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藏族文学的多元文化背景与作家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

当代藏族作家的创作面临多元文化背景,多元文化背景成为藏族作家创作的大语境。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实现藏族文化的现代性转换等问题成为当代藏族作家文化身份建构的首要问题。藏族当代作家既要大力弘扬民族文学,又要在重建中国文学中发挥作用;既要面向全球化,又要增强本土认同。努力使当代藏族文学既借全球化话题和语境获得新的增长空间,又保持民族的审美经验传统和民族文化的独立性。     

西方启蒙大叙事中的"中国"

西方的中国形象,关涉到西方现代性的本质、西方现代世界秩序想象的基本模式。西方现代的中国形象研究,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与启蒙哲学。西方启蒙大叙事中出现三种中国形象类型:停滞的帝国、东方专制主义帝国、野蛮或半野蛮帝国,是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的"他者"。中国形象作为西方现代性主导价值——进步、自由与文明的被否定的"他者",既能为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提供想象的基础,又能为西方殖民扩张提供有效的意识形态。     

论危机重叠下中国近代的文化选择——兼析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

一、危机重叠:近代中国文化选择的历史语境　　西方的入侵,引发了中国近代严重的民族危机。民族危机与封建晚期的危机相交融,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多重危机下,因传统文化难以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价值和理论支撑,又导致了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同时,由于西方现代文化在中国的弥散与扩张,西方现代性的矛盾和危机也一并转嫁给了中国。这使转型中的中国又叠加进了现代性的焦虑与困惑。多种危机互动、共振与叠加,构成了中国近代发展的严峻运作背景,也成了制约近代中国文化选择的深层语境。痛亟于近代极为严峻的民族危局,李鸿章、严…     

"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雕塑发展

"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雕塑发展,既要继承传统,审视和重释传统,又要破除"西方中心论"从东西方各民族的雕塑文化中汲取人性健康的养料,既不失去和世界接轨的机会,又坚持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是后殖民时代的我们在"全球化"和本土化艰难悖反中的当务之急.本文从四个方面展开议题:1.重审中国传统的雕塑精神:天人和谐的圆舞与柔韧不息的智慧.2.重审中国古代人物雕塑之憾:主体人之缺失.3.重看西方雕塑中注重人本体之光荣传统.4.近观东方雕塑(重点谈印度雕塑文化)给我们的启示.     

现代性与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及重构

中国人面对近代以来政治社会巨大变革导致的文化认同危机作出的不同反应与艰辛探索,既揭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方式必然受制于自身的历史传统,又证明了不能简单地回归本土思想资源,必须立足于全球问题背景,以构造性的态度综合创新,才能成功地回应现代性引发的文化认同危机的挑战。     

“巨大的他者”——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中国”

中国形象作为令人紧张的"他者",纠缠着日本现代性自我构建的过程,表现出日本现代性身份认同的特有焦虑。离开"中国",日本的现代性既可能迷失自我,又可能迷失世界。在"西方"与"中国"二元对立的"他者"之间,"日本什么都不是",越是意识到这种现代性身份危机,日本就越发强烈地希望从仰慕西方贬抑中国的"文化势利"取向中确认自身。"陷害"日本现代性身份并进而"诬陷"中国形象的致命观念,恰好是西方现代性。跨文化形象学不仅关注特定国家地区中国形象的特征与历史,更重要的,还有表现在个别国家中国形象上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以及其中显示的西方的中国形象霸权"问题。     

认同的分化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挑战

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面临的认同分化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在这里作者主要探讨的是横向的阶层分化：首先从认同整合的角度回顾了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公民权”和“人民”两种认同整合机制;其次,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阶层认同分化的角度分析了民族国家面临的政治挑战;最后,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国家以及当代中国在这一问题上面临的双重挑战。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论析

本文从现代性与世界意识、先锋意识、民族意识、人性意识和创造意识等五个方面,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作了深入剖析,并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属性是近代性”的观点作了质疑.文章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真谛是对于西方乃至世界的反应.西方影响成为中国谈论现代的起点.20世纪中国文学完成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与转型,这种过渡与转型,常常把世界文学的近代性与现代性糅合在一起,所以,它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又不同于西方的近代文学,它实质上是近现代交叉复合型的文学.     

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启蒙缺位与当代使命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规定性,它标志着一种新的生存样式。如果把现代性作为价值观念来考察,那么其具有启蒙定向。启蒙既体现在个体自我的觉醒,也体现在民族国家的确立。近代以降,中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性建构联系起来,从而确立了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境遇中,一方面,重申启蒙以促进个体自我的觉醒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迫切任务;另一方面,培育市民社会和国人的公共精神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特殊使命。     

分化与整合:全球化时代的社会认同

文章从认同的整合与分化角度对相关的理论研究进行了评述.首先从认同整合的角度回顾了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公民权"和"人民"两种认同整合机制;其次,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阶层认同分化的角度分析了民族国家面临的政治挑战;最后,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各民族国家以及当代中国在这一问题上面临的双重挑战.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日本“满洲移民”时期的“大陆新娘”

在1906到1945年日本政府向我国东北地区实施“满洲移民”的过程中,为了达到稳固人心、永久霸占我国东北的目的,推行“大陆新娘”政策.大量日本农村青年女子在经过拓殖讲习会、拓殖训练所与开拓女塾等组织的培训后,被送往我国东北地区.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她们扮演了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双重角色.     

解读黑格尔《小逻辑》"导言"中的哲学观

黑格尔《小逻辑》“导言”不是对其随后展开的逻辑学范畴、内容及阐述顺序的事先交代和理论规定,而是全面阐述其本人的哲学观;这既是真切理解黑格尔逻辑学的理论前提,也是准确把握其整个哲学体系的关键和要害。概括而言,黑格尔主要是将哲学理解为：哲学是“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哲学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理性和现实的和解”;哲学是“一个自己返回自己的圆圈”。     

《诗经·关雎》英译之我见——兼论语篇把握在汉诗英译中的重要性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也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作品以抒情诗为主流,开拓性地运用了赋、比、兴等表现手法,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关雎》是《诗经》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汉文化文学宝库中的珍品,因此,翻译工作者都不遗余力地将它译介国外。许渊冲先生、韦利先生是《诗经》翻译的佼佼者,分析研究他们的译诗策略,对于总结汉语古典文学西译的经验,构建现代翻译理论,自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益处。     

试论新闻传播以人为本的"人"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中国新闻宣传、新闻传播的职业道德核心同样是以人为本.离开了以人为本,新闻宣传、新闻传播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基于此,我们一切新闻宣传、新闻传播活动都应以人为本,着眼于人,作用于人.而深入理解新闻传播以人为本的"人"的含义,是在新闻传播中践行以人为本根本要求的基础.从社会政治和新闻传播两个层面来看,新闻传播以人为本的"人"既是指"人民",又是指受者与传者的"合而为一".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从"史中之史"到文学"话语体系"——宇文所安文学史观摭论

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深刻剖析了存在于文学史写作中的种种弊端,如从后往前读的阐释模式、整一性预设框架决定材料的取舍方式、认为文本是固定不变的思维模式、服从于既有的文学常识和观念的惰性迷失等。针对以上问题,他在文学史理论和写作方面都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与创新:坚持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在文学史写作中重视文学中介和文学话语体系的作用等。     

试析《圣经》中的"罪"与"爱"

《圣经》中的伦理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有关“罪”与“爱”的阐述既体现了宗教的神圣性,又对现实人生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从人性本恶出发,基督教认为人具有有限性,故需时时反省、忏悔。而耶稣被钉十字架,则表达了上帝时人的无尽之爱,俗人需以上帝为榜样,以博爱之心宽恕他人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