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宗族组织的内在结构

宗族是中国乡村社会较为普遍的社会组织。在近代,宗族的长期存留在于其自身的内聚力。这种内聚力来自宗族的内在结构。这一内在结构体现为祠堂、族谱、族田、族长和族规的有机结合。祠堂作为宗族的标志因拥有祖先神灵而具有号召力;族谱作为宗族的血缘纽带将一族人紧密联系起来;族田则在经济上支持着宗族的存在;而族长通过族规维护着宗族的正常机制。宗族内在结构形成的稳定状态使这一组织长期存留井对封建的经济、社会制度在农村的统治起着维护作用。因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宗族组织成为阻碍农村变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试论明清宗族保障的经济支持与制度性约束机制

明清时期,宗族势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此相联系的宗族保障也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宗族保障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包括经济上族产的支持以及制度上家法族规的约束,使族众能够得到一定的保障。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传统保障方式对我国当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牖民化俗：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地方宗族对太祖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与阐释

为响应与配合官府推行乡约，晚明时期徽州宗族在乡约实践中根据宗族教化和治理等现实需要，对明太祖圣谕六言进行了宣讲、演绎与阐释，这一活动主要由所在宗族的官僚、文人士子等精英承担，乡绅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演绎阐释，或由宗族官僚等精英直接进行，或由宗族直接借用地方官演绎阐释的文本，或吸收借鉴罗汝芳等理学家演绎阐释的文本进行再加工，广泛吸收借鉴前人或时人演绎阐释圣谕六言的成果是晚明徽州宗族比较通行的做法。就文本形式看，晚明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或最终形成独立成篇的文字并收录于族规之中，或将演绎圣谕六言的文字与族规祖训融为一体而成为宗族规训的一部分。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有助于乡族社区的移风易俗、牖民化俗，其终极目标是将宗族所在地乡族社区建成模范乡里，将自身宗族打造成模范宗族。     

民国时期的族规与国法——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季氏修谱案研究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民法亲属编和继承编中不再有宗祧继承的规定,使地方宗族在处理立嗣和族产继承问题时失去了法律依据。在新发现的龙泉司法档案中,围绕本地大族季氏1929年至1932年修谱前后所发生的诉讼档案,展现了宗族在近代社会、法律演变背景下的主动调适和转变。宗族没有跟随新民法放弃宗祧继承,而是一方面积极调整族规谱例,限制、规范立嗣行为;另一方面,用“民主”这种新的权力话语取代“宗法”的话语,以民主评议会这种形式为族规提供新的合法性。     

中国中部农村宗族权威结构的变迁——以鄂南B村傅氏宗族为例

以中部农村的傅氏宗族为个案,细致描述了民国以来农村宗族权威主体、权威基础、权威表达和权威仪式变迁的过程,分析了变迁的具体内容。研究发现,农村宗族权威结构在整体性变迁的同时,其四个构成部分的变迁也具有异质性。理解宗族权威结构变迁的整体性和异质性共存的局面,需要将国家权力的全面介入和乡村生活的日常实践结合起来。     

宋代宗族观念庶民化与宗族的形成——以江西地域宗族为例

周代及秦汉时代,王室及皇室和豪族非常重视宗族,记述清晰,用之于祭祀及权力和财产的分配与继承;普通民众不讲究所谓宗族。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和婚配讲究是否出身名门望族,族谱修撰也未见于庶民。到宋代,文人士大夫将宗族观念庶民化,他们意识到普通民众树立起宗族观念的重要意义,认为通过祖宗的认同、血缘关系的串联、对先人重要事迹和优秀品德的弘扬和传承,可以使族人得到凝聚,在地方社会中可以形成一个有力量的群体,更有利于族人的生存。到南宋后期,北宋时代文人士大夫的庶民宗族观念被较多基层文人接受。以江西地域为例,在南宋后期,一些宗族进入了自觉的建设时期,即编修族谱、集体祭祖、设置族学和族田等。这表明南宋之后,庶民已重视宗族建设。     

试论汉代地方豪族的宗族组织--以关东豪族为中心

汉代地方豪族宗族组织是在战国以来宗法制度民间化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其中,"九族"是宗族亲属关系的最大范围,而核心家族则在宗族中处于支配地位.宗族成员通过定期的祭祖、聚会活动来增进相互间的血缘联系和认同意识,从而使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得到加强.在宗族内部,经济赈恤和武装自保是宗族社会功能的主要体现形式.它不仅起到了维系宗族生存和发展的作用,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宗族组织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与支配能力.     

试论明清时期官府和宗族的相互关系

封建社会的官府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行政机构,它的政策和措施反映了整个统治阶级的意志。宗族是一种以血缘为组合形式的社会共同体,在封建社会宗族组织是地主阶级藉以控制农民的手段之一。毛泽东同志说过: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是地主阶级控制农民的四大绳索。因此,官府与宗族的关系是研究封建社会之治乱所不能不涉及的问题。过去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研究得较多的是二者关系中互为支持的一面,全面地、系统地分析二者关系的论文尚属少见。明清时代是封建社会的后期,官府和宗族的关系的复杂性已充分暴露。探研官府与宗族关系的二重性,以揭示其深刻的社会本质是本文的宗旨。     

论汉代关东豪族宗族组织的构成特点

汉代关东豪族实际上是以宗族中的核心家族为中心 ,在同族基础上相互结合而形成的血缘性社会群体。在宗族内部 ,宗族成员通过定期的祭祖与聚会活动来增进相互间的血缘联系和认同意识 ,从而使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得到加强 ;而经济互助与武装自保则是宗族社会功能的主要表现形式 ,它对关东豪族的生存发展及社会势力的扩张同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与族群分层——明清徽州宗族认同研究

作为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单元,长时段内宗族组织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稳定性,究其原因在于宗族认同的强大。这种宗族认同是在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乃至族群分层等多重作用下的产物,在展现出全国范围一般性的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就明清徽州宗族而言,具体表现为在士绅所构建的宗族历史记忆上,在理学社会情境下所形成的"血缘性"宗族边界和"名族性"族群分层。     

宗族与地方社会的文化认同——基于民间宗谱的文本分析

宗谱反映的历史是潜在的、无形的,宗谱把历史变为传统,而族规则通过意义的在场与抽离使传统道德化,如此,地方共同体得以有效地建构。这种建构主要通过建设村落、巩固社会团结、强化血缘意识、家乡观念、吸收外部因素延续宗族生命力等方式得以达成。在世代层累的群体意识中,出现了一种"心灵的内卷化",对宗族精神的过度张扬某种程度上销蚀了个体存在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宗族的变迁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开始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农村社会国家权力弱化、个体家庭经济建立、宗法观念根深蒂固等社会因素促使几近消失的宗族势力重新复活。但随着改革深入发展,国家法理权威下沉逐渐弱化宗族宗法权威的影响,个人主义思潮冲淡了宗族血缘纽带,理性合作日益成为宗族联系的核心,宗族发生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但宗族这一传统力量由于其顽强的韧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不会轻易消失,而是改变其形式与现代社会相融合,呈现出一种传统文化特性与现代理性特质的双元兼容状态。     

明清宗族保障与基层政权运行关系浅析

宗族保障的产生,是我国传统社会国家救济匮乏,人们探求自我保障、团体保障的必然产物。作为依附于宗族的一个功用,宗族保障在赋税缴纳、地方治安、地方文化等方面间接地通过宗族组织对国家和社会带来了积极或消极的后果。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宗族完全服从于政权,但其中既有家国同构、互促共存的一致性,也有强霸一方、挑战权威的矛盾和斗争。     

浅论土家族宗族村社制在生态维护中的价值

宗族村社制是土家族社区传统的社区组织,宗族村社制中的族规家训和习惯法,不仅维护土家族宗族社区内的稳定,而且在生态环境维护和生态灾变的救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对其加以调适利用,就能更好地维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从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家庭、宗族与乡里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我国古代由种植文明所形成的家庭宗族结构,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孝为核心的宗法思想,经儒家的宣扬和主张,横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纵向延续几千年,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封建国家看到了乡村政治文化的这种特点,充分利用宗法意识与宗族结构,建构出官民共治的乡里制度,充分利用宗族巨大的内聚力,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从而达到对乡里社会和乡里百姓的严密控制,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     

家庭、宗族与乡里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我国古代由种植文明所形成的家庭宗族结构,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孝为核心的宗法思想,经儒家的宣扬和主张,横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纵向延续几千年,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封建国家看到了乡村政治文化的这种特点,充分利用宗法意识与宗族结构,建构出官民共治的乡里制度,充分利用宗族巨大的内聚力,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从而达到对乡里社会和乡里百姓的严密控制,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中的房长及其权力

房长是族长之下徽州宗族领导层的重要成员,根据宗族内部分层管理的制度设计,他们对宗族内外事务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对所在房乃至宗族的内部管理和运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中房长的权力主要包括族内行政事务管理权、族内经济生活监督控制权、宗族对外交涉权等。房长尽管拥有权力,但若玩忽职守、发生闪失,要负一定的连带责任。对过失房长等宗族领导层成员的惩戒,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遏制宗族自治中的不利因素,使徽州宗族沿着稳定有序的轨道向前发展。     

论宗族依附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

当代中国农村宗族现象的大量出现不是简单的历史重现。现代宗族现象不仅体现着封建社会传统心理的影响,而且体现着社会转型期间,农民利益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中国农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对宗族、公社等权威体系的认可在当代农村改革过程中面临着最终的瓦解。个体农民自立意识和自立能力的薄弱与社会竞争机制中生活的艰难共同构成了当今宗族现象的社会历史基础。宗族现象反映着改革中存在的某些问题,是一种因改革而引起的社会政治现象,所以当代宗族现象只能通过改革的深化,而不是重新树立宗族的权威来解决。     

中国宗族制度与封建国法之关系

宗族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独特产物,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牢固基础之一,是整个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族制度的家法族规与封建国法在内容上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在功能上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封建社会的法律体系,彻底肃清宗法观念的遗毒,对依法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的继承与变革

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十分重视,认为《家礼》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著作,是宗族礼仪一部新的重要经典。徽州宗族对《家礼》的规定,特别是关于祠堂建设、祭田设置、族规家法、祭祀礼仪的规定,不仅是继承,更重要的是对这些礼仪规定进行了重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