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野中的"身体写作"

严格意义上的"身体写作"与女性主义理论密切相关;中国当下的"身体写作"误解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精神,与女性主义理论本身一样有着致命的缺陷;"身体写作"附和着消费主义的时代,在文学精神上有待超越和突破.     

体育院校写作教师应具备的学识素质与提高途径刍议

体育院校写作教师的本身素质是写作课成功的关键,对于体育院校写作教师来说,需要不断地培养自己的人格魅力,提高学识素质.这就需要体育院校写作教师要具备深厚的理论知识、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较深的文学造诣、较强的写作能力,而每一个方面能力的提高,都需要我们对相应的途径和方法进行探讨.     

论应用写作与文学写作之异同

自古以来,人们对应用写作与文学写作区别的认识还没到位。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真实性不同。具体来说,应用写作讲求真实而以理服人,文学写作不求真实而以情感人;应用写作的主体主要是机关单位,文学写作的主体主要是作者个人;应用写作主要用抽象思维,文学写作主要用形象思维;应用写作讲究时效,文学写作不求时效;应用写作主张消极修辞,文学...     

中西方早期复仇文学中方式描写的比较

在中西方早期复仇文学主题中,对于复仇者所采用的复仇方式及其有限性的思考,在西方文学中萌芽得较早,最终发展到对复仇残忍失当乃至复仇行动本身的阻遏。而古代中国人认为只要为了善的被损害去毁灭恶,方式的偏激过当可以被理解接受。     

象征资本的争夺和博弈——关于《青春之歌》的论争和修改兼论集体写作

《青春之歌》是社会主义文学实践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出版之初就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论争,从工人到党的文艺官员都以不同方式介入了这场论争。论争一方面体现了不同文学观点之间的碰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象征资本的争夺和博弈。论争的结果是《青春之歌》的修改、再版和影响的进一步扩大。从论争到修改,《青春之歌》完成了"集体写作"的过程。这一方式是社会主义文学实践和意识形态再生产中的一个独特现象。     

语 言 赞 美 诗

人们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真正明白这句话的实际含义的人其实并不多。只有那些在写作中把对语言美的追求,看作是高于写作本身的人,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到语言作为艺术的真实内涵。语言是值得赞美的,因为语言是一切艺术最初的逻辑起点和最后的终极目标。     

中国化的创意写作学科体系猜想

中国化的创意写作学科体系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而仅非一个研究对象。解决该问题需要学生培养与教师培养并重;理论课与实践课并重;思维训练与创作训练并重;学者教学与作家教学并重;日常教学与学科建设并重;课堂教学与企业实践并重;创意培养与产业孵化并重。只有做好上述七个“并重”,才能建成“和而不同”的中国化的创意写作学科体系,创意写作才有可能变成转变目前高校文学教育,甚至转变人们文学思维方式的利器,其本身也可以得到健康、良性的发展。     

浅析当代反腐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的联系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当代反腐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存在着深厚的渊源关系。这两种文学现象在它们产生的社会背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联系性;而就文学创作本身来分析,在作品内容、写作手法、作家身份和写作目的等方面也具有较大的相似性。     

跨媒介文学文体写作:数字化时代的写作发展与创新

该文是跨媒介文学文体写作研究的总纲,梳理了跨媒介文体的演变与跨媒介文学写作理念的产生,指出了跨媒介文学文体写作研究的现状及问题、价值与意义,提出了跨媒介文学文体写作研究的思路及总体构架,可让人们对跨媒介文学文体研究有一些初步的认识,并为跨媒介文学文体的写作实践者、写作理论研究者和写作教学工作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文学产业化写作的新特征

<正>文学产业机制是文学进入市场后形成的包含文学写作、销售、消费等环节在内的新的文学存在形态,在新的存在形态中,产业性或曰商业性,已不仅仅是文学作品之后的市场营销问题,而是已经成为融入中国当前的文学写作之中的要素。在这个要素的影响下,快速写作与规则化叙事成为当前文学写作的显著特征。一、快速写作速度是产业机制下文学写作区别于传统的、纯文学式的写作的最为显著的特征。这里所谓的速度以发表速度为表征,当然,其背后是写作速度。     

底层写作的出场语境分析

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的出现成为文坛热潮,首先,底层写作与中国社会的现实变化紧密相关,其次,底层写作也是文学观念、实践自身发展的合理走向。文章着重分析底层写作出场的文学语境,追寻底层写作与新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内在联系。     

产业化机制下文学写作的美学嬗变

产业机制下文学文本的审美风尚与纯文学写作的审美趣味区别甚大,传统文学写作中"雅"是共同的审美标签,而产业机制下的文学写作,"俗"是最直观的审美追求。从审美意识、审美风貌、审美结构三个方面来分析当产业机制进入文学写作后的美学变化,揭示其变化规律,为产业化机制下的文学写作提供理论思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颠覆之美--台湾文学新地景与文学史书写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系列新景观(如原住民文学、自然写作、女性主义文学、同志文学、酷儿写作、旅行文学、饮食文学、网络文学……),它们构成了对既往写作模式的颠覆,开创了新的写作范式,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颠覆, 是20多年来台湾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走向.本论文主要就原住民文学、自然写作、同志文学--酷儿写作几种现象进行简要论述,衡定其文学价值,研讨其与既往写作模式的关系,阐释其"颠覆之美",同时也提出这些文学现象在进入台湾文学史时宜采取的写作策略,为台湾文学史的构建开拓新空间.     

写作体系重建:文学应对数字化时代的策略

写作 ,正经历数字化时代的全方位渗透 ,网络为写作已注入新质 ,写作主体、写作客体、写作文本、写作受体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嬗变。网络对传统写作和传统文学发起了全方位的挑战 ,写作的现实语境驱使写作及其体系重建 ,驱使写作学研究树立时代文学观念 ,积极引导网络文学健康发展 ,让文学园地沐浴着时代的春风 ,呈现出更加多元的景观     

工农兵文学服务途径论说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工农兵文学,不但有明确的服务对象,而且有具体的服务途径,它彻底改变了其他文学旧有的做法：变个人写作为阶级写作;变灵感写作为意识写作;变个人掌控为机制保障;变口味逢迎为思想教育。这服务途径,充分表现出它的政治性和行政管制性,但又体现出它的历史合理性。而它的独特性,是由倡导者毛泽东独特的文学观所造成的,在他的心目中,＂文学＂是政治中的文学,而不是文学中的文学。     

后现代语境下的网络文学写作片论

网络文学写作是依托于网络技术的全新写作方式,网络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网络文学写作与传播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网络文学产生于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下,带有明显的即时交流性、科技化、商品化等当代流行文化特质。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态,网络文学在创作上有着与传统纸质媒介文学不同的特点。网络文学写作改变了文学的本质属性,在写作主体、写作受体、写作题材及其写作文本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文学的写作是对传统写作理论的颠覆与重构,而网络文学的独特性又对网络文学的创作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及应对策略。     

唐代刺史与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

唐代的刺史多由科举考试出身的文士担任,文人出刺州郡,不仅是朝野迁转的政治活动,也是文学传播的空间流动行为。因此,有着“文人”和“官员”的双重身份的刺史,与文学的关系可以从刺史在任上的创作,以及刺史对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两个方面考察。在刺史的选拔过程中,文学才能是朝廷考虑的要素之一,中央郎官与州郡刺史的交换任职也是唐代官员迁转的重要准则。刺史对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作用巨大,首先,刺史在行政过程中,具体地执行国家的文教政策,对地方士子的求学、仕进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直接的决定权。其次,有的刺史本身是成就斐然的文学家,当他们参与到州郡的文学活动时,吸引并凝聚了大批的文士,丰富了地方文坛。第三,作为最高长官的刺史,以诗文吟咏地方州郡的景观风物,宣传了州郡的名声,地域景观藉此完成了经典化、文学化的提升。在塑造地方文学生态的同时,刺史也成就了自身的政绩与文名。      

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突围——论上海时期鲁迅杂文的“公共性”

上海时期的鲁迅脱离教授和官员的身份,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同时,上海更加繁荣的报刊业以及政治上的特殊性,使鲁迅后期的杂文更具有公共性。其杂文写作表现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面对革命话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话语、商业化文人话语与官方知识分子权威话语时的一种"话语突围"。在这个过程中,他以"人话"的审视为起点,始终坚持"立人思想",秉持"立人话语",始终关注的是公共事务背后的知识/权力关系,其杂文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话语实践。     

关于当下文学写作与研究的若干问题

在这世纪之交的特殊时期 ,作为传统的文学写作与研究也出现了若干值得人们关注的新问题。研究文学分类、网络文学、作品主题、文学危机、作家队伍、中心话语的转移以及跨文体写作与跨文化研究等问题 ,对当下文学写作与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问责官员复出之失控及其法律规制

近年来,问责官员频频被发现悄然复出,问责官员的复出呈现出高比例化、神秘化、迅速化、高位化、争议化等特点。问责官员的轻易复出架空行政问责制,损害问责制之权威性、严肃性和有效性,严重了损害政府公信力,也会助长"唯上不唯下"的官场不正之风。当前我国问责官员随意复出之乱象,既有问责官员复出制度的不完善之故,也与我国长久以来的"官本位"吏治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当前,从实体上界定问责官员复出的条件十分困难,但可通过完善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通过正当程序实现实体正义。具体包括:要求行政问责时即对问责内容、复出时限加以明确规定;确保公众在官员复出中的知情权;建立官员复出的公众参与及反馈机制;建立问责官员复出后的公众监督机制等程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