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启示

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看,佛教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共通性。二者本质上都牵涉到外来文化在中国传播、扎根、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激荡、涵摄、交融,并在逐渐适应中国特殊实际的基础上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问题。因此,回顾佛教中国化的历程,总结其中规律,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提供重要的历史启示。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中国传统文化能否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进程中达成"视界融合"、外来文化成功实现中国化的条件和环节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佛教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佛教中国化的成功,在于它不仅结合中国的儒家伦理、实用心理和各地域文化特征,适应中国社会发展所导致的阶级阶层变动,而且还有所丰富和发展,受其启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自觉重视和解决好日常伦理建设、普重功利的现实及其超越和引导、理论和实践探索中“一”与“多”的关系以及新社会群体的需要和期待满足等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较之于佛教中国化,在传入背景、思想地位、传播过程和学说性质等方面毕竟存在不同,因而要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魂”,立足于现代社会实际,科学处理文化发展中的一系列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与启示

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以来,就被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和传播。后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文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的基础上,得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过程中的启示,以便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启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贯穿中国革命和建设全过程,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四大理论成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及执政党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更为我们科学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试论瞿秋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启示

瞿秋白是党幼年时期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历史地位,为宣传和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各种原因,瞿秋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始终没有摆脱与生俱来的"绅士意识",始终没有摆脱对苏俄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的迷信,在其革命生涯后期,瞿秋白对革命产生了消沉情绪,对自己的革命生涯作了过度的自我否定.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及其在探索过程中的经验和失误,对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与启示

目前学术界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若干问题尚存在较大争议。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由谁提出聚讼不已。事实上,如果跳出局部、观照整体,李大钊、瞿秋白、张闻天等人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推进、宣传等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做了理论和实践的准备。通过梳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脉络,得到的启示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地位,自觉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一定的理论争鸣将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论析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呈现出一股前所未有的热潮,涌现出了一批相当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同时研究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性质的解读上存在错误观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定位不够端正,比较研究在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尤为缺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视野存在局限以及重复研究现象严重。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总结出来的首要的最基本的经验,科学地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永恒主题。     

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条件和经验启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在中国的开创与不断推进,决不是偶然的,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的客观需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总结和铭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嬗变的苏共因素及启示

苏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影响深远,而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因循与超越勾画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轨迹。经考察毛泽东半个多世纪对苏共的心路历程,就找到了整体性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核心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提法嬗变的锁钥。从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新话＂,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段时间的弃而不用,再到＂后中国化＂语境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以及纪念语境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重新使用,苏共因素像一条金线贯穿始终。由此可以得到的启示有：对外学习要有一种平等心态;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多样的;坚持道路自信,跨过＂卡夫丁峡谷＂。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的一点思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理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空间很大,问题很多,任务很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使其变成群众的精神和物质力量。要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首先要认真学习、研究、弄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既要防止有人借错解和歪曲马克思主义为私有化提供理论支持,又要破除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僵化观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背景下的党内民主文化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时代任务和战略课题。在这一背景下,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并使之中国化,从而促进了党内民主文化的发展。探析其生成逻辑和发展成就,有助于破解当前党内民主发展的难题、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总体意识及使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演进态势是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总体性意识分不开的。在实践总体意识、思想总体意识、人学总体意识以及历史总体意识的支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历史使命在于推进整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现代化,推动中国社会历史由民族史向世界历史的整体转变,以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性发展。     

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这一历史进程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党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党立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借鉴世界文明成果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党的理论宣传教育和改善农民生活相结合,把党的理论实践创新与解决现实问题相结合。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及其现实启示

生态危机是人类遇到的共同难题。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表现在生产过程及其与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中,利润挂帅是双重危机的根本原因,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社会变革、加强生态道德建设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基本路径。这为分析和解决人类的生态问题提供了建设性的思路。我们要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建立科学的消费观和生态价值观,运用科学发展观解决生态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及其启示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和结果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推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成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所以成功,经验是多方面的,包括在内容上使推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与大众性的特点,把广大党员干部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中坚力量,突出基层党组织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堡垒作用,把党的自身建设、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砝码等。这些经验告诉我们: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依然需要依靠其理论本身的魅力、党员干部的公众形象、基层党组织的理论水平和执政能力。     

《共产党宣言》对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的启示

《共产党宣言》是一篇经典之作,它对后人的影响是极其深远和广博的。其中关于思想、政治和教育等方面的论述对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具有重要启示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打牢自身的思想理论基础;必须带着情感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转变文风并注重宣传教育形式的多样化和生动活泼化。     

《新民主主义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而撰写的经典著作。它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怎样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问题。《新民主主义论》从形成背景到主要内容再到价值意义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方法论自觉,对我们新世纪新阶段深化"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若干思考

过去30年中,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采取了两种范式：“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其中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主。这类研究尽管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一定问题。随着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二级学科确立,应该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作为准则,对该学科进行重新定位和进行新的分支学科划分,进一步推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