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遇·玄思·宫怨·述行——简论屈骚影响下的汉代独创骚体赋

屈骚影响下的除悼骚体外的汉代骚体赋,具有很强的独创性质.在屈骚基础上,汉人拓展出多方面题材,建立起多种抒情模式,拥有各类经典,充分展示了汉人多彩多姿的人格风貌和杰出的创作才华,对后世同类文学有巨大影响.失志不遇类源于政治的不遇,寄托汉人愤世之情,揭示人生安顿策略;自广玄思类从批判社会的愤激进到"玄静"的人生至境;"宫怨"类写男女思恋,贴近人间性格;述行类拓展方域,弥补文学的北方缺憾.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     

从骚体赋看汉人对屈骚的接受和传播

汉代是有载籍以来全面接受和传播屈骚精神的第一朝,汉代骚体赋又是汉人接受传播屈骚精神的艺术结晶。汉代骚体赋从文体特征到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始终映射出屈骚的光辉。汉代骚体赋对屈骚的接受突显出“士不遇”的忧患,对忠君爱国精神、正直高尚品格的颂扬,同时又表现了对屈原以身殉国行为的批评。凡此种种,忧患、颂扬、肯定与批评,都反映了汉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思想观念,并带上汉代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特征。     

汉代骚体赋之“游”的新变及其背景原因探析

汉代骚体赋之"游",在《楚辞》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些新变。汉代骚体赋最早将神界与仙域融合在一起,拓展了游仙文学的艺术想象空间,这与汉人神仙信仰的特点密切相关。从屈原的忧宗国到汉人的悲不遇,抒情主体思想境界的这一变化,是汉代士人盛世不遇处境中悲哀与无奈心理的反映。汉代骚体赋游仙与玄思相结合,表现出独特的理性之美,起因于作家现实困境中的人生感悟,是汉代文人儒道调和、交融的产物。汉代骚体赋把退隐作为最后归宿,并以此来否定游仙,是作家人生观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所致。这些新变的发生,使得汉代骚体赋成为游仙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论刘基对屈骚的审美接受

作为文学经典的屈骚,深刻影响着刘基的文学创作.刘基对屈骚的审美接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屈骚体"艺术形式的选择,二是对"香草美人"意象的审美认同,三是对"惊采绝艳"浪漫诗风的传承.他在接受"屈骚体"的艺术形式、"香草美人"的审美意象、"惊采绝艳"的浪漫诗风的同时,赋予了新的内涵.他在自己生活的时间和空间,以其对社会、人生与自然的独特感受与体验,创造出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的艺术境界.刘基在有意无意之间对屈骚的审美接受,是成就其"千古人豪"的重要因素之一.     

论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

目前学界对楚辞汉赋之间源流关系的探讨多以汉代骚体赋为主体,重点剖析骚体赋对楚辞的接受。而细究汉赋全貌可知,楚辞对汉赋的影响不仅止于骚体赋。以体式为介观察屈原楚辞与汉赋,可发现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主要体现在骚体赋和骚散相间体赋,就骚体赋而言,《楚辞章句》所录与《楚辞章句》外的骚体赋句式也有不同。《章句》所录骚体赋句式对屈骚中的齐言句式过于依赖而显得拘谨;其它骚体赋对届骚中的杂言句式与齐言句式都有继承,且齐言句式比例逐渐加重;而汉赋对屈骚句式与先秦散文句式的兼收并蓄促成了汉代骚散相间体赋的繁盛。     

论拟骚体中汉人焦虑心态的表现及根由

以王逸《楚辞章句》所录汉代七篇拟骚体作品的数据统计为基础①,阐述汉人焦虑心态的现实倒置感、时间飘忽感、命运限定感和孤独感等四个方面表现,简析其进身之阶、深刻不遇感和"二重角色"等根由。由此可拟骚体在纪录汉人文学心灵的重要作用。     

生气远出 意思萧散——论文同的骚体创作

北宋中期,随着党争的加剧,骚体创作悲凉之气渐渐淡薄,转而寻求精神的自由和对世俗人生的超越.文同的骚体表现对绝对自由的艺术境界的追求;表现对世俗的厌弃和对独拔流俗之上的人格美的向往;描绘冰清玉洁、自在逍遥的神女形象,充分表现了当时辞赋创作疏离屈骚传统、超越世俗人生的倾向.庄学素养、淡泊的襟怀、蜀地的文化品格、当时的政治环境等都影响着文同骚体的风格.     

略论晚清湘军幕府文士对屈原与楚辞的接受

晚清湘军幕府既是政治军事幕府,也是文人幕府。这种非典型的文人幕府形态以及以经世致用为底色的文学思想,决定其幕府文士自觉接受屈原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却鲜有优游不迫、较有规模的骚体文学创作,表现出有异于传统的“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的创作风貌,但他们承袭了楚辞“士不遇”主题,又热衷于运用楚辞意象、骚体句式,从而使湘军幕府文学具有浓郁的楚骚风韵。由此,晚清湘军幕府文学成为楚辞接受史上具有鲜明个性的案例。     

骚、赋文体辨——兼说屈作不当名赋

本文认为 ,骚、赋分别为不同的文体 ,不应混为一谈 ,屈原之作不当以赋名之。文章着重从骚、赋产生的历史状况 ,骚、赋体性之差别 ,骚、赋之流变 ,说明二者之不同 ,其中对骚、赋体性之别论述较为具体细微。文章最后对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 ,如刘勰、萧统对骚、赋的分辨 ,汉人何以称屈作为赋 ,以及骚体赋进行了简要论述。此文有助于解决对屈原之作称名混乱的状况     

屈骚传统的复兴与王令的辞赋创作

北宋中期,在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文人们建功立业的热情高涨,屈骚忧国忧民、反抗现实的传统被发扬光大,骚体创作勃然而兴。作家们通过骚体来发愤抒情,激励名节,追求雄豪横放的奇峭美。在辞赋创作中最能体现发愤抒情特色的是王令。他的辞赋继承屈骚对独拔流俗、峻洁高尚的人格美的追求,以强烈的情感反抗现实压抑,在艺术表现和风格方面继承并发展了屈骚浪漫主义传统。     

《文心雕龙·辨骚》篇要旨辨正

《辨骚》篇认为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的文学作品是宗经并将其具体化的杰出典范,体现了学习经典和发挥个人的才情以实现艺术独创性的完美结合。因此刘勰使用"骚经"这一《文心雕龙》当中并不多见的称谓,给予屈骚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成就以高度评价,认为它"气往轹古,辞来切今"、"笼罩《雅》、《颂》",继承并超越了经书。同时屈原作品在汉魏六朝的流行以及后世文人不正确地学习、模仿《离骚》而导致的"流弊不还"恰恰成为推行宗经主张的最大障碍,反而累及到对屈原的文学地位的界定,"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亦经亦辞,非经非辞。刘勰这一巧妙的安排一方面确立了经书的崇高地位,同时通过将屈骚纳入宗经评价体系的方法,也合理地解决了屈骚的身份认定问题,清除了推行宗经主张过程中的一大障碍。     

楚辞文体在汉代的流变

在汉代文学创作中,散体大赋、骚体赋、拟骚诗是汉代作家在学习楚辞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散体大赋、骚体赋属赋体文学,而拟骚诗以及君臣所作的楚歌属诗歌体裁,它们在文体上不能混为一谈,也不宜将骚体赋、拟骚诗、楚歌笼统地称为骚体文学。否则,不利于我们对汉代文学作品进行专门的分类研究。拟骚诗是楚辞体诗歌在汉代的赓续,其文体、写法以及代屈原立言的思想内容,是楚辞在汉代诗歌创作中流变的重要表现,拟骚诗虽然曲折地表达了汉代文人借伤屈以自悼以及他们对屈原的认识评价,但由此也将汉代的楚辞体诗歌创作引向了衰落之路。     

清代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及其意义

《离骚》称经,淮南王刘安已肇其端,王逸《楚辞章句》以五经比附屈骚,屈骚被奉为经典.刘勰论楚辞为"辞赋之英杰",屈骚之为辞赋的观点被广泛认同,但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并没有中断,到清代更是达到了高峰.王逸最早以"依经立义"的方法阐释骚旨,到清代发生具体而深刻的变化,促进了骚旨阐说的发展.屈原由东汉初期的"妙才",到清代的"圣人之徒",完成了由文到儒的身份转变,同时屈骚"诗教"从"讽谏""寄托"说,到南宋朱熹形成"忠君爱国"说,到清代又完成"忠孝"说,至此屈骚"诗教"与五经教义完全吻合.清代屈骚阐释的"说经话语"和"经传体例",从形式上阐扬了屈骚"并驱六经"的地位.清人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加强了屈骚的经典位置,促进了楚辞学在清代的全面发展.     

从丹纳的艺术成因“三要素”理论看屈骚艺术特色的形成

屈原的骚体诗,以其瑰艳奇丽之美,在中国古代诗歌艺术史上独领风骚,成为一种范本。由此,历代评论家对屈骚这一独特文化现象作过种种探讨。本文结合《离骚》、《九歌》等作品,分析了屈骚的瑰奇之美。继之,以法国美学家丹纳的“三要素”说为理论支持,揭示了造成屈骚瑰奇之美的几方面深层原因,也算一种新的尝试。     

论汉代骚体赋对楚辞文体的接受

骚体赋和散体赋是汉代赋体文学的两种最重要体式,在汉代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骚体赋与散体赋、乐府五言诗又交互影响、互相浸染,形成骚散相兼体赋。汉代骚体赋摒除其祭祀意味,继承其幽愤情怀,以悼念屈原和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悲慨为主,在文学发展史上第一次表现出赋与道家精神的结合,在深层次上实现道家思想在“独尊儒术”背景下的曲胜。      

试论王夫之词中的屈骚情节

明清易代之际的时代环境与屈原所处的时代环境极为相似,王夫之自身又有着与屈原相似的人生境遇与人生理想,高洁的人格品质,因而其词作中表现出浓厚的屈骚情节,体现在词作主题中所蕴含的爱国精神和高洁的人格操守,以及意象的选择和比兴手法的运用。王夫之将屈骚情节融入词作之中,使得明词境界得到拓展,也为后代词派开拓了先导之路。     

汉晋文学中庄骚精神的嬗替

汉至魏晋文学乃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一大转关。由汉晋文学中庄骚精神的嬗替,正好可管窥这一巨变的过程。汉代士人主要借屈骚以兴怨,文学中多抒发不遇之叹,由对屈原命运的反思,引发了关于生命观的理性探讨;汉末魏晋,庄骚易位,庄子占据思想舞台,文学中述志主题反复奏响。但庄子之潮汹涌,并不意味着屈骚精神已经断流,作为潜隐的暗流,它时或喷涌而出。描述和阐释庄骚两股精神之流在汉晋文学中的嬗替,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由汉至晋文人心理和文学特色的转变。     

唐诗骚影--略论屈骚与唐诗之影响与接受的关系

屈骚与唐诗,呈现出影响与接受的多样性或直接,或间接,或整体,或局部,或承袭其主题,或借取其意象,或袭用其结构与创作方式等等;有时以反对者的姿态出现而骨子里正得屈骚之精神.屈骚与唐诗的精神血脉相贯通,屈骚的文化精神与艺术精神在唐诗中得到继承、发展和变异.     

庄骚浪漫主义艺术的美学意蕴之比较

<庄子>与屈骚是文化高峰中文史哲互涵互动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且在文学风格上都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风格.因此,比较<庄子>与<楚辞>的创作动机与情感的再现方式、思想旨趣与价值取向的差异及各自的美学风格,来考察<庄子>与屈骚浪漫主义艺术在美学意蕴上的相似与相异之处,便有了前提和基础.庄骚浪漫主义美学意蕴之差异对后世文艺创作从精神模式的建构到艺术风格的形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