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行“八行科”及其影响探析

北宋中后期,乡举德行的儒家理想成为科举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宋徽宗君臣试图通过实行八行科,实现稽古验今的政治理想。八行科应试资格较宽,选拔程序以推举和三舍法逐级向学校贡士,录取规模先增长后缩减。八行之士待遇较丰厚,所授阶官也较优越,但差遣以学职为主。徽宗君臣还热衷于营建八行碑,以期扩大八行观念在民间的影响力。八行科在正风俗方面确实起到一些效果,但同时也造成了天下相率而为伪的局面。     

《孽海花》“谴责小说”之异见

将作为文学史上小说创作第二次高峰期的清末小说,仅用谴责小说来界定描述,有笼统简单之嫌,而将《孽海花》许为此类小说之代表作品也有商榷之必要。谴责只是一种时期风格,经过曾朴整理增撰后的作品,却在不失其时代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作为历史小说的特征。其立意重在纵向的历史画面而不是横向的社会图景,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明显不同。     

毕淑敏小说之“死”

毕淑敏的小说充满震撼人心的"死",几乎无"死"不成书.本文试图从其小说的"死亡"现象入手,探析毕淑敏其小说的"死亡"意象和这种意象后面的尊严追求和人文关怀.     

“史”“志”关系辨析

地方志与历史学历来有“同源异流”的密切联系,同时两者间的关系研究一向又是一个薄弱环节,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以往地方志自身性质定位不明.而今,地方志“资料性文献”性质之说逐渐为方志学界所认同,这是对史志关系重新进行审视分析的重要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从地方志的本质特征、地方志与史学研究的不同结构、中外史学研究发展过程及态势等几个方面,对史志关系作了梳理分析.     

从“日出”到“日落”的潇洒浪漫——李夫晨历史小说《日出日落》简评

李夫晨的长篇历史小说《日出日落》(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是写哈尔滨城市史的历史小说之一,与《圣·索菲亚教堂》、《满洲人家》、《血雨潇潇》、《高悬的匾牌》等其他几部同类作品一样,《日出日落》从独特的角度,独特的侧面,再现了哈尔滨昔日复杂的社会生活,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做了生动的描绘和深入的剖析,披露出特定年代的风云变幻,揭示了进步志士抗击侵略等壮阔的生活层面。1 文笔潇洒自如,小说充满浪漫的诗的意境《日出日落》是以乾隆年间哈尔滨移民生活为背景,生动展示了哈尔滨当时知名的三大家族(打鱼人王尚…     

“六经皆史”源流考论

传统的观点认为“六经皆史”系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的一种创见 ,2 0世纪已有不少人提出“六经皆史”为明代王阳明所首倡 ,但是笔者在通过对中国古典文献详细查证之后发现 ,元代的郝经比王阳明更早更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观点 ,并且发现郝经之所以能够提出“六经皆史”论 ,也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而是渊源有自。因此笔者对“六经皆史”的渊源进行了一系列考证 ,最终得出结论 ,“六经皆史”其最早应渊源于刘向、刘歆父子之《七略》、《别录》。     

口述史的有效与有限：以《历史研究》复刊为例

盘点当代学术史。口述历史可谓异军突起,成果不凡。不仅多次召开专题学术研讨会征,而且有口述历史专业委员会和《口述历史》学刊,为同好提供了切磋交流的平台;其相关成果更是不胜枚举。     

是说教,还是“著史”？

北京大学中文系韩毓海教授在《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中,对五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本书自出版以后数次加印,《博览群书》以及很多报刊专访了韩毓海教授。然而,也有读者对于韩教授在此书中的观点、论据、写作方法等提出了严厉质疑,本文即为其中之一。本刊刊发此文,只是为了呈现读者不同的意见,以促进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文中意见,并不代表本刊立场。     

《春秋》乃“礼义之大宗”

人们普遍认为：《春秋》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从《春秋》的写作缘由及书名分析,它是以明晰礼义为宗旨的。同时,从此书中的称谓、笔削、隐讳等表达方式看,明显违反古代史官“君举必书”的书写原则。也处处以礼作为剪裁、评判事实的标准。因此,《春秋》应是通过事实传承周代礼制的礼学典籍。     

“徽”与“徽州”

日本学者笠原仲二在《古代中国人的意识》中,对“徽”字作了考证。令他大惑不解的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对“徽”的解释竟然是一块绑腿布。同样存在争议的,是“徽州”这一地名的来历,是宋徽宗要将这个美好的文字赋予歙州这块地方,还是他对于方腊起义之后的这一方土地命名另是深意？     

民主化：“明制度”取代“潜规则”的进程

在近年出版的两部著作《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和《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中,吴思所做出的努力令人拍案叫绝:一方面,利用中国真实历史中的丰富素材,采用极具个人特色的原创性语言,概括出中国政治生活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并不违背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已经取得的学术成果,而是与之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一方面,由于大量采用第一手材料,取得了学术界的认同和好评;另一方面,由于叙述生动、通俗易懂,获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和追捧。本文在与吴思讨论的基础上,根据笔者自身的理解,对“潜规则”和“元规则”等进行一些阐释并…     

中共创建史研究的匠心之作——简评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由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先生所作。自该书出版以来,众多学者便对其中的诸多观点进行了激烈讨论。今年适逢该书出版十五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写作特点,并对其中的部分观点再探讨,对于党史研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在“解构”与“重构”之间——美学命运之思

两千多年来的西方美学经历了从"有美无学"到"有美有学"再到"有学无美"以至当下企图彻底"消解美学"的演变过程,呈现出解构与重构不断交替的发展轨迹。其间形成了某些基本的趋势,如在美的本原问题上由实体论转变为非实体性的生成论,在审美活动性能上由他律论经自律论而演进为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取向,以及美学学科自身由"形而上学"的一分支转向"形上"与"形下"两个方面的互渗,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历史经验。中国现代美学学科建设是在接受西方美学的基础上开始自己的行程的,百年之中也经历了多次解构与重构的交替,有自己独特的处境与问题,而今面临新一轮的抉择。当立足于本土实际,大力开发民族传统的思想精华,广泛吸取美学史上的经验教训,为美学学科的今后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     

“心通意会”：历史研究中的“虚证”

历史研究是学者的心智活动,所凭借者虽是“实”的史料,研究过程却不能没有“虚”的功夫。“历史”并非有了史料便可“不证自明”,主观的认识因素须参与其间。历史学者应在研究中明确基本学术思想,详尽而又严谨地展开论证过程,有立论,有驳论,有推理,有臆断,有演绎,有归纳,有想象,有虚构,有假设,有创制,有关联性思考,有研究性结论,有时甚至需要陈寅恪所说的“神游冥想”和“心通意会”。历史研究中的虚实关系有如范缜在《神灭论》中阐释的形神关系,两相附丽,缺一不可。但在现今史学界“实”尚差强“虚”远不足的情况下,强调研究中“虚”的一面,加强学者形上功夫的自我训练,对提高中国历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或更具积极意义。     

肉死象之白骨:唐修《晋书》中小说史料的“细节”意义

唐修《晋书》由于大量取材于小说的缘故,自成书之日起就受到许多学者的诟病。其实,《晋书》采用大量的小说史料,可以使叙事风韵摇曳,人物精神生动,犹如“颊上三毫”,体现了小说史料在《晋书》修撰中的“细节”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晋书》作者也艺术地运用小说史料,那些看似闲散之笔的小说史料,正是曲折隐晦地反映历史真相的珍贵细节。《晋书》对小说材料的取舍,有着深刻的意义,这或许正是《晋书》作者的“春秋笔法”。总之,《晋书》中的小说史料可以使历史叙述更圆通、更完整,正像是“肉死象之白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易》之“象”与《诗》之“兴”

《易》之“象”和《诗》之“兴”是两个既紧密相关又互有区别的范畴:其共同之处是两者在本质上都是隐喻,都需要借助“象”来表情达意,而且存在一定的源流关系。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一哲学范畴,后者是一艺术范畴,这就决定了前者主要用于言理,后者主要用于抒情;前者是灵活多变的,后者则是固定不变的;前者所取之“象”既有实象又有虚像,后者所取之“象”则仅限于实象。     

卢卡奇“历史辩证法”评析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著作中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历史辩证法。卢卡奇试图把黑格尔的头足倒置的辩证法颠倒过来。为此,卢卡奇选择了历史领域来实现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革命。但是由于黑格尔主义的影响,青年卢卡奇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历史辩证法的解读,没有使他最终彻底回到马克思。     

戏说历史：台湾著名文学家高阳的“宫廷小说”

历史小说的繁盛，在海峡两岸都是一个相当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近年来由于影视媒介的加入，使其影响得以迅速扩展。被台湾诗人痘弦称为“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历史小说第一人”的台湾著名作家高阳，他所创作的一系列历史小说，无疑在这方面最受瞩目、影响也最大。     

北宋大朝会考论——兼论“宋承前代”

北宋在正旦、五月初一(在宋神宗熙宁二年停止举行)、冬至举行大朝会。其立国一百六十七年,大朝会仅举行了五十次,即便是最重要的正旦大朝会,也只举行了三十次。即便因战争、灾害、国丧等原因停止举行大朝会,制度规定群臣也要拜表称贺。这些规定,彰显了大朝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同时,从大朝会礼仪的传承来看,《文献通考》、《宋史》承前代之制的说法更接近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