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女子饮酒风习：以《史记》为视窗

《史记》作为描绘社会生活史的全景画卷,也记载了民间社会及高层豪贵饮食消费情景。其中,“酒”在不同场合饮用的记述,尤为引人瞩目。女子饮酒画面,在司马迁笔下得以展现生动的历史场景,体现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而为认识和理解中国上古时代的酒史与酒文化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由《史记》可见当时女子在日常生活中的饮酒表现。上层社会女性,亦有“宴饮”喜好。女子经营酒业,也有相关记载。     

论《金瓶梅词话》中的证诗

我国三十年代初发现的《金瓶梅词话》,在欣欣子序、甘公跋与东弄珠客的序之后,有一篇名为“词曰”和“四贪词”的题词,在题词前赫然标出这样的书题:《新刻金瓶梅词话》之字样。这个书题向人们表示出:三十年代初发现的这部词话本《金瓶梅》并非《金瓶梅词话》本的原刻,而是一种新刻本。不少研究《金瓶梅》的专家学者还发现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同崇祯说散本《金瓶梅》相比,多了一篇欣欣子的序与一篇廿公跋,但这序与跋虽放在前面,却没有署写作日期。只有东吴弄珠客的序却标明“万历丁巳季冬”,这篇序既然为明崇祯本《金瓶梅》和《新刻金瓶梅词话》所共有,人们自然     

《金瓶梅》原是评话再论

我在《<金瓶梅>原是评话说》论文中曾列举八方面的“内证”,得出以下结论:“《金瓶梅》原来是评话,所以《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其实是《金瓶梅》评话的最早的记录者、整理者、加工者和再创造者。他在《金瓶梅词话》成书中的作用,约略相当于施耐庵、罗贯中之于《水浒》、     

试评魏子云先生对《金瓶梅》语言的看法

人们对《金瓶梅》的语言(下面均简称“金语”)有着种种不同的看法。特别在讨论《金瓶梅》的作者是哪里人时,“金语”更成了各家争论的焦点,意见颇不一致。台湾学人魏子云先生是研究《金瓶梅》的名家。他对《金瓶梅》的“成书过程”、“思想艺术”和“作者是谁”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石昌渝、尹恭弘两先生在《台港〈金瓶梅〉研究论文选》前言中说:“关于《金瓶梅》的成书和作者的考证,魏     

《金瓶梅考论》出版

我校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黄霖同志是目前较具有影响的《金瓶梅》研究者。他对《金瓶梅》的研究自成体系,卓为一家。除了已出版的《金瓶梅漫话》和《金瓶梅研究资料》等著作外,他还撰写了数十万字的研究论文。最近,辽宁人民出版社把部分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论文结集成《金瓶梅考论》一书于日前出版。其内容大致为(一),小说思想和艺术的总论;(二),人物论;(三),成书问题的考证;(四),作者为“屠隆说”;     

“谢榛就是‘兰陵笑笑生’”说纠谬

《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简直成了难以索解的谜,明代万历年间以来,说者纷纭,已物色了四十六人,近年,王莹、王连洲又推出了谢榛,他们在《<金瓶梅>作者之谜》(以下简称“王文”)中断言“谢榛就是‘兰陵笑笑生’,他正是《金瓶梅》的作者”,“这是无可置疑的铁一般的事实”。(载宁夏人民出版社《<金梅梅>考论第一辑》)对此,杜维沫也肯定“是通过掌握新资料,实地考察或是在认真分析前人研究     

《金瓶梅》与《歧路灯》比较研究之我见

在对以往发表的《歧路灯》与《金瓶梅》比较研究的文章进行评论的基础上提出,在成书方式上,《金瓶梅》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歧路灯》是“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这是《歧路灯》对《金瓶梅》在成书方式上的超越和发展。在“对小说写‘性’的认识之比较”部分提出,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金瓶梅》写性,是对小说主题、题材的重大开拓;在中国性文化史上,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金瓶梅》大写特写性,是作者对理学思想的蔑视和否定。李绿园与《金瓶梅》的对立,是理学和反理学的对立。     

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为《金瓶梅》初刻本新考——兼论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

梳理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否为《金瓶梅》的初刻本相关论述,双方不少分歧属于对个别文献解读的仁智之见,沈德符所见“吴中刻本”就是《金瓶梅》的初刻本则是在不断讨论中形成的重要共识。实际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时间以及沈德符“金瓶梅”条所记其得见“吴中刻本”时间。根据避讳情况,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至天启元年(1621)正月之间;根据沈德符生平及其与丘志充交往情况,其得见《金瓶梅》初刻本并撰写“金瓶梅”条时间亦为万历四十八年。文献记载与实物证据的交叉重合,充分证明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是《金瓶梅》初刻本,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为万历四十八年年底。     

《金瓶梅》饮食习俗管窥

:《金瓶梅》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描写饮食习俗事象最为丰富的一部著作 ,书中广泛涉及到明代晚期的日常饮食惯制、筵席礼俗、节庆食俗、烹饪行业技艺习俗、饮食市场等多方面的内容。《金瓶梅》注重饮食习俗的描写 ,是与明代晚期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有关。《金瓶梅》饮食习俗的突出表现是它所反映出来的市井特征     

《金瓶梅》研究综述

《金瓶梅》自问世以来 ,从袁宏道万历二十四年 ( 15 96 )给董其昌的信中评论《金瓶梅》“云霞满纸 ,胜于枚生《七发》多矣”算起 ,到 2 0 0 0年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为止 ,已有四百多年。这四百年中 ,前三百多年对《金瓶梅》的评价毁誉不一。近几十年来 ,国内外学者对《金瓶梅》的研究越来越深入 ,且成绩斐然。《金瓶梅》被日、德、英、法、韩、匈牙利等文译成全译本或节译本流传在国际文学艺术舞台上 ,《金瓶梅》遂跻身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林。在《金瓶梅》研究中 ,已出版的《资料汇编》和各类专著上百种 ,论文数千篇。一本小说能在国内外掀起如此热潮还是很少见的。     

论《金瓶梅》“廿公跋”的作者当为鲁重民或其友人

《金瓶梅》“廿公跋”,无论对于理解“崇祯本”系统《金瓶梅》各版本之间的关系,“崇祯本”与“词话本”之间的关系,还是对于《金瓶梅》作者研究等重大问题,都是关键之一。作者认为,“廿公跋”的矛头是指向“弄珠客”序的,最早见于内阁文库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廿公跋”写于崇祯末年;作者当为鲁重民或其友人。     

丁耀亢及其《续金瓶梅》

清代小说批评家刘廷玑早就指出,中国小说的创作有一种续书的传统。时至康熙年间,续书之多,已经到了“不胜枚举”的地步。就“四大奇书”而言,《三国》有《续三国》、《后三国志》,《西游》也有《后西游记》、《续西游记》,《水浒》有两种《后水浒》,而“《金瓶梅》亦有续书”。刘延玑所说的《金瓶梅》续书,就是指紫阳道人丁耀亢所撰的《续金瓶梅》。其实,早在《续金瓶梅》之前,就有一部名叫《玉娇李》的《金瓶梅》续书问世。据袁中郎说,此     

论《金瓶梅词话》讽刺艺术的特色

<正> 文学史上最早提到《金瓶梅》的讽刺,是明代的袁宏道,他说:“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他拿《金瓶梅》和古代讽喻散文《七发》相比,说明他已看出《金瓶梅》是一部讽喻性小说。但真正从审美角度论述《金瓶梅》讽刺艺术的,还是鲁迅先生。“作者之于世情,盖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鲁迅在此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揭露与讽刺并用的作品。当代艺术界普遍承认《红楼梦》对《金瓶梅》的继承和发展,却忽视了《金     

《万历野获编》“金瓶梅”条写作时间考

明万历诸城丘志充是与《金瓶梅》早期流传很有关系的一个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金瓶梅”条和谢肇浙《小草斋文集·金瓶梅跋》都曾提到他。马泰来先生《诸城丘家与〈金瓶梅〉》一文大体考索出丘志充的生平事迹,读后受益匪浅。唯马先生据丘志充行年推断出来的《野获编》“金瓶梅”条写作时间,似有疏误。     

欣欣子不是屠本畯,笑笑生不是屠隆、屠大年

本文不同意为《金瓶梅》作序的欣欣子是屠本畯,《金瓶梅》作者是屠隆、屠大年之说。欣欣子读过《金瓶梅》全书“凡一百回”;而屠本畯“恨不得睹其全”。屠本畯未从屠隆、屠大年处读过《金瓶梅》;而在王宇泰、王稚登处读过抄本各二帙。欣欣子、廿公、袁中郎说《金瓶梅》作者是兰陵笑笑生、世庙时一巨公、嘉靖间大名士;而屠隆、屠大年是大梁、无锡、鄞县人,非兰陵(武进)人,亦非世庙时一巨公、嘉靖间大名士。     

《金瓶梅》的"被"字句考察

本文详尽分析《金瓶梅》的“被”字句的用法特点。从语法结构来看 ,其“被 +Np +V +O1 +O2 ”、“被 +Np +主谓短语”、“被 +Np1 +Np2 ”是《金瓶梅》与现代汉语的不同之处 ;从语义结构看 ,“被”表示原因也是《金瓶梅》与现代汉语的不同之处     

《金瓶梅》主要版本所见录

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以后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问世,到一九八五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金瓶梅词话》(节本)的出版,时光流逝了三百五十余年。在这段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金瓶梅》一书,虽屡遭禁毁,但禁者自禁,刊者自刊;其间,词话本、《新刻绣象批评金瓶梅》本、第一奇书本以及名目繁多的“真本”、“古本”、“足本”等删改本和影印本,总计不下四十种,这还不包括满文译本及各种外文译本在内,更不包     

《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跋

我的《金瓶梅》研究，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曾先后查访到清初《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家族的族谱四种，于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了这一专题研究。我的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在发表了几十篇论文以后，曾结集成两部专著：一是《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该书利用新发现的张竹坡著作、传记与宗族文献，考证理清了几种不同年代的张竹坡家谱，     

为什么要如此推崇《金瓶梅》?

任访秋先生在本院1962年第2期学报上,发表了《略论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及其艺术成就》一文的第一部分。在这篇文章中,任先生不但对《金瓶梅》推崇备至,说它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作了“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刻画”;而且对《金瓶梅》的作者也百般赞扬,大加吹捧,说这位作者有着“非常鲜明”的“人民立场”和“民族立场”。我们认为,这些论点是十分荒谬的。下边着重就《金瓶梅》作者是否具有“非常鲜明”的“人民立场”和“民族立场”这一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并从最近一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形势分析一下任先生文章的不良影响。     

重论《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吴晗先生对“王世贞说”的否定不能成立。王世贞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清人已确证《金瓶梅》是王世贞的“中年笔”。从《金瓶梅》“指斥时事”、抄本之源、小说中的吴语、王世贞的学识等考察,作者当为王世贞。大名士与非大名士（中下层文人）共同参与了《金瓶梅》的创作。《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联合创作说”具有强有力的三大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