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的“吏道”

宋江虽说是出身“小吏”,但“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可说是全力混迹官场苦心钻营禄位的政治投机家。他“吏道纯熟”,善于玩弄权谋的鬼把戏,除了他自己揣摩积累外,主要是从“经史”上“攻”出来的。他“自幼曾攻经史”,封建正统观念与忠君思想灌满脑肠,对“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垂涎三尺。所有这些,不断地驱使他沿着建功、成名、就利的“吏道”拼命攀缘,以致混到“吏道纯熟”的地步。     

宋江的“吏道”

《水浒》赞叹宋江“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吏道”者,做官的诀窍也。单是“纯熟”二字,就足以表明宋江是一个竭尽全力混迹官场、苦心经营禄位的刁滑之徒。对于这样一个政治投机家“纯熟”的“吏道”,实在是值得我们好生分析研究一番的。宋江“纯熟”的“吏道”从何得来?他自己写道:“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不难看出,除了他自己揣摩积累外,大部分却是从“经史”上“攻”出来的。宋江出身地主阶级,深受孔孟之道的熏陶,使他对“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垂涎三尺,     

略析宋江的“权謀”

《水浒》中的宋江,在浔阳楼上作了一首《西江月》,其中有两句自夸道:“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宋江究竟有些什么“权谋”呢?请看他一生的反动政治实践。纵观宋江一生,可划为三个大的阶段。上梁山之前是第一阶段,上梁山至投降受招安是第二阶段,投降后至喝毒酒而死是第三阶段。宋江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中,采用了三种不同的“权谋”。在第一阶段,宋江的“权谋”是企图通过一般的途径往上爬,求得官爵,当皇帝的奴才。他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努力学习向上爬的本领,对儒家的一套反动“权谋”揣摩得十分精熟,以至于“吏道纯熟”。这时期他对农民起义军是反对、鄙视     

宋江的“仗义疏财”与苏修的“无私援助”

宋江“刀笔精通,吏道纯熟”,靠巧取豪夺,田园剥削,“家中颇有些过活”,因而挥金似土。他打着“赒人之急,扶人之困”的幌子,施舍些银两,以小恩小惠换取“大便宜”。这就是《水浒》中津津乐道的古代投降派宋江的“仗义疏财”。“仗义疏财”一语,似乎古香古色,琢磨起来并不生疏。苏修叛徒集团,也时常把     

传统吏道的内涵、结构、特征及其现实启迪

吏道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特殊概念,其本质是吏道观念系统对吏治实践规则的决定,是为政观念之主观见于为政实践之客观的认知与行为范式,是由一定的政治观念系统所决定的政治行为规范。传统吏道的内涵可从自然起源、历史演化与社会认同三个方面寻求依据。传统吏道包括“散点织锦”与“纵深分布”双层结构;吏道的具体运行轨迹主要有二：一是由表及里,二是由内而外。传统吏道具有四大特征：理想性和现实性的对立统一,平民化与精英化的对立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对立统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对立统一。吏道的内涵决定了吏道的结构、运行与特点,是吏道的核心。中国传统吏道对于现实社会具有启迪作用。     

为吏品格与执法公正——秦汉时期“吏道”思想的演变

为吏品格与执法公正是儒法两家思考的重要问题。韩非“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思想,推崇法治的根本意义,强调官吏执法教民的治国理念。睡虎地秦简中出现的两种不同“吏道”思想,以及汉代循吏与酷吏的急剧分化,则揭示了韩非“以法为教”思想的终结。《说苑》儒法结合的“为吏之道”为执法公正提供了坚实的人道基础。     

西汉吏道简论

在西汉官吏选拔制度中,“吏道”(即由吏入仕为官)既是其中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其他官吏选拔方式中的重要程序。宋人苏东坡认为,汉代官吏“出于郡县吏”。尽管此话难免有以偏盖全之嫌,但也基本符合西汉的实际。然而,千百年来,苏东坡的话并没有引起人们对西汉吏道的重视。笔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以抛砖引玉。     

批判宋江“孝道”坚持上山下乡

《水浒》中的叛徒宋江,自幼攻读“经史”,脑子里装满了儒家“忠孝”的粃糠。他颇讲究“孝”,被称为“孝义黑三郎”。宋江在走投无路上梁山的途中,忽然接到一封地主老子病故的假书信。宋江看罢,立刻“自把胸脯捶将起来,自骂道‘不孝逆子,做下非为,老父身亡,不能尽人子之道,畜生何异!’自把头去壁上碰撞,大哭起来。”     

牟润孙经学史研究述评

牟润孙博通经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可惜学界重其史学而略其经学。他不仅对《论语》、《大学》、《公羊传》等经书的文句与义意有独到的解说,也对汉魏以来的经学变迁作了别致的探讨,各种具体研究成果引人瞩目,但最值得指出的是,他根据经史同源的原理,作出“经学皆史学”的论断,再反思两汉以来经史分合的利弊得失,提出“经史合一的史学”说,堪称晚年定论。牟润孙在其学术臻于精熟之际,针对现代中国经学消亡、史学西化,力矫时弊,从经学史的苦心探求中,彰明中国古代经史合一的优良传统,期望恢复“经史合一的史学”,融经学入史学,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指明方向。     

论毛泽东的反腐防变思想简

毛泽东的反腐防变思想是在历史和现实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把反腐防变当做维护党的领导地位的必要前提,把“治国就是治吏”作为巩固政权之道。毛泽东的反腐防变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以卿坐镇雅俗耳

唐玄宗开创的开元盛世，既得益于其励精图治，也与其善用贤能有关。他的用人，不拘一格，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他任姚崇为相，因其能力超群，精于吏道，办事水平无人可比，被誉为“救时宰相”；他用卢怀慎为副相，则因其道德高尚，操守出众，又善于荐贤举能，可为天下作榜样。     

浅评王夫之诗歌情感特征论

“诗以道情 ,道性之情”是王夫之诗学的重要命题 ,他从表现内容与客观功用 (特是“或可以兴 ,或不可以兴”)明确作为文学的诗与非文学的经史著述、实用文章的区别。从诗歌创作诗人以情感为心理动因、以情感为主体表现内容 ,作品产生“兴观群怨”作用以诗歌所蕴含的情感为基础 ,阐明诗歌抒情本质特征。以“心宇”强调诗歌创作情感的纯化 ,诗人品格的提升 ,以“心旌”强调哲理入诗必须情感化     

经史批判与祝允明复古文风的学术向度

祝允明以系统而犀利的经史批判建立起自身的学术架构。他视儒家元典及汉唐注疏为建立“儒体”的根本,正史是“儒用”的基础,诸子文集则可扩展学识才艺。他注重学术穷理应事、明辨是非的根本性价值,标举“学坏于宋”论,质疑四书独立存在的学术意义。祝允明采用学术批判先行的方式展开对汉唐宋元文学价值的褒贬：推尊汉唐文风以肯定汉唐经学为基础。上述经史批判思想赋予祝允明复古文风以鲜明的学术内蕴。     

治吏与知吏

近一个时期以来,江泽民总书记就干部队伍的政治建设问题先后发表了多篇重要讲话,党的组织部门也反复强调要从严治吏。关于治吏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之初就有过重要论述。他在同一位历史学家谈话时曾这样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围,四围不张,国将不国。”毛泽东同志把治吏问题提高到     

从秦律看秦“吏治”的特点

有秦一代，提倡“吏道”，重视“吏治”，把对官吏的管理提到重要地位。为了强化“吏治”，秦统治者奉行法家学说，推崇“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策略，极力凭借法律武器，将官吏的各项管理制度用法律形式加以确认，创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考铨任用、政绩考核和奖惩制度，使封建职官制度开始法律化，并收到了一定效果。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秦末农民大起义时“有叛民而无叛吏”①即是证叫。从现自秦法制史料看：秦统治者十分重视用法律手段调整社会关系，几乎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人形容案律“无孔不入”，绝非夸大其辞。秦始皇行韩非之说…     

秀水朱氏“清德”门风与家族文学特质研究

秀水朱氏作为典型的江南“文学世家”,家族文学绵延十多世而长盛不衰.在家族“清德”门风的影响下,家族文学精神长期作用于文学创作,表现出文学上的家族共性特征:诗歌作者坚守真我自立的士道精神,主张真性情之作,以经史为根柢,融经史、学问于诗歌创作之中.秀水朱氏家族文学所开创的诗学范式,促成了地域文风和诗歌流派的形成,对明清文学史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论俞樾在晚清学术史上的地位

俞樾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和经学教育家。他以“通经致用”为学术宗旨,以“梯梁后学”为学术取向。他遍注群经、诸子,长期从事经史教育,培育了众多“国学”人才,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的特殊的历史阶段,他对“国学”的传承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他“大胆置疑”、兼收并蓄、务求通博的学术风范,对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也产生过重要影响。     

谈中国古代的依法治吏

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是“王法”，体现的是皇帝的权威，民众是经过官吏的中介得以知晓“王法”的，因此，社会权威的确立，都是“以吏为师”的，一切政令教化都从官吏那里开始布达于社会民众，不论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还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都是由官吏来执行的，而官吏们能不能首先据德守法，就成了“王法”能否贯彻执行的关键，所以说，依法治吏是执法治民的起点。中国历史上出于这个思想，把官吏比之为“民之父母”，作为地方长官应以“民之所好好为，民之所恶恶之”。同时，代表王权的法律对于不能辅佐王权…     

汉代乡亭部吏考略

“乡亭部吏”之称见于东汉王符《潜夫论·爱日篇》,篇中有“乡亭部吏亦有任决断者,而多枉曲”之语。左雄在上顺帝疏中也提到“职斯禄薄”的“乡官部吏”。据此两条可知,在东汉中叶,和、安、顺诸帝期间,已有“部吏”官名,其所指乃乡、亭基层官吏。由此上推,东汉章帝时,也已有了“部吏”之称。时周(纟亏)为洛阳令,严厉裁抑贵戚,“于是部吏望风旨,争以激切为事”。再往上推,王莽时田况上言:“盗贼始发,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此据《汉书·王莽传下》。《通鉴》王莽地皇二年作“部吏、伍人所能禽也”,无“非”字,与上文“其原甚微”义合,较确);又,西汉元帝时翼奉云“游徼、亭长外部克,皆属功曹”。     

民心、吏心小议

北宋著名思想家李觏在其《李觏集》中有言：“吏之于民必相知心,然后治也,吏知民心则明,明 则政平矣;民知 吏心则信,信则 吏行矣。”为官 理政,一方面要 体察“民心”,另 一方面要使老 百姓理解“吏 心”。当官的必 须首先理解“民 心”,老百姓才 会理解“吏心”。 只有这样,才能 形成干群关系 的良性互动,从 而吏明政平,民 信令行。 对于“官” 与“民”的关系, 在古今中外的 诸多典籍中已 论述得相当清 楚。如贾谊鉴于 亡秦教训提出： “闻之于政也,民 无不为命也。国 以为命,君以为 命,吏以为 命……闻之于 政也,民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