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近代政治思想中"统一"观念的内涵及演变

“统一”观念是欧洲自我认同的重要内涵 ,它影响着欧洲的发展与演进。近代以来 ,随着主权国家体系的形成 ,欧洲原有的统一模式被打破 ,政治思想领域里出现了欧洲统一的新设想。欧洲先后被构想为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均势下的国家联盟和以实现永久和平为目标的邦联。考察欧洲近代政治思想中的“统一”观念 ,将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欧洲文明的精神实质和深刻理解当代欧洲一体化运动。     

自我、他者与欧洲"文明"观念的建构——对16～19世纪欧洲"文明"观念演变的历史人类学反思

"文明"观念在欧洲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它源于中世纪宫廷社会的"宫廷礼仪",经文艺复兴时期的"礼貌",最终于18世纪中叶出现"文明"这一名词,到19世纪发展成为具有"现代"意涵的"文明"概念.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自诩为"文明"群体的"自我"与被贬低为"野蛮"群体的"他者"之间的互动,欧洲人对"文明"的认知及自我"文明"的认同得到强化,并将"文明的阶梯"的空间序列时间化,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文明"概念被建构起来.同时,"文明"观念由欧洲上层社会的自我意识,发展成为欧洲人表述自我的一种意识形态,最终随着欧洲霸权的确立而成为具有现代性、普世性的观念.     

从埃利亚斯的文明论看中国基层改制中的文明进程——从宋到民国

埃利亚斯的文明论偏向于强调“自我约束”，是从社会结构到个人心理结构的一种内化式的互动表达。从礼仪化的文明视角观之，比欧洲更早的中国礼仪进程正是中国文明化的独特路径，其不能以欧洲的现代性（民族-国家化）标准来衡量。以“礼治下乡”为透视点来考察中国自宋到民国以来基层行政制度的沿革过程，能够更具体和清晰地呈现这一路径。随着欧洲现代性的进入，王朝“他者观”与现代“文明论”的双重表达，共同形塑中国嵌入世界文明史的历程，也为中国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历史与科学的视角，并有利于在“内外”交互和审视中思索当下的发展困境。     

"他者"之镜中的"自我"--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近代民族认同

近代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强大的“他者”———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落后,使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面临尴尬境地:一方面,如果要自强于世,必须全方位地追求现代性;另一方面,如果要保持本民族的独立品格,又需要对带有浓厚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现代性保持高度警惕。对于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近代中国既爱又恨,对于自身的文化传统,既忧又憎。处于自我与他者、传统与现代夹击下的这种双重困境,促成了近代中国民族认同矛盾品格的形成。     

不为诗人成诗名——论黄遵宪及其诗歌创作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杰出诗人。他忧国忧民 ,抱负远大。但是历史怠慢了他的政治热情 ,拒绝了他的经天纬地之才 ,而不无凄怆地成就了他的诗名。黄遵宪生活于近代中国 ,是故国家园屡遭磨难的见证者。他以诗歌的形式悲愤地记录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事件 ,其诗作有“诗史”之誉。他主张诗歌创作应“复古人比兴之体” ,在对古典诗歌形式的改造中 ,进行了“以单行之神 ,运排偶之体”的可贵探索。黄遵宪喜爱民歌重视民歌 ,他所创制的“新体诗”还接受了来自民歌方面的艺术影响。黄遵宪的诗歌不仅体现了晚清时期诗界革命的实绩 ,而且显示了中国古典诗歌向现代诗歌转化的历史足迹     

理性与非理性——兼论海德格尔批评欧洲近代理性

本文回顾了从笛卡尔到黑格尔欧洲近代哲学史上“理性”概念的演变,揭示了“理性”不是一个抽象、笼统的概念,不同哲学家对此均有不同见解,持有巨大歧义。在此基础上,作者对欧洲近代理性以及有关海德格尔是“非理性主义”的流行见解,提出了独到的相反观点,指出欧洲近代理性主义在使人类的文明和科技迅速发展的同时,显示了其悖论与背理性之处,对自然、对人的基本生存条件造成严重威胁;而海德格尔正是看到了欧洲近代理性的历史局限而对此加以拒绝,他倡导的“思想”已包含了对“理性”的新的规定。     

危机中的变革:清末重塑国家认同的制度性选择

鸦片战争以降,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常态化的情况下,传统的中国认知体系开始了迫不得已的转变。在转变中,中国开始有意识地把自己放在由民族国家组成的近代国际政治体系中加以体认,逐步形成了"自我—他者"的认知框架。在这个认知体系中,如何重塑国家认同则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每一次不平等条约签订后这种重塑国家认同的愿望则变得更加强烈和更为清晰。清末宪政改革就是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清政府迫于统治危机和社会压力而进行的旨在恢复濒临崩溃的统治秩序而进行的重建尝试。由于种种原因,这次通过制度选择以重构国家认同的尝试虽然遭到历史性的失败,但它对宪政理念的流行以及重塑国家认同的继续尝试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近代“文明论”的兴起与清末小说中关于“文明”的歧见—— 以《瓜分惨祸预言记》和《新石头记》为例

近代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一大变化在于其内在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近代价值观变化的第一次大潮表现为“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文明论的兴起，它颠覆了中国人既往对于“文明”和“野蛮”的理解和判断，改变了中国人的自我定位及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瓜分惨祸预言记》与《新石头记》都以其对“文明”的理解和想象来与时代对话，前者认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文明观，为中国设计、想象了一条通过自身主动的“文明化”来免于灭亡的途径；后者则延续了传统德本论的文明观，向往一种德力兼胜、始终由道德来统摄一切的“真文明”，并以此来超越现代西方文明中的力本论倾向。这两种对于文明的理解和想象都存在着各自的洞见和盲区，由此可以启发我们将文明作为一种未完成的目标而非已固化的现实来进行重新理解和思考。     

17世纪以前的欧洲认同观和欧洲中心思想简析

欧洲中心论在不同的语境中有着不同的涵义,它的兴起与欧洲认同的建构密切相关,是欧洲人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为论证欧洲优越而想象的一套体系,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其影响波及全世界.从古代到17世纪"欧洲"对自我和他者的界定中,寻求欧洲中心思想的最初迹象,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这一思想的来龙去脉.     

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

18世纪上半叶不仅是欧洲文化的转折期,同样是其中国观的分水岭。之前欧洲人在神权思维支配下而进行的描绘中西共通性的努力,逐渐转变为基于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对中西文化差异性及对立性的认识。不论是以黑格尔、韦伯等人为代表的“欧洲中心论”,还是以弗兰克、彭慕兰等人为代表的“中国中心取向”,欧洲人认识中国的基本立场其实从未脱离欧洲本位。他们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评价在不断的自我认识和评价的过程中随时发生着变化,也同样取决于他们对这种异质文化有着怎样的需求。而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文化间令人满意的交流和汇通,仍然是一个需要人们苦苦思索和努力实践的问题。     

“他者”的想象——解读《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西方”和“妇女”的构想

杜赞奇认为,民族“自我”大多都是相对“他者”而定义的.在晚清文人志士的自我认同和民族想象中,“西方”和“妇女”是他们指称的最多的“潜在的他者”.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西方”和“妇女”所展开的想象,不仅展现了作者书写异域文化的策略,也可让我们从中一窥晚清知识分子在倡导民族革新的过程中,如何通过“他者”来认知“自身”.     

迺贤《上京纪行》诗的文学史价值

迺贤的<上京纪行>诗描绘了奇异的塞外风光,反映了草原民族独特的风俗人情.而少数民族诗人以汉语来写异域风俗人情的诗,在此前的文学史上实不多见.迺贤不仅是元代的一位少数民族诗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一位葛逻禄氏诗人,他的<上京纪行>诗,就成为文学史上唯一一组葛逻禄氏诗人所写的反映异域风俗人情的诗,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现代白话诗与“人的发现”

无论是欧洲文明的文艺复兴,还是中国文明的文艺复兴,“人的发现”都是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中国之“人的发现”有其独特之处.现代白话入诗,是这一思想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诗歌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恰好开启了“人的发现”之路.现代白话入诗,识别出“现代”所需的“最大多数人群”,进而颠覆传统的文学等级秩序.现代白话诗对自我及他人的书写,以叙事之手段重新发现并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既为现代新诗确定了新的范式,也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再生)提供了语言文学及思维方式的可能性.理清现代白话诗与“人的发现”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思考中国文艺再生过程中的新旧和解.     

杜亚泉多元主义文化观再审视

作为五四时期知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杜亚泉关注国际政局和世界形势,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他对东西文明进行学理意义上的比较,主张多元主义和文化调和论,断定东西文明不仅是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的差异,而且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差异。他不承认西洋文明在总体上比中国文明优越和进步,认为中国文明可以“救济”西方文明,乃至对世界文明作出补救性贡献。这种文化调和论肯定中华文明有其自身的价值,力主通过东西文明的调和,创建以中国传统文明为根基的中国现代新文明,体现了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和对中华文明前途的担忧。这一思想顺应并揭示了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发展趋势：思想自由、价值多元与开放包容的格局。但他夸大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误解了欧战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消极影响,仅仅看到两种文明的民族性差异而否定两者之间更为明显的时代性差异则是错误的,这无益于东西文化问题的真正解决和中国现代新文明的建构。     

西方启蒙大叙事中的"中国"

西方的中国形象,关涉到西方现代性的本质、西方现代世界秩序想象的基本模式。西方现代的中国形象研究,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与启蒙哲学。西方启蒙大叙事中出现三种中国形象类型:停滞的帝国、东方专制主义帝国、野蛮或半野蛮帝国,是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的"他者"。中国形象作为西方现代性主导价值——进步、自由与文明的被否定的"他者",既能为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提供想象的基础,又能为西方殖民扩张提供有效的意识形态。     

现代学人之诗的两种范式

借助西方哲学美学观念清除了传统诗学中过于浓郁的伦理政治气息,王国维不仅使近代学者诗人那种强烈的现实冲动在哲学分析中平静下来,同时他还在审美独立的基本原则之上为现代学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情感表现方式。根据王氏旧体诗、词的二分现象,可将学人之诗细分出两种类型,其一即作者以学者身份书写的“学人之诗”,它的主要特点即建立在中国现代学术基础上的“学之别体”;其二即学者以诗人身份而写作的“诗人之诗”,其根本特征则是建立在现代美学基础上的“诗之新声”。这是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对学人之诗的最大之现代性贡献。     

“自我”与“他者”视野下的晚清使西人员心态分析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被卷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条约体系中,开始派遣使西人员,以了解西方。这些使西人员由于亲身体验到西方作为“他者”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与中国的种种不同,“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更是萦绕在他们心里,挥之不去,体现在他们心态中主要表现为四种张力关系,即“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的张力关系;“政治自我”与“政治他者”的张力关系;“文化他者”与“政治他者”的张力关系以及“文化自我”与“政治自我”的张力关系。     

言说与责任：列维纳斯伦理观念刍议

“二战”以后,法国哲学中最为重要的话题之一就是讨论如何建立新的伦理。在此背景下,列维纳斯提出以他者理论来重新认识言说、责任和主体。语言是自我和他者发生关系的主要场所,言说具有前本源性,是接近他者的运动。列维纳斯主张通过所说向言说还原的方式去认识言说的这种前本源性。在言说中,自我被暴露在他者面前,在对他者的回应中形成了责任关系。主体首先作为责任的承担者出现,其不仅要承担起自我的责任,还要承担起对他者的无限责任。这一思想是对近代哲学主体思想的一次批判,也是对伦理思想的一次重大的反思和重建。     

爱国主义的强音——读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

爱国诗人丘逢甲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一直得到人们的推重。黄遵宪曾致书梁启超论丘诗云:“此君诗真天下健者。渠自复曰:‘二十世纪中,必有刻黄、丘合稿者。’又曰:‘十年之后,与君代兴。’论其才调,可达此境,应不诬也。”①而梁启超对丘诗也很为推崇,说:“吾尝推公度、穗卿、观云为近世诗家三杰,此言其理之深邃闳远也。若以诗人之诗论,则丘仓海(逢甲)其亦天下健者矣。……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入诗,而能雅驯温厚乃尔,得不谓诗界革命一巨子耶?”②梁氏虽然推评为“天下健者”,“诗界革命一巨子”,但他把丘诗看作“诗人之诗”,却只是抓到了一个方     

他者与自我：从蘩漪到曹七巧

蘩漪和曹七巧两位“疯女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同遭遇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它昭示了以男性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和认知,透露了现代文学史建构中存在的男权话语,表明了自我社会性别的建立与认同的过程,也是一个权力运作的过程。蘩漪是男性自我的他者,曹七巧是女性自我的替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