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四法”在唐碑整理中的运用

唐碑有幸留存至今者，多已剥蚀，难以识读。在碑刻文献整理过程中，可借助于前代拓片和释文，辨拓本之优劣，校释文之异同。而陈垣所倡“校勘四法”，即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对唐碑整理同样有效，以此来进行校理，有利于进一步恢复唐碑的原貌，更加准确、更为有效地揭示唐碑文献的真实内容和详尽的内部形体、制度等。四种校法各有优劣，宜综合运用，以复唐碑文献之旧观。     

北魏《皇帝南巡之颂》碑考察报告

本文报告了日前野外考察关于北魏《皇帝南巡之颂》碑的发现及其内容，论证了是碑为文成帝平生迭次南巡的全面记载和颂辞，而文成帝的南巡，是道武帝拓跋以来出身北方游牧族的北魏王朝实行民族融合──汉化战略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这个视角看，此碑所记载所赞颂的是杰出政治家拓跋浚的重大国务活动和业绩，而远不在于以前历史文献所说他的射箭过山之所谓“御射”──一位皇帝个人的膂力和武功，从而指出《魏书》和《水经注》的有关记载是失真的片面的。北魏《皇帝南巡之颂》碑的出土，为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北魏史和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为开发文化开发旅游，提供了新的资源；是碑碑文书法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杨绾与《郭夫人碑》

杨绾是安史之乱后，以清德高尚风范一时的名相，为平息安史之乱的主将郭子仪所敬重。杨绾又长于文辞，他撰写的《郭夫人碑》凝聚着他和郭子仪的心血和友谊．郭子仪夫人王氏不见于正史记载，《郭夫人碑》对王氏家世、生平记述较详，并且对正史记载郭子仪的事迹有所补充。同时，《郭夫人碑》对唐代丧葬风俗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启发．     

佛教中国化视角下的造像碑特点探析

佛教造像碑是一种借鉴汉碑进行改制的特色造像石刻,是佛教中国化在艺术上的体现.与以往从造像碑的外在形制和雕刻艺术入手进行的分析有明显不同,从佛教中国化视角来看待造像碑的特点更侧重于考察造像行为与佛教发展的互动.佛教造像碑有"像碑""碑像"等名称,可见其"像"与"碑"的基本性质.它通过刊刻各式图像和文字的方式实际、快速地辅助宣传佛教、信仰佛教,这种形式强调了造像与追寻真实法身的联系.同时,佛教造像碑还承担了与中国传统石碑相似的歌功颂德、纪念记事用途,更多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元素.此外,造像碑的特点还具体表现为多样与适用性、调和与融摄性、区域与民族性.造像碑的刊刻基本以结社为组织方式,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佛教造像碑的这些特点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流变、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型造像艺术,它反映了佛教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向民众生活渗透的进程,也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研究造像碑性质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佛教史特别是北朝佛教的发展.     

民国林业碑刻对当下推进林业发展的价值

民国时期大片森林被毁,各地设立的民国林业碑刻成为了历史记载的印证。碑刻中保存了大量研究民国史的宝贵材料。林业碑刻是指历史时期为促进林业开发与保护而设立的刻石,其内容涉及林业契约、林业纠纷裁决、封山育林、木材运输等。民国林业碑刻的史料内容直观展现了当时的森林资源覆盖状况和林业思想、林业建设的发展状况,为我们了解民国时期的具体森林资源状况提供直接参考。根据搜集到的78块民国林业碑刻,从碑文的内容看,可分类为护林碑、栽种树木碑、保护鸟兽类碑和案件处理碑。设立护林碑传达了如下思想精神,即明确条例提供赏罚依据、将护林意识内化为民众自发护林行动以及护林基础上的造林鼓励。林业碑刻对当下推进林业发展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其保存了森林覆盖变化的史料佐证,提供落实护林机制参考并有助于推进保护森林教育,对未来林业事业发展和林业科学教育都有着深远影响。     

《监北江堋守史碑》的发现及其重要意义

2005年出土的《监北江堋守史碑》记载:公元198年冬,新任蜀郡太守高躬安排冬修,由都水掾史"任锸"和"履历平司",两个守史现场主持,十日完成。可见当时都江堰习称"北江堋",且有基层专管干部"堋吏"。此碑与众多石像原在庙中,可能910年8月(五代前蜀时)大洪水将其冲毁。     

河南汉碑保存现状

通过实地走访 ,发现一些河南汉碑的现状已与过去的记录不符。对河南汉碑保存现状的资料进行了重新整理 ,纠正了过去著录中对一些汉碑碑置地点的错误记载 ,同时也发现了一些过去认为不清楚碑置地点的汉碑 ,为河南的汉碑研究提供了一份更可靠的资料。     

东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铭考释

鲜于璜神道碑是一九七三年五月在天津市武清县兰城村发现的。璜于东汉安帝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六月壬戌卒,碑以桓帝延熹八年(165年)十一月十八日立。碑圭首,高2.42米,宽0.83米。篆额阳文,二行,共计十个大字:“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碑文十六行,行三十五字,共计五百零八字。前为叙,记述璜之先世、生平事迹、卒年及刊石立碑情况。后为铭。碑阴十五行,行二十五字,共计三百十九字。前为诔,后为世系。全部碑文(包括碑阴)为隶书,阴刻,共计八百二十七字。《考古学报》于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刊载了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武清东汉鲜于璜墓》简报(以下称“简报”,引文不再注),并发表了该碑的照片和释文。     

“兵部尚书赵公成庆之墓”碑考

赵成庆是元代中后期重要的监察官,一生为官历经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惠宗六位皇帝,由正九品累官至御史中丞。"兵部尚书赵公成庆之墓"碑以及文献记载,其为官刚正,激浊扬清,不仅兼任过通奉大夫、资善大夫,并在至正年间任御史中丞兼兵部尚书等职,其对于元代中后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其后代至少十余人在明清两朝于多地担任要职,施政于地方,可谓功勋世家。     

天星观1号楚墓卜筮祷祠简释文校正

江陵(今荆州)天星观1号楚墓卜筮祷祠简于1978年出土,发掘报告作了简要介绍。王明钦先生首次以硕士学位论文附录的形式作了竹简释文与考释。黄锡全先生著录了3枚简的照片及其释文。滕壬生先生的《楚系简帛文字编》、何琳仪先生的《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李守奎先生的《楚文字编》收录了天星观楚简的字例。《楚系简帛文字编》于书末还附有四幅天星观卜筮简的原大照片。李零先生撰《读〈楚系简帛文字编〉》,对该书进行了厘正。晏昌贵先生发表《天星观"卜筮祭祷"简释文辑校》,辑录《楚系简帛文字编》中的"天卜"类条文225条。上述天星观"卜筮祷祠"简的释文,虽各有所长,却也难免各有不足。本文取其所长,扬其所短,参考相关论著,对天星观"卜筮祷祠"简释文重新进行了校正。     

《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匡补

《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是查阅唐代皇室家族传承关系的一个便利的工具,但由于编撰和传承等诸多原因,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存在着许多缺漏和讹误之处。为了使《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更完善,从而使其在唐代文史研究中发挥更好的作用,笔者利用近年所出土的唐代墓志和其它相关材料,对其进行了一次粗略的匡补工作。     

盖棺论未定:唐代官员身后的形象制作

本文通过行状这一唐代官员身后最早形成的记述其一生功过事迹的文体在谥议、神道碑、国史本传中的层层演变,展现了国家出于政治目的对于官员死后形象的刻意塑造.而这一君臣之间的互动过程,造成了流传至今的史料丰富的层次性,而在这些多层次的史料的罅隙间散落着更为真实的历史细节.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

重修《晋书》,是唐朝官方于贞观20年(646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出现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唐廷企图通过篡改晋史,“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李培栋认为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太宗的刺激”,太宗要借修史为自己辩解、向大臣发出劝诫和获得内心慰解.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均难成立.唐朝之所以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正是因此,据唐人李延寿记载,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     

罗隐《湘南应用集》及其应用文写作

罗隐的诗歌一直以来备受后世文人学者重视,但对其应用文的研究却被忽略.罗隐的文集<湘南应用集>以应用文命名,第一次以应用文结集个人专著,这是我国应用文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罗隐一生在求仕与为官过程中写作了大是应用文,为我们研究晚唐历史和古代应用文写作提供了大量资料.     

关于汤显祖族系源流的新材料

依据新发现的清乾隆二十七年、同治十二年、民国十年等三种不同年代的《平西汤氏家乘》所展示的详确世系源流,参考文物普查中发现的汤氏始迁祖墓葬、宗祠遗址及具有明清建筑风格的汤氏庐舍等不可移动的文物,阐明：汤翁远祖唐末梁初来自苏州,开基江西南丰;其一世祖宣慰公于后晋居官临川;十六世祖铁郎公元末明初（永、宣之间）始迁江西广昌县白水寨（今赤水镇）;汤翁生于广昌,明嘉靖四十年避乱流寓临川、终老临川。     

唐代诗人的"汉朝情结"与李商隐的诗

"汉朝情结"是由唐太宗率先大力提倡和在创作中亲做表率而形成的,它整整影响了有唐一代诗人的诗歌创作.晚唐诗人李商隐在诗歌创作中,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诗人们外化"汉朝情结"的方式,另一方面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和个性,又创造性地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这一个"的诗歌特征.     

从汉唐目录学发展看史学地位的提高

汉唐时期，史书数量和门类增多，史学范围逐步拓展，图书分类问题就凸显出来。史部成为独立的部类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从汉代的《别录》、《七略》到魏晋的《中经新簿》、《晋元帝四部书目》，从南朝的《七志》、《七录》到唐代的《隋书·经籍志》，史部逐步从其他图书门类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类。这反映了史部书目在目录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重视，体现出史学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的趋势。文章试图从对汉唐目录学经典著作的阐述，分析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最终确立。     

由《全唐诗》的考察看中唐“列锦”辞格发展演进之状况

中唐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期,也是列锦辞格发展演进的重要时期。中唐踵继初唐与盛唐,在列锦模式上又有了四种新的变化。列锦辞格在中唐的运用是相当普遍的,它对诗歌作品意境与画面感的营造,对诗歌韵律美的营造,都有很大作用。不过,中唐诗歌中虽然列锦辞格的运用相当普遍,但也有许多形式上类似列锦而实非列锦的辞例,这种情况是需要予以厘清的。     

唐代咏侠诗中的游侠群像

咏侠诗是古典诗歌中一个极为特殊的流品。它产生于汉魏,发展于六朝,至唐达于鼎盛。唐代诗人用慷慨之笔来抒写他们的价值观念、人格理想,将豪迈不羁的精神追求和壮志难酬的不遇悲慨寄托在形形色色的侠客身上。因此,与魏晋六朝时期相比,这些游侠形象更为丰富多彩,更为鲜明生动,主要包括:古代游侠、唐代游侠、另类游侠。     

论唐初史馆

唐初史馆制度的正式确立,是中国史馆制度发展的必然,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唐太宗提高史馆的政治地位和史官的物质待遇,对唐初撰修前朝历史和本朝史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唐初史馆成就斐然,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