观经济社会效益

人口生育率下降，取得理想经济社会效益，应有必要的经济社会条件相配合。只是单纯的人口生育率下降，难以取得相应的经济社会效果。从我国历史和外国经验考察，人口生育率下降引起的人口环境的巨大变化，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经济效益。研究人口生育率下降的经济社会效益，是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待深入研究与解决的新课题。     

低生育率下生育政策改革建议

本文首先梳理了我国低生育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现状,然后在分析生育率迅速下滑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提升我国人口生育率的改革建议.本文认为,为了提升生育率:一是应当改革产假制度,缓解职场女性歧视,降低女性生育机会成本.二是应当大幅提高生育保险缴存标准,并通过增加现金津贴,设置生育激励基金奖励企业鼓励生育行为.三是应当为积极响...     

21世纪初浙江省社区教育发展研究

浙江省作为东部沿海较发达地区之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为社区教育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首先分析了浙江省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描绘了浙江省21世纪初社区教育未来发展的蓝图,探讨了今后一段时间促进社区教育发展的对策与措施,以期能对我省社区教育开展的后续研究有所助益.     

教育不平等与生育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运用教育基尼系数量化我国1990-2010年31个省份的教育不平等程度,旨在检验生育率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能显著改善我国教育不平等程度,但农村生育率下降对农村教育不平等的影响作用很小,城镇生育率下降反而会加剧城镇教育不平等,说明我国生育率下降主要是降低了城乡间的教育获得差距。生育率下降均有益于非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分配公平,少数民族地区的效果并不显著。另外,教育扩展政策、政府增加教育投入能非常有效地解决我国教育不平等问题,同时应注意政策适当向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倾斜。     

超低生育率地区人口结构性问题与应对措施——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

长期超低生育率必然对人口总量、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研究低生育率与预期寿命提高带来的人口结构性问题及应对措施,为中国低生育水平地区提供借鉴.分析太仓人口发展状况发现,长期的超低生育率使太仓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超过二十年为负值.同时基准人口比例也低于同期全国的基准人口比例,长期处在远低于1的状态,户籍人口过快衰减的特征非常明显.太仓由于户籍人口缺少生育水平提升的空间,依靠自身难以实现年龄结构均衡.这其中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女性晚婚比例的提高,使已婚育龄妇女人数明显减少,而希望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妇女也占比较低.这些因素的存在,与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中影响出生率上升的强化机制完全吻合.太仓生育水平的提高缺少足够的动力,未来必然保持原有生育水平甚至会继续下降.太仓户籍人口依靠人口迁移缓解了自然增长的持续下降,外来人口缓解了人口数量和结构矛盾,但增速已经由快到慢.从太仓应对人口结构性问题的措施来看,面对人口结构不均衡带来的老龄化比例较高、独生子女婚育冲突以及失独家庭等问题,需要基于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建立“三社联动”思想,发展志愿者团队和社工机构,为政府购买养老等服务提供支持,使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基层得到有效解决.针对中国很多地区还是处于未富先老状态,政府购买服务缺少经济支持,需要在预防低生育率陷阱产生以及养老支持定位于保基本方面做更多的努力.     

人力资本、生育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

本文借鉴内生增长理论的相关文献,并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试图将人力资本、生育率以及二者的互动影响作为观察和分析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变量。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地区的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所导致的马尔萨斯稳态,是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根本原因;而城市部门已进入低生育率、高人力资本存量和积累率共同推动的持续增长均衡阶段。城乡收入差距调节政策的主要着眼点,应是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和降低其生育率。城乡教育结构调整可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首选政策,同时以城市化推进政策相配套。     

中国农村生育率的下降:一项基于行为制度方法的研究

有很多模型解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及其在不同地区起始时间的差异。对于引起生育行为变化的最主要因素是有意的政策控制,还是体制变化,抑或是通常的现代化因素,学者们各有争论。在此,我们采用一种行为—体制化的方式将分析从3个不同农村地区收集来的民族志和问卷调查资料。这3个地区包括浙江省的萧山县,河北省磁县,和广东省英德县,它们生育率下降的模式各不相同。我们的分析显示,以上3组因素没有一组能独立解释这3个地方生育率下降的不同开始时间和不同速度。要解释3地生育水平下降的不同模式,我们需要考虑生育率下降早期,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如教育的普及,生育控制的意识形态,社会性别关系等)和政治经济体系(如经济发展,计划生育政策,集体劳动体系等)在内的各种地区差异。     

生育率内生的最优基金制的社会保障代际模型

在一个生育率内生的、带有正的遗产赠予的代际模型中,探讨最优的基金制的社会保障问题。在此模型中不考虑投资的外在性,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保障税(费)率对生育率并没有影响,而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只有老年一代消费的效用偏好、年轻一代消费的效用偏好以及年轻一代抚养孩子数目的效用偏好;同时生育率对年轻一代的储蓄、消费及老年人给年轻人的遗产赠予的影响呈中性,但是生育率却对老年人的消费呈正面的影响。影响社会福利的因素并不是社会保障税(费)率,而生育率才是影响社会福利的真正原因。     

近喜远忧的持续超低生育率--以苏州为例

本文在对苏州人口发展的历史、现状与前景进行考察的基础上,研究与分析了持续超低生育率的社会经济后果及其可供选择的应对方案,并对与此有关的人口红利与人口亏空、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条件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指出近喜远忧的持续超低生育率不应成为我国所追求的政策目标。     

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与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策略的调整

随着时代特征的转换，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策略必然发生调整和变化，展望21世纪的社会主义，由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 主题等基本特征的出现，世界社会主义从总体上将立足自身发展，呈现多种多样的模式，坚持长期奋斗的方针，并探索各种途径、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战略策略的调整，则更明显地呈现坚持独立自主、首先把本国的事情办好、依靠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建设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