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读《庄》漫笔之七

《德充符》篇第一段前三层,中心在“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一语,所谓“审乎无假”,即明白“其宗”也。宗旨,根本是也。所守之宗与物之迁化相对,而迁化必与差异相联系,由此,所守之“宗”,当指宇宙中一种相对稳定、统一的方面。“不与物迁”的含义:从时间上说,是不随着事物的流转而流转;从空间上说,是不为万物的差异所迷惑。     

朱熹解《论语》"吾道一以贯之"与《中庸》"忠恕违道不远"

朱熹解《论语》忠恕“一以贯之”,以“圣人之心,浑然一理”为一,以“一本万殊”解“一以贯之”,并与《中庸》忠恕“违道不远”联系起来,讲“‘忠恕违道不远’,正是说忠恕;‘一以贯之’之忠恕,却是升一等说”,从而建立了“天地无心之忠恕”“圣人无为之忠恕”“学者著力之忠恕”的理论结构,并在这个结构中阐释《论语》忠恕“一以贯之”与《中庸》忠恕“违道不远”区别和相互关系。     

传统“天命”观的确立及其象征

殷周剧变诞生出“以德配天”的天命观,旨在为世俗统治提供某种来自天意的合法护符,其后经春秋战国到秦汉一统。“天命”受重视的程度恰与它所代表的王权之强弱相互照应。终于形成一套由“奉天承运”和“天谴弗违”辅助论证的天人感应体系,与西方的“命运”说不同,这种意识形态更强调天命与人事之间的双向效应,因此又具有强烈的象(取象于天)征(有徵予人)色彩。     

陈亮的功利德论探析

“德”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南宋永康学派的陈亮提出了颇具特色的功利德论:反对理学空谈道德性命之说,肯定道德的功利性。在伦理层面上,主张“功到成处,便是有德”,提倡才德并美、济时达务的理想人格;在政治层面上,主张德化为本,杂王霸、会事功的富国强兵之说。陈亮的功利德论在中国古代“德”范畴的演进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我们全面理解道德的内涵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先天”“后天”“同天”蠡测

《周易·文言》解释《乾·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英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段话,看到了“天时刀、“地利”、“人和”三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把天人合一看作是人生理想的境界”;“提出了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人与鬼神的关系问题,并且提出了     

西周的"礼"与"德""孝"关系辨析

“德”“孝”是西周宗法伦理的核心 ,而“礼”与“德”“孝”有相同的起源、内涵和发展走向 ,“礼”是“德”“孝”价值观念的外化 (行为规范 )。     

论春秋时期“德”的政治功能

春秋时期“德”的功能及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德”是君主守国的根本、“德”是霸主主盟的关键、“德”是臣子保位的必备、“德”是战争获胜的利器、“德”是与“刑”并用的手段.这表明,“德”在当时主要是作为政治功利手段被对待的,至少在春秋晚期以前,“德”仍主要是政治概念,还不属于纯粹的个人道德修养范畴.     

以“德”抗“位”的回归——论孟子、赵岐和朱熹的君臣观

在君臣关系上,先秦孟子主张德高于位,东汉赵岐虽未能继承孟子衣钵以德抗位,却也守道不违,守住了人臣的基本原则。而至南宋朱熹在吸纳与反省宋代《孟子》议题的时候,再次开掘和彰显仁义道德本真,以德抗位的人臣之本也自东汉赵岐之后得以回归。     

从周作人书法风格论"书如其人"

周作人在书法上用过不少功。即便从人品上说,“书如其人”依然是重要命题,技法层面之上的作品气息与人的气息往往相互映照———尽管周氏有仕伪记录,仍是“书如其人”的典型例证。     

"依法治校"、"以德治校"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高等学校在管理中 ,要“法治”与“德治”并举 ,要坚持“依法治校”也要坚持“以德治校”。“以德治校”中的“德治”是以肯定“依法治校”为重要基础的 ;“德治”是把“依法治校”同”“以德治校”看作是同等重要意义的“德治”。二者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     

“别人”与“别个”考察

“别人”与“别个”在汉语词汇史上是两个很重要的词。通过实例证实表“另外之人”意义的“别人”在隋时已经出现,在中唐后成为习语,经宋元明清沿用至今,现在发展为专门的人称代词;“别个”一开始是以“另外之人”意义在宋代开始使用,元明代“别个”发展到不仅有表其他的人之义,还有表指其它事物、其它方面之义。“别人”只用作旁指人的指示代词,而“别个”除此外,还可用于旁指事物的指示代词,它们在语法功能上没有表现差异,都能作主语、宾语、定语、同位语等。     

“V起”与“V起来”辨微

“V起”与“V起来”在语义上相似,但句法上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在语体选择上也存在着殊异。从韵律学的角度来看,“V单起”是一个标准的韵律词,并且有词汇化即成为复合词的趋向,而“V双起”则是不合法或是不常用的结构。无论是“V单起来”还是“V双起来”,它们都只能是短语,没有成词的迹象。     

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语义分析

民族与民族主义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涵也并不相同。民族与民族主义是一种历史现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民族和民族主义同时具有内在的规定性和价值体系的稳定性。在其演变的过程中,逐渐从最初的情感认同过渡到与国家根本属性的理性认识相结合的现代涵义,呈现出以地域意识为核心、民族自决和民族利益为表现形式、民族国家的形成为主要标志的三大特征,并形成了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利益认同三个层面的互相叠加、互相包容的语义特征。全面认识和理解民族、民族主义的内涵,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孔子"礼""命""仁"概念及其意义

"礼"命"仁"是孔子思想的重要概念,"仁"和"礼"之间是双向互含的关系,仁是内在的,礼是外在的,"命"是仁礼能否合一的关键.孔子在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时,立足于仁,着眼于礼,礼是一种手段,仁礼合一是一种最高境界."仁"礼"命"的关系影响了儒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也从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等方面影响了中国独特文化传统的形成.     

思辨“必需”与“够用”

在职业技术教育中 ,对文化基础理论课教学的“必需”、“够用”观点 ,出现了认识及实践上的偏颇。为了能正确认识“必需”与“够用”观点 ,使其在指导实践中发挥应有作用 ,本文提出了“适度”基础上的“够用”,“充分”前提下“必需”的观点 ,以满足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需要。     

论"文字"的本称是"书""契"

汉民族文字,即汉字,这一称谓毋庸置疑。但是,汉字在其初造的时候,是不是就叫“文”、“字”?抑或是其他称谓?试以历史文献为依据,从文字学和音韵学的角度论证汉字的最早称谓应是“书”、“契”,而“文”、“字”是后来的假借用法。     

论词之“大”“小”

词学批评中"大"与"小"这一对范畴内涵的形成与丰富,与词孕育之初的社会文化背景、"大"与"小"本身的文化内涵、尤其是与其在诗文批评中的运用及词学批评的特性有密切的关系:词起源的民间性和女性化色彩决定了词在正统文学观念中长期被视为"小道""卑体".随着李易安的词"别是一家"、苏轼的"自是一家"、张炎的"清空""骚雅",到清代"西泠十子"以大雅为旨的尊体论,在一系列词学批评的影响,以及词本身的文人化、案头化和雅化的过程中,词逐渐从"市井小技"走向了"大雅之堂",词学也一跃而成为清代以来直至当代的"显学"之一.     

试析基督教和儒家的罪恶观

在《旧约》(希伯来圣经 )和《尚书》中 ,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以色列人和中国的上古先民在有关上帝的观念 ,以及上帝如何护佑善人和他们的国家 ,如何惩罚罪人和毁灭他们的国家方面 ,存在诸多相似看法。而在《新约》和《论语》中 ,随着保罗阐发“原罪”和“基督拯救”的观念 ,和孔子对“天命”和“君子”的义务的新解释 ,它们间的重要区别就显露出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基督教和儒家思想各自的特色。本文试以保罗和孔子的观点为代表 ,比较基督教和儒家有关罪与恶的看法     

"礼法"同体与"天人"合一

传统中国社会为一身份社会、伦理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从当代法律解释学这一视域出发,结合传统中国社会之特质,传统中国具备不同于西法意义的“礼法”文化当属自然。传统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一多相融”本体论哲学决定了传统中国法文化是“礼法”同体法文化。     

江南文化精神的“在”与“说”

在今天阐释江南文化精神，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就是江南文化的“在”与“说”。前者属于存在论问题，主要是江南自然、社会与人文的存在现状；后者属于语言本体论问题。主要是有没有人可以把江南文化的“在”讲清楚、说出来。在“怎么说都行”的后现代文化中，关于江南的“说”比关于江南的“在”显得更加重要与紧迫。以“江南诗性文化”为核心范畴的“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以区别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为空间背景，追溯江南文化的文化背景与渊源；以区别江南文化与齐鲁文化为区域背景，揭示江南文化的诗性与审美本质；以江南轴心期为理论基础，还原江南美学与文化的历史生成；以江南城乡差别为解释框架，探索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精神结构，推动了江南文化从实学向美学的学科飞跃，是研究者进入江南最重要的学术配置与基本的主体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