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中政府经济管理行为优化原则

政府经济管理行为优化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其内涵在于经济法要赋予政府依法干预、管理社会经济运行的职权，强化其权威，同时依法限定政府经济管理行为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这就要求经济法要为政府经济管理方式的转变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要具体规定政府干预和管理经济的法定次序和范围以及越权干预的法律后果，要明确规定对政府经济管理行为的监督和补救措施，为政府合理、有效调控经济运行创造条件、提供保障，以获得最优的经济管理效益。     

中国城镇化中政府行为之法律分析

中国的城镇化离不开政府的有效介入和适度干预,但政府的介入与干预是一把"双刃剑",因此需将其置于法治框架内,而对政府行为予以法律规制的前提则是要对城镇化中的政府行为予以分析,以厘清法律规制的应有对象。在城镇化中,政府的介入与干预主要体现为政治决策、行政规划以及土地征收等,由于政治决策的特殊性,对其进行规制应主要依赖于民主政治的完善而非法律制度的创新,因而,对政府行为予以法律规制的重点在于行政规划和土地征收。     

中国历史上政府干预市场问题的考察

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管理市场自古有之 ,主要表现在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及对贸易的参与方面。其中 ,政府对市场的管理主要包括 :建立城镇市集 ,划分销售地区 ;规定贸易时间 ,限制夜市交易 ;推行抑商政策 ,加强商人管理 ;严查商品质量 ,不许伪劣入市 ;调控市场物价 ,严格物价管理 ;利用税收政策 ,调节社会经济 ;统一衡器币制 ,方便货物交易 ;制发契券票帖 ,规范贸易行为 ;缉盗贼防火灾 ,保证财货安全 ;制订交通规则 ,维持市场秩序。政府对贸易的参与主要表现在官营贸易及官吏经商两个方面。通过历史上政府干预经济问题的考察分析可得出结论 ,政府要“适度”干预经济。     

政府干预:一个社会学的分析模型

文章从时空的角度和社会学的视野出发,认为在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的行为取向,应主要考虑三个层面因素:时间层面工业化的运行区间;空间层面工业化的运行状态;意识形态层面政府的行为模式,从而提出后发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干预的三因素解释模型,并结合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对目前我国政府的经济行为取向作出具体分析。     

论公权行为与经济法现代化

经济法现代化既是一个过程 ,又是一种目标。现代化的经济法以国家干预与市场的干预需求相均衡及干预的最高效率为主要表征 ,以对公权行为的有效规制与优化为关键。文章阐述了对立法行为进行有效规制与优化的路径 ;并主张用企业家精神塑造政府行为 ,改变政府行为的激励机制 ,在公共部门引入竞争机制及在政府部门导入效率动机。     

论转型期政府权力的规范——基于经济法视域的思考

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理应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导向。然而,现存的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却会因“政府失灵”,导致干预的功能失调和效用消减,这就使得控制政府权力成为必要。中国政府的权力要得到规范与控制,应当在既有的30年强计划经济路径依赖中进行考量。否则,其产生的论证基础会发生更深层次的位移。现代市场经济的关键就是通过法律划定政府的权力边界,规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将政府自身的寻租利益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将最大的利益资源留给市场主体,给予公民。只有这样,回归政府应然的角色,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     

论企业兼并中的政府行为

我国政府在企业兼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经济学界与法学界对企业兼并中的政府行为问题却研究甚少。本文拟对此作些粗浅探讨。一、企业兼并中政府行为的现状企业兼并中的政府行为是指政府干不干预企业兼并、如何干预企业兼并以及干预的程度如何等。对此，世界各国主要有三种做法：（1）不干预，如德国I（2）适度干预，如美国吕（3）干预，如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兼并中的政府行为呈现如下特点：第一，政府直接发动企业兼并。我国的企业兼并从一开始就是与政府行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初的企业兼并，大多数是由政府直接…     

金融危机下国家干预经济的反思与对策——以国家干预行为的程序理性为视角

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使得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再度引起热议。考察近现代经济运行的影响因素,无论新保守主义也好,国家干预也好,政府干预经济的内在动因是政府通过运用权力的力量,使经济尽可能地运行在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上。从经济法学的角度看,国家干预经济的行动必须是正当且有效率的,实现国家干预的法治和效率离不开法律,尤其离不开使法律得以发生实际效果的某种程序。本文以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家干预的广泛运用为契机、以国家干预行为的程序理性为视角,反思国家在经济运行中的角色和作用,提出政府干预程序化是政府干预有效率的条件和制度保障;反思国家干预经济行为程序制度的重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论政府干预的边界及越界治理

通过对庇古和科斯干预理论的分析得出政府干预的边界:即干预行为首先应具有外部性效果,这种干预不能逾越合法的产权安排。从“诺思悖论”出发,提出规范政府干预的办法就是构建一个“公共领域”平台来集中社会意识,对政府的行为进行校正。     

政府适度干预简论

自由竞争经济下,资本家的过分自利行为造成了市场失灵,因此政府以一种"调控人"的身份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而长期的政府干预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政府失灵"。传统政府干预理论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经济法未完全生效的原因,并依此提出双向干预说,期望利用经济法克服政府失灵。但实际上政府失灵是经济法的一部分,对政府失灵的克服只能是完善经济法自身,具体措施可以引入适度干预学说:第一,引入契约机制的互动干预体系;第二,建立责任与干预相统一的问责制度;第三,将克服"政府失灵"列入除经济法以外的合适法律形式。     

基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干预行为研究——基于两个案例的探索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我国经过近20年的探索,已逐渐向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转型.然而,在基层政府购买实践中,还存在着既"热衷"于购买服务又"舍不得"放手的悖论.在基层治理转型的背景下,系统比较政府是否干预购买公共服务过程的两个案例可以发现,个别基层政府官员规避政治风险,应对晋升和日常考核的压力是诱发干预行为的个体性因素,而委托代理的绩效目标出现偏离、合同确定的正式规则被软化、市场的声誉机制在准市场内化为恶意投机、绩效考核的"合规性审计"被"内控评估"代替则在制度上为基层政府干预行为留下了灰色空间.未来要减少基层政府购买服务中的干预行为,就必须建立和完善合同规则,加强合同管理,并构建"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并重的晋升考核激励机制,同时完善信息甄别、传递与共享机制,推行绩效审计.     

外部性问题与适度政府干预

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核心,在现实世界里,外部性现象引发人际冲突与社会矛盾,常常导致一种非最优的资源配置.利用政府的力量和活动去矫正和弥补市场外部性的同时,必须时刻防范和矫正政府行为的负向外部性.在现代法治社会,为了减少政府干预行为的负外部性,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使政府能够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成为一种有价值的无可替代的资源,需要通过经济法律制度,严格界定政府干预边界,规范政府干预行为.同时,为更有效地解决公、私利益矛盾,并为解决政府非适度干预行为导致的公共利益损害问题的进-步滋生和蔓延,有必要在我国建立公共利益诉讼制度,为我国公共利益救济问题提供法律支持和制度保障.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失灵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失灵是一种客观存在.从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和力度上看,政府失灵主要表现在政府干预过度、干预不足和角色错位三个方面.从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上看,则主要表现为政策随机多变和政策失误两个方面.发生政府失灵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组织制度存在缺陷,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与市场机制的运行并非能完全吻合,政府决策可能会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政府获取的信息具有不完全性,政策的滞后性,以及公众预期的作用等.为了克服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局限性,尽可能地避免政府失灵出现,应该在几个方面进行一些尝试.     

试析我国旅游产业市场化中的政府干预行为

随着我国旅游产业市场化的日臻成熟和完善,我国己经逐步成为世界旅游强国。实践证明,旅游产业市场的日益完善也意味着政府干预行为的逐步弱化。通过考察政府干预行为的相关界定,可见政府行为的弱化并不代表市场力量就是万能的。政府对旅游市场进行适时和适当的干预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弥补市场缺陷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中国国情的客观要求。各级政府应当从单一的政府行政管辖转向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及行政手段进行间接管理来进一步强化其对旅游产业的宏观调控能力。     

提高政府行为效率的法治基础和政策选择

提高政府行为效率是现代政府追求的重要目标。市场经济是现代政府职能的基础,依法行政是确保政府行为效率的法治基础。提高政府效率的政策选择,要增强决策透明度,建立服务型政府;要廓清市场边界,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职责划分;要以建立公共财政为契机,提高财政管理公共化水平;要注重公共项目的绩效管理,建立高效政府;要引入竞争机制,推动政府创新。     

论国有企业资产重组

从我国目前经济结构调整、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集中企业经济优势以及迎接国际挑战的需要来看,资产重组势在必行.在资产重组中面临的主要难点是产权关系不明、体制条块分割运行、政府过多干预、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下岗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为了使资产重组得以顺利进行,本文提出了一些具体对策一是要理顺产权关系;二是要在资产重组中规范政府行为;三是搞好再就业工程;四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五是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与激励.     

繁荣时期政府不作为的政策命题——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个理论假说

在经济周期处在衰退、萧条和复苏阶段时,政府要及时而适度地介入干预;在经济周期处在繁荣阶段时,政府则要采取不介入干预的不作为应对策略。政府既不能对某些周期阶段进行过度介入干预,也不能对所有周期阶段进行全程介入干预,更不能对一切周期阶段均进行过度介入干预,而只能对某些周期阶段进行适度介入干预。这种政策组合能够有效地减轻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两者叠加的巨大负面效应,从而收到国民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预期效果。     

宪政规则下的社会秩序构建与公共预算改革

公共预算作为社会公众监督政府的重要载体,其本质是从制度层面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约束,是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非暴力的制度控制方法"。宪政的核心内涵是限制和约束政府行为,其本质是"限政",这也是宪政经济学的灵魂,其目的是要通过最高层次的规则性约束对政府的权力(尤其是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经济的权力)加以限制。现代公共预算的决策过程必须在宪政规则的总体框架下实施。其制定过程也是现代政府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因此,在宪政规则的作用下,社会和谐秩序得以构建,同时也为政府公共预算的改革确立了"源规则"。     

我国的城乡关系及其社会变迁

本文通过对建国以来我国城乡关系不平等格局形成与演变的历时性考察,指出:欧美发达国家的城乡关系格局是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我国城乡关系格局的形成主要体现为政府人为干预的特征。要改变这一格局,一方面要依靠市场经济的力量,另一方面更要求政府的自觉行为。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介入劳动关系的界限

研究劳动关系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必须考虑政府介入的边界问题,以避免从政府介入不足的一个极端,转向过分干预的另一个极端.劳动关系中"市场失灵"及政府优势成为政府介入劳动关系的主要理由.但是"政府失灵"的普遍存在也表明政府并非解决劳资冲突问题的灵丹妙药.劳动关系中诸问题的解决应以劳资双方自治为基础,辅以有限且有效的政府作用:一方面,要按照辅助性原则、契约优先原则和合法性原则合理确定政府干预劳动关系的边界;另一方面,要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使政府的劳动关系干预从"划桨"走向"掌舵",从直接干预走向搭建劳资自治平台的间接干预,以从根本上保障劳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