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稳定人口与人口再生产认识总和生育率真实涵义

文章阐述了总和生育率的来源、内涵及其理论基础,论述了人口粗、净再生产率表征更替生育水平与用总和生育率来表征更替生育水平的差异与不同;阐述了稳定与非稳定人口的差异和稳定人口理论的不足之处。文章指出,总和生育率属于稳定人口的指标,在度量非稳定人口的生育水平时,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假定性条件极强的指标,必然要与实际非稳定人口生育水平存在差异。因此正确认识以总和生育率的真实涵义颇具现实意义。     

性别偏好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转变模式分析

文章基于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从生育空间的三维性出发,提出了性别偏好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转变模式。利用全国和分省的总和生育率及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人口转变中存在带有性别偏好的人口转变模式:出生人口性别比伴随生育水平和性别偏好的动态变化而呈现出上升、高位徘徊的阶段特征和下降的趋势,这种变动趋势又因生育空间的区域差异呈现出4种区域类型。     

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妇女实际生育水平与更替生育水平的评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趋势发生转变,自然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降低。在这种大趋势背景下,对世界人口形势的判断有过于乐观之嫌以及针对人们对妇女更替生育水平的误解,利用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1990～2000年期间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和死亡模式等数据资料,计算得到各国妇女更替生育水平,表明各国之间妇女更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通过与其实际总和生育率比较,可以发现在发展国家中绝大部分国家实际生育水平依然高于妇女更替生育水平,发展中国家人口潜在的增长能量依然很大,世界人口增长的趋势依然强劲。因此,在注意生育率下降所带来问题的同时,也不能够忽视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全球影响。     

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

文章试图估计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少生了多少人。利用1980~2008年世界140多个国家的数据来模拟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经济社会变量与人口变量的相关关系,并据此对中国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进行测算。将测算出来的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和中国实际总和生育率分别代入模型进行人口模拟,比较无计划生育条件下和现实条件下人口增长的不同过程和结果。研究表明: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我国2008年生育率水平的预测值大概在2.5左右。1972~2008年间,排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单纯由于计划生育的作用,中国少生了4.58亿人。     

乡-城转移人口的生育率水平问题

乡一城人口转移作为城市化过程,总体上有利于生育率下降或低生育水平的稳定。但是,由于乡一城转移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具有既不同于城也有别于乡的差别特征,因此这种转移对城乡生育率的变化必然产生一定的差别效应。通常认为,乡一城转移人口的生育率水平介于城乡之间,即低于乡而高于城。但是,有关研究认为,我国乡一城迁移流动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已经转变为低于城市。对此,很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首先分析我国城乡生育率的变化和区域差异,然后对乡一城转移人口的总和生育率进行尝试性的推算,最后聚焦讨论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流动性问题。     

中国近期生育率的再估计

文章利用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普查和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在假设2010年普查漏报率与1990年普查漏报率相同的条件下,再次估计了2005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普查同队列人口的比较计算表明,1990年0~5岁人口漏报率高达7.7%。以此漏报率调整了2010年0~5岁人口,进而推算相应年份的出生人口和生育率。同时,又通过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间接估计了2005年以来的生育率。这两种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虽有差异,但可以认为存在一致性,也进一步证实了以往一些研究使用不同数据和方法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估计结果表明,中国近期的生育水平不会低于1.5,很有可能在1.6左右的水平上。文章亦对研究假设和可能存在的缺陷进行了讨论。     

女性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水平变动影响研究

随着2018年以来出生人口规模快速下降,中国能否避免进入"低生育率陷阱"以及找到持续低生育率问题的主要原因等都是迫切需要深入探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文章以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受教育状况变化趋势的研究,提出总和生育率教育结构标准化和影响因素的分解方法,分析中国低生育率机制形成的内部动力和关键因素。在对育龄妇女的受教育结构进行预测基础上,研究受教育结构变化引起的未来育龄妇女生育水平的变化。主要研究结果:过去的30多年里,我国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老化加速,2015年15-24岁低龄育龄妇女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1/3。不同受教育程度育龄妇女生育水平梯度差距明显,受教育程度越高,离更替水平越远,生育多孩的比例大幅度减少。若其他条件不变,育龄妇女的受教育构成提高将会起到明显的降低总和生育率的效果。不同受教育程度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变化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下降,教育结构变化的影响明显上升。预计到2050年接受高等教育的育龄妇女比例将接近70%,保守估计未来育龄妇女生育水平超过1.40的可能性不大。中国人口进入"低生育率陷阱"在所难免,迫切需要消除影响生育的障碍性因...     

去婚龄影响后的中国生育率转变形势

总和生育率隐含着妇女初婚年龄分布的变动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不能充分揭示中国生育率转变的真实情景。本文以寇尔（ＡｎｓｅｌｅｙＪＣｏａｌｅ）关于生育率的研究方法，从城乡、孩次、地区类型等方面切入，采用婚后年数生育率法，得出消去婚龄影响后中国生育率转变的态势，由此反映近２０年中国生育率下降的规律，并定量地说明婚龄对控制生育的重要作用，从而论证了晚婚、晚育在中国人口控制中的料学性及其深远价值。     

0.2年龄别生育率宽度分布浅析

0.2年龄别生育率是构成总和生育率的重要部分,也是研究总和生育率发展变化的一个分析指标。我们知道,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jty Rate)由于消除了育龄妇女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和育龄妇女本身年龄构成两个因素对生育的影响,因而具备了较好的可比性,可以用来分析比较不同地区(空间)、不同阶段(时间)的生育水平;同时,由于总和生育率是个“标化”指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通过对各个年份总和生育率升降的分析研究,可以观察人口发展变化的趋势,了解并掌握未来总人口发展变化的信息,有助于我们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因此,总和生育率在研究人口再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为中外人口学者广泛采用。     

我国三十年来婚姻和生育模式的转变(1953-1982)

总和生育率是衡量生育水平最重要的生育指标之一,它排除了人口性别构成、年龄构成和育龄妇女年龄结构的影响,较准确地反映了真实生育水平。然而,尽管它排除了若干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仍然受到婚姻水平的影响,也就是说,总和生育率受到婚姻和生育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这样,总和生育率这个指标仍然不能完全反映生育水平的变化。当人们对不同时间或不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进行比较分析时,往往不能直接看出生育水平的变化情况。     

四川省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自效应评估

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生育率转变的原因及由此产生的人口效应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文章首先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出经济发展水平与总和生育率水平间的对应关系,然后通过设置不同的生育水平方案,利用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比较分析无计划生育条件下和现实条件下,四川省生育率转变与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变动的逻辑关系。研究表明:生育率的快速转变使得四川省30多年来总人口规模少增加4020万人,同时也使劳动力的总负担得到减轻;但生育率的快速转变也加快了人口老龄化速度,为今后的"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新疆人口控制措施

在邦戈茨生育模型中,生育水平是以总和生育率来表示的。通常我们也用一个简单的指标粗出生率来表示生育水平。在总和生育率数据资料缺乏或不准确的条件下,为了使用模型方便,我们首先要大致清楚粗出生率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这两个指标的重要差异是前者要受实际人口年龄构成的影响,而后者则不然,但如果人口年龄构成在一定时期内(如五年、十     

生育率反弹是我国八十年代人口控制中的一大特征

纵观一个人口或若干人口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不同年龄的年龄别生育率具有显著的差异。一般来说,生育率在15～19岁较低,这是由低向高转变的加速阶段;20～30岁通常达到峰值,然后逐龄加速下降。不同国家与地区在不同时间的年龄别生育率差异也是不同的,有的差异很大。 在控制条件下,生育率峰值在20～24岁之间的,称为早期生育控制型;生育率峰值在30～34岁之间的,称为晚期生育控制型;介于两者之间的,即生育率峰值在25～29岁的,称为中期生育控制型。从中期生育控制型向早期生育控制型逆向转变,以及其间峰值年龄别生育率前移等连锁性逆向前移,就是生育率的反弹现象。     

论内在总和生育率

在不断完善对时期生育率的测量指标中,人口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基于对生育行为各个方面进行控制的生育率指标,以便获得更为准确的生育水平度量。对生育率的数量成分和进度成分的分解,使得我们对时期生育率的变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针对递进生育率和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缺陷,澳大利亚学者提出了内在总和生育率的指标,并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它能更准确测量生育率的数量效应和进度效应。内在总和生育率是对生育的年龄、胎次和间隔同时进行控制的生育率指标,反映的是生育行为内在稳定的生育水平。本文对这一方法进行介绍,并利用我国1988年2‰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说明该指标的构建和计算过程。     

论总和生育率的一个特性

众所周知,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生育水平度量指标,它在人口分析和人口预测等方面都有着很广泛的用途。尽管人口学家们已经对总和生育率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它的有些性质仍然是我们不很熟悉的。在本文中,作者将讨论总和生育率的一个性质、即一个总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与相应的各个分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     

生育支持政策何以有效:性别平等视角下的27国生育支持政策组合与生育率反弹北大核心

中国的生育水平长期提振乏力,借鉴世界低生育率国家总和生育率反弹经验并构建中国特色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势在必行。以27个低生育率典型国家为例,在构建追踪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不同生育支持政策组合对总和生育率反弹的影响以及性别平等发展水平对政策效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较于支持“男性单职工模式”的政策组合,支持“双职工模式”的政策组合更有利于总和生育率的提升;经济支持政策与总和生育率之间有稳定的正向关系,服务支持政策和时间支持政策对总和生育率的提升效果受到性别平等发展水平的调节;在性别平等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服务支持政策和时间支持政策的效果更明显。生育支持政策的制定应考虑不同类型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与组合,并深度思考政策背后的价值导向和政策实施的社会情景,营造性别友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总和生育率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中国的计划政策三十多年的实施对控制人口数量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使中国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通过对世界109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数据共20项进行回归分析,建立了国家总和生育率的线形回归模型,并根据该模型估计出当前中国在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以此研究目前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影响,针对严峻的人口问题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中国人口增长之探讨

利用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在1989年生育表基础上,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改变妇女产次别平均生育年龄和产次别生育率水平这两个变量,仿真推算其变化与平均世代间隔、总和生育率、净再生产率、真实人口增长率及总和递进生育率等指标间的关系,并对中国人口未来发展趋势和政策做了深入的分析探讨。     

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时空演变及空间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2000~2010年省域数据,利用考虑空间异质性的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首次对中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进行局域变参数估计,并考察其时间演变和空间差异特征。全域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中国省域总和生育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和明显的局域集群特征。不考虑空间自相关性的全域常参数估计(OLS)结果显示,2000年,省域发展与民生改善和生育控制力度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385和-0.0117,2010年,两者分别下降为-0.0147和-0.0076。考虑空间异质性的GWR模型局域变参数估计结果显示,2000年,省域发展与民生改善和生育控制力度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系数分别在-0.0738~-0.0259和-0.0148~0.0028之间,2010年,两者分别下降为-0.0213~-0.0075和-0.0083~0.0081之间。这表明2000~2010年省域发展与民生改善对总和生育率的内生抑制作用仍占主导,但影响程度有明显下降趋势,并伴随显著的空间差异性。这些结论增强了我国人口政策调整的省域差异化指导意义,特别是为分省(区、市)、分步骤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提供参考。     

我国妇女生育推迟与近期生育水平变化

随着我国时期生育水平的下降,我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上升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时期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受到进度效应的影响,人们从这一指标中难以对我国近期生育水平的变化形成正确的认识。本文利用多来源可靠数据,对我国近期的总和生育率以及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计,发现去除进度效应影响后,生育水平的时期估计值有了大幅度上升,2007²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2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¹985年出生队列的部分年龄别生育率,发现年轻队列的峰值年龄别生育率较低,但在较高年龄时会出现年龄别生育率相较之前队列升高的现象。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我国生育政策对于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以及政策变动可能带来的时期生育率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