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西王母信仰的宗教性质转移

汉代是我国宗教发展的转型时期,其中西王母信仰是重要内容,学术界已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是,在已有的学术关注中,侧重于传播的描述多而宗教品质上的认识少.西王母信仰的宗教品质,在汉代经历了两个转移:通过从自然宗教的信仰向人为宗教的信仰转移和上流社会宗教信仰向民间宗教信仰的转移,西王母信仰完成了在汉代的宗教品质升华,提升了汉代宗教发展的宗教品质,并以此直接促进了道教的产生.西王母信仰的宗教品质提高,呈现出汉代宗教发展的轨迹,也为研究我国古代宗教发展提供了意义重大的研究对象.     

论汉代的“杂治”

两汉时期的"杂治"制度是一种官员集体审判案件机制,审理的案件大多涉及皇亲国戚及国家的高级官吏,参与"杂治"官员的身份较为复杂,一般会随着审理案件的不同有所变化。"杂治"的启动和最终审判权始终属于皇帝,这是汉代中央集权制度在司法领域的表现之一。"杂治"制度的实行,体现了中国古代司法审判中的慎刑观念,是慎刑观念在汉代司法审判中的具体运用。     

论汉代诸子的“德治”与“法治”思想

“德治”和“法治”是先秦诸子重要的治国理论 ,两汉时期的思想家们大大发展丰富了这一思想理论并付诸于社会实践。一般而言 ,在封建皇朝建立前期 ,统治者大多采纳思想家们以德治为主的治国方略 ,如两汉前期。两汉中期 ,封建皇朝臻于鼎盛 ,则是“德法并重”思想的产生和实施阶段。而到两汉末期 ,社会各种矛盾激化 ,政局动荡 ,“德法并举”思想又演变为重法治 ,轻德治。这种因时而变的思想 ,反映出了汉代诸子的聪明睿智 ,有效地维护、巩固了封建统治 ,这正是汉代诸子为后人及今天的我们提供的最为宝贵的历史经验     

论汉代的迁徙刑

两汉迁徙刑是隋唐以后流刑的前期形式,与同一时期的死刑、肉刑、劳役刑、财产刑等刑罚相比,迁徙刑的地位尚不突出,以往也未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迁、徙实际上是两汉不同时期的同一称谓。本文主要考察了两汉迁、徙刑适用的主要罪名和流放地点,并且具体分析了两汉特殊的人口迁徙政策。迁徙刑将刑罚的惩治(发配)、教育(劳作)与服务国家(戍边)等多种功能集于一身,也是研究隋唐的流刑不可避开的研究课题。     

论汉代的旌表方式

汉代的旌表方式表现出灵活多样的特点."刻石表闾"、"扁表其门"、"图象其形"、树碑立祠等,都是政府常用的旌表手段.既有在闾里进行的彰表,又有在墓地、宫殿等处予以的显扬,事迹突出者还"图象百城,以厉风俗".通过汉代政府各种方式的旌表,促进了儒家伦理道德在空间上的拓展和时间上的传延.汉代的旌表方式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不孝入律”研究

汉代是孝伦理制度化的关键时期,与褒扬孝道相对应的就是"不孝入律",对后世封建法制影响深远。由汉代各类不孝罪及对不孝罪条文和法制实效的结合、比对入手,分析汉代"不孝入律"的发展、演变过程,可探讨汉代"不孝入律"的特征以及伦理制度化、制度伦理化的历史流变。     

汉代“私书”与汉代士人心态

汉代是形成士大夫阶层的重要时期,与政治密切相关成为士人重要的群体特点,又因自身受时代推崇的经学思想的影响,汉代士人的心态以积极入世、尊崇经典、讲求名节、明哲自保四方面为主。汉代"私书"作品可作为考察这种体现真性情心态的切入点。     

论汉代的信道风气

早期道教完全依托于本土的思想文化资源,无论是战国时代风靡一时的方仙道,还是秦汉之际开始流行的黄老道,都以通俗性和实用性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欢迎.它们不断地从道家哲学、阴阳五行和民间巫术等思想或信仰体系中汲取养料,并最终形成了太平道、五斗米道等较为成熟的道教形态.无论是哪种“道”都吸引着汉代人的注意,都对人们的生活、信仰和社会风气等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道教拥有众多信徒,两汉时代弥漫着浓郁的信道风气.     

汉代教育特点论略

汉代教育主要有四个特点：儒家教育为教育的主流；突出教育为政治的服务性；道德教育居于首位；官学与私学并行。汉代教育为后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起了推动作用，但其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     

论汉代文化的基本特征

汉代文化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得到总结的直接产物,是中华传统文化成熟的标志,它突出的基本特征是多元文化基础上的统一和统一条件下的文化多样性,共生并存。汉代文化表现出了多元性、统一性、包容性、和谐性与创造性,使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了“博大兼容”的特点。既能坚持本土文化的传统,又能不断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来丰富自己,为己所用。而这恰恰是中华文明在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相继中断或转型之后,仍能唯一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     

汉代外戚不称“宗室”考

牟润孙先生曾撰文提出汉代"外戚称宗室"的观点,刘增贵先生的著作则提出了反对意见。两相比照,刘说为是,只是其论证略欠充分。通过逐条分析牟文所据史料,并参考《史记》《汉书》中外戚与宗室对举之记载,可以肯定汉代外戚不称"宗室"。     

汉代外交与“软实力”

汉代外交之空前发展主要是因其综合国力之强盛,尤以其中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强大所致,同时还与其"软实力"亦有相当关系。"德"是中国古代外交关系"软实力"的重要表现之一,是汉文化的集中体现与总和,其基本理念是认为中原王朝应通过修"德"以吸引四方国、族。"软实力"在汉代外交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为四方国、族对于汉文化之从敌视到仰慕,以匈奴最为典型;一为四方国、族对于汉文化从隔膜到亲近,其中以西域诸国较为典型。在外交关系中,"硬实力"是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软实力"之发挥作用一般来说是在"硬实力"基础之上方才奏效。     

从“设论”系列看汉代文人隐逸心迹

汉代文人的隐逸心迹往往会投射到文学创作之中,设论是汉代文人常常用来发愤以表志的文体,其中蕴涵着比较明显的隐逸之志。通过这类作品,可以看到,从东方朔、扬雄到崔寔、蔡邕等,由于外部环境的压力及个人际遇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在心理上经历了一条从身仕心隐到离世绝俗的隐逸之路,表现出由儒趋道的渐变。     

试论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性质

今古文经学的对立是学术体系的全方位对立,它们在学派宗旨、学术内容、治学方法、学术渊源和思想资料等诸方面有很大的歧异.这两大学派斗争的性质是学术成分参杂着政治成分.在阶级社会中学术是脱离不了政治的,但学术有其独立的价值所在,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一种学术或学派衰朽了,自有另一种学术或学派兴起以矫正其弊病或取而代之.今古文经学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斗争和融合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李白待诏翰林时期作品探索

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一生曾有过两次重要的从政活动,这就是天宝初待诏翰林与天宝十五载应永王磷之辟入幕事,然则两次都以失败而告终。李白天宝初应唐玄宗礼辟,由草泽直入朝廷,受到明皇的礼遇和御手调羹的殊荣。他满以为从此使自己摆脱困厄,大展宏图,将实现其经世济民的政治抱负,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了。但是昙花一现,他的美好愿望很快落空,个人的感情也由极度兴奋转向惊人的颓唐,由积极进取而趋于消极闲放(说详下)。李白待诏长安的三年为时虽短,却是他一生中的最重要的经历。他由封建社会的低层进入政治上     

论汉代的酒器量词——兼谈汉代酒器文化

汉代的酒器量词来源于表示不同用途的酒器名词,但是和酒器名词及容积量词有着明显的区别,其数量和种类也比《左传》时期有所增加。汉代酒器量词的发展一方面是语言精密化和形象化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汉代酒器文化的发达及酒器功能的转变所致。     

汉代长跑卒“伍伯”考略

"伍伯",常见于汉画像石,传统体育史研究者一直将其视为中国古代长跑卒的一种,位于官吏出行车骑前列,导引除障。但在史籍中"伍伯"、"五伯"、"五百"常常容易混淆,如:夏商周时期或春秋战国时期,"五伯"多指"五霸";而汉朝军事系统中亦有"五百",为带兵的军职。"伍伯"除车前导引之职责外,还兼"行杖"及"夹门执戟护卫",役吏性质明显。两汉时期,类似"伍伯"之长跑卒数量非常庞大,在民间、边郡地区基层长跑现象十分盛行,长跑运动有很大发展,已成为社会常态。     

汉代的“商胡”“贾胡”“酒家胡”

汉代有“商胡贩客”活跃于边境地方,内地亦“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其中明确有“西域贾胡”,他们对于社会经济的繁荣有所贡献。当时外国使团中也有被称作“行贾贱人”的商业经营者。乐府诗中“酒家胡”称谓,则反映了另一种形式的都市饮食服务业经营。“商胡”、“贾胡”、“酒家胡”的活动,与汉家商人有一致性,然而也表现出自己的个性。他们的活动,也是促成汉代经济文化在特殊条件下实现进步的因素之一。     

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

本文梳理了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认为,在汉代经学经典化过程中经学出现了神圣化和政治化倾向,这影响了汉代文论的产生和构成。经学的神圣化给两汉文论整体带上了儒家文艺思想的特点,经学的政治化则使封建帝王的权威性得到推崇,合法性得到肯定,对帝王的歌功颂德也成了汉代文论家不可回避甚至持肯定态度的一个论题。汉代经学自身也对汉代文论产生了影响。《诗》《乐》本身就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一部分,汉代经学中部分经书章节对汉代文论也产生影响。总之,汉代文论家和作家对文学的思考极大地受到汉代经学的影响。     

论汉赋与汉代奏议的互动关系

汉赋与汉代奏议属于不同的文体,前者属于纯文学范畴,后者为应用性文体,它们都是汉代高度发达的文体。这两种文体看似毫不相关,但在汉代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汉代文人基本上都能兼擅奏议与赋;从这两种文体对汉代政治强烈关注的角度来看,二者内容上具有较强的趋同性;汉赋与汉代奏议在写法上也互相渗透。汉赋与汉代奏议齐头并进、互相渗透,形成汉代一种繁荣而又特殊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