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峙到共存：执行程序中居住权的保护范围及措施

涉居执行难题涉及《民法典》新设物权与民事强制执行立法的规则协调。经我国本土化改造后的居住权,既侧重传统人役权的生存保障属性,又兼具用益性物权的财产属性。二者背后呈现的价值倾向的差异,有必要在涉居执行中通过细分居住权类型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剖析民事强制执行的基本价值,宜将执行程序中居住权的保护范围限定在“社会性居住权”的概念之内。对于民法典与民事强制执行立法的衔接,分别从民事私法与程序公法两个维度出发,在实体上构建有限保护的居住权审查规范,在程序上完善案外居住权人的救济措施,实现涉居执行中居住权与其他权利的平衡保护。     

"穷人经济学"与"三农"问题

以经济收入高低为标准,现实社会中的人可以分为“穷人”和“富人”。“穷人”和“富人”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规律和经济利益,所以就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学“穷人经济学”和“富人经济学”。“穷人经济学”倡导经济收入和相关资源的分配应该向穷人倾斜。按照“穷人经济学”的理念,解决“三农”问题有三个答案“多予少取”、“农业保护”和“统筹城乡发展”。     

“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的法理学之辨

《民法典》业已颁布,其中物权编中居住权部分以居住权为人役权作为逻辑起点,第369条与第370条分别规定“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与“居住权人死亡的,居住权消灭”。如对“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作出教义学与社会文化视角观察,该规定自身的不合理性则将会自己显露,其内部矛盾将会伴随着法理学阐释而得到解决。     

《民法典》视域下居住权的养老功能与实现路径

保障老年人居住权益是《民法典》确立居住权制度的重要初衷。但在《民法典》运行中,围绕居住权的内涵、设立形式、权利限制以及消灭方式等内容,司法适用出现困境,老年人难以通过《民法典》居住权制度保障其居住权益。为充分实现居住权制度的养老功能,针对老年人赡养型、遗嘱型和投资型的三种居住权诉求,后续实践应补阙居住权设立与消灭的规则,区分居住权合同的有偿性和无偿性,相应适用双务合同和赠与合同的规则。在“一房多卖”的法律规制与“物权不破租赁”等权利冲突的已有解决路径的基础上,规则续造应细化老年人居住权行使中与所有权、抵押权、司法查封等权利冲突的解决模式,并设立“一房多居”下的权利登记规则,肯定必要同住人的法律地位,最大化发挥居住权对老年人群体的福利性保障,确保“老有所居”“老有所养”在居住权制度中得到落实。     

“穷人经济学”不是劫富济贫

中国一些经济学者分析认为，“穷人经 济学”将是“十一五”规划的理念之一。未来 5年，中国在追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 “政策取向将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 和社会的公平”，避免陷入“穷人更穷、富人 更富”的贫困陷阱。 “穷人经济学”不仅仅从道德上容易获 得大家的共鸣，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它也有助 于提高宏观经济效率，从而提高社会福祉。 “穷人经济学”需要关注收入分配和资 源分配，注重‘增长的均衡”即社会民众整体 收入水平的均衡增长，特别是关注民众收入 金字塔塔基的稳步提高。按照福利经济学的 一个基本观点，只有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收 入水平提高了，才意味着社会福祉的增长。政 府需要调整收入和资源的分配，使得现有社 会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益。 譬如对于“富人”而言，收入增加后，个 人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使得其中用于消费部     

民法典中居住权规范的宪法意涵

《民法典》中的“居住权”规范蕴含着浓厚的宪法元素。宪法社会主义原则和基本权利条款是民法居住权保护的价值基础,也构成民法居住权解释的背景规范。遵循基本权利处分、基本权利限制、基本权利冲突等宪法原理,居住权的处分受到除当事人约定之外的一定限制和宪法“济弱性”的保护。法院在处理公民居住权与其他公民权利冲突的民事案件和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对财产实行征收征用的行政案件中,应从宏观层面上培育宪法意识,并在微观层面上区分宪法在“裁判依据”和“裁判说理”中的不同效力定位,准确地以宪法基本权利原理解释和指导民法居住权规范的适用。      

老年人居住权益的司法保障与社会法因应

居住权兼具社会保障功能和经济功能，为预防和降低居家养老伦理风险、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居”提供了理性选择。司法实践中，对旅居养老型居住使用权的处理不同于居住权，应肯认事实形成或法院裁判即可成立居住权关系。为填补权益保护空缺，应保护老年人居住权的期待利益，同时将私法规则转化为公法保障，将居住权明确纳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保护范围，惩戒侵犯老年人居住权益行为。     

《民法典》视域下居住权设立实证研究

中国《民法典》正式规定了居住权制度,但其内容多为原则性规定,对于居住权设立还存在许多可以补充的空间。在现行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中,存在通过双方意定、订立遗嘱、生效裁判文书确认三种途径设立居住权的情形,而对涉居住权协议的规范形式、权属登记的具体流程、权利享有人的范围并无明确规定,致使司法实践中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同时,居住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其不仅应当满足特定人居住的权利,还应发挥其“物尽其用”的功能。建议设立居住权时签订单独居住权合同,完善居住权登记模式和登记效力,以增强居住权设立的规范性;权利人认定方面,扩大实际居住人的范围,将居住权人近亲属及关系密切的人员认定为有权居住的人员,进而提高房屋效用,充分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民法典》居住权：立法意旨、功能演化及制度重构——基于人役性向用益性转变之视角

居住权起源于罗马法的人役权，具有鲜明的保障功能，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在承继罗马法居住权的基础上逐步淡化居住权的人役性特征，以期摆脱人役性对居住权制度的功能限制。我国居住权“入典”的立法意旨置重于“住有所居”的实现及住房的多元利用。在新型不动产用益物权格局形成的背景下，人役性居住权的立法规范极大限缩了居住权的制度功能。除传统人役性的保障功能外，居住权可为以房养老、合资买房(建房)、分时度假酒店、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等多领域提供不可替代的制度支持。《民法典》应采用“多编协同”的立法模式，将人役性居住权置于婚姻家庭编及继承编中加以规范，同时以物权编的立法规范实现居住权用益物权本质下的多元制度功能。     

集体建设用地上的房屋设立居住权法律问题研究——基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

突破集体建设用地不得用于住宅建设的法律障碍与居住权的人役属性,允许集体建设用地上的房屋设立居住权,不仅是物权平等原则的应有之义,也有助于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立足于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改革,探明居住权的类型与集体建设用地用途的对应关系,设立生活型居住权、经营型居住权、社会保障型居住权,不仅可以落实“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政策,亦有助于进一步盘活集体资产,促进农村经营模式的转型升级。居住权是保障自然人住有所居的基本权利,应构建集体决议与居住权设立合同二元区分制度,探明集体建设用地和房屋权属变动不破居住权之规则,赋予居住权人独立的征收补偿请求权,保障居住权的稳定,维护居住权人的权益。     

论经济适用房的法律属性:基于公私法的综合判断

住房保障作为国家向中低收入者提供帮助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涉及复杂的权利归属和保障方式问题。作为住房保障制度之一,我国的经济适用房制度由于目标和定位模糊,现有规定亦囿于旧有理论难以突破,使得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得不到保障。因此,应当从理论上厘清经济适用房的权利归属和保障方式,明确其公私法上之属性,设计符合经济适用房的特殊规则,走公私法规则相结合的社会保障路径。通过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结合我国住房保障的实际,完善相关立法,构建多元、多层次、动态的住房保障体系。     

论居住权的宪法地位

居住权源于罗马法，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上的一项制度。我国民法学界曾对是否引入居住权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然而，我国宪法学界对此却缺少关注。居住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是作为自然的和社会的人所固有的权利。通过对居住权沿革的考察和透过宪法视角对居住权的性质、地位、客体和内容进行探讨，应确立居住权的宪法地位，真正保护公民的居住权。     

论住房权司法保障的正当性

住房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获得了广泛的承认,被规定在许多重要的国际公约及多国宪法中。然而,长期以来法学界对于住房权存在错误的认识,以至于否定住房权的司法保障,从而严重地影响了住房权的实现。根据人权保护理论、权利一体化保护理论、权利救济理论,住房权的司法保障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具有其正当性。     

浅谈经济适用房的供给对象定位及供给模式创新

目前经济适用房实施效果不甚理想的根本原因是供给对象的定位不够准确 ,经济适用房的定位不宜过宽 ,应该集中针对收入下层。同时 ,经济适用房的供给模式可以考虑建立住房合作社制度 ,让福利住房的消费者直接获得住房政策的好处 ,提高它们的住房自我供给能力。     

房屋征收中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问题探究

基于房屋与国有土地的密切关联,房屋征收必然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收回及重新安排。国有土地使用权是房屋所有人的一项重要财产权利,房屋所有人在购买房屋时已经支付了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费用。《宪法》、《物权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了对土地使用权收回的补偿,因此,房屋被征收时,房屋所有人有权获得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正、合理补偿。     

从“一户一宅”的视角探讨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取得

目前,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比较混乱。现行立法对户的内涵的界定比较模糊,使得“一户多宅”现象较为突出。房屋继承后,“地随房走”原则的贯彻,促使“一户多宅”现象更加严重。宅基地使用权获得后,有时并不立即建造房屋,造成宅基地使用权取得与建造房屋的目的相脱离。作者认为,法律应该对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与房屋的建造之间规定一定的期限。农村因继承房屋而能否实际取得宅基地使用权需要具体分析。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需要通过立法进一步完善。     

论我国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完善

《物权法》中虽专章规定了宅基地使用权,确立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用益物权性质。但是,有关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方面的规定并不完善且脱离现实,比如,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对于流转对象的规定过于严格;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规则存在缺陷,缺乏不动产物权公示制度,登记手续不完善等。通过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提出完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建议,从而既保障农民的宅基地的使用权又促进其充分利用。     

经济适用房定价微分博弈模型及福利分析

经济适用房存废之争日益激烈,尤其是经济适用房定价问题广受质疑。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博弈经济行为影响到经济适用房的定价和供给量。本研究采用Stackelberg微分博弈模型演绎了经济适用房定价、供给量和政府补偿的收敛趋势,进一步阐释了限价房摇号随机配给机制可能造成的住房福利损失。结论是地方政府采取的激励强度和开发商的利润追求动力驱动了经济适用房定价过程,经济适用房不能废弃,并且供给量需要维持在一定的水平,切实保障对经济适用房的住房边际效用高的群体购买,才能减少公共住房福利损失。     

居者有其屋：穷人的住房权该如何实现——以农民工廉租房为视角

＂居者有其屋＂是一种天赋人权,更是一个基本的民生问题。诸如农民工的穷人群体,由于自身的弱势地位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获得适当的住房。国家作为穷人住房权保障的义务主体,不仅要确认住房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将住房权作为基本的权利纳入宪法保护,更要确保穷人住房权的实然享有。     

基于住房保障面不断扩大背景下的农民工住房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农村转移劳动力形成了城市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群体。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全国各个城市普遍存在着农民工生活居住条件差,居住条件改善缓慢,也没有把低收入农民工住房全部纳入城市保障性住房的保障范围。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需要强化各级政府在解决中低收入农民工家庭住房问题的主导作用,通过完善制度,把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纳入住房保障的范围,让农民工享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