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回流后的个人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迁移劳动力返乡后,利用外出务工期间积累的资本、技术从事自我经营,或者创办实业,发展新的产业,成为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新现象。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迁移劳动力回流后个人发展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回流劳动力就业行为和收入能力,分析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职业转变和创业行为的影响,并考察了迁移劳动力返乡以后,是否会促进技术的改进和新技能的传播。迁移劳动力回流后的就业选择将对回流地的就业结构、就业机会和工资结构等产生怎样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     

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并从家庭决策角度分析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农村劳动力省内与跨省流动微观内在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家庭人力资本中的家庭规模每增加一个单位,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概率将增加3.5倍,而人均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外出务工概率较低;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负向影响,但在有成员外出家庭中,拥有丰富社会资本家庭的劳动力跨省流动概率较大;家庭经济资本的收入效应将大于替代效应,家庭经济资本越丰富,劳动力外出打工概率越低;家庭自然资本的替代效应将大于收入效应,丰富的家庭自然资本对劳动力流动具有促进效应;此外,农村劳动力流动还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     

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与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

中国农村地区家庭禀赋对个人的行为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需要学术界予以更多的关注。为了考察外生性的家庭禀赋对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影响,文章通过构建新生代外出务工劳动力和户主子女的回流决策两个计量模型来进行经验论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迁移选择是综合考虑家庭禀赋状况的理性决策,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的外出劳动力。家庭经济资本的增加会阻碍家庭外出务工成员的回流。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概率起初随着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的增长而上升,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家庭成员只有拥有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本,外出务工劳动力才能对家庭社会资本加以充分利用。另外,分析显示年轻一代劳动力和第一代劳动力对家庭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利用是有差异的。     

养老保障对返乡中老年群体再次外出就业的影响

在影响返乡中老年群体再次外出就业的相关因素中,养老保障尤其值得重视。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就业说明农村老年人口经济收入相对不足,希望通过外出就业获得部分收入的补偿,这也表明存在中老年在农村人口因养老保障不足而被迫继续外出就业的可能性。文章构建两期生命周期模型,对返乡中老年群体的养老保险参与情况影响其再次外出就业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返乡中老年群体参加养老保险显著减少其再次外出就业;（2）不同类型养老保险对返乡中老年群体的外出就业存在差异性影响,返乡农民工如果获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具有更明显的收入效应,减少他们的再次外出就业,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保障力度相对薄弱,还不足以改变返乡中老年群体的劳动供给行为;（3）具有养老保险对农村中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外溢效应,养老保险降低再次外出就业,并通过增加他们的家庭劳务和隔代抚育的时间,增加其成年子女的外出就业和进城迁移。研究提出,加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对提高农民工和返乡农民工的生活福祉,减少城乡社会保障不平等,促进乡村振兴和城乡整体发展具有作用,对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建设也具有一定积...     

农民工回流的选择性与非农就业:来自湖北的证据

近年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农民工回流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利用来自湖北省的农村劳动力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的回流原因与返乡非农就业状况。农民工的回流决策不仅要受到其人力资本的影响,也与老人需要赡养、农业负担较重、与家人团聚等家庭因素以及输出地经济的发展程度有关。相对于那些仍然外出的农民工而言,回流农民工往往是负向选择的结果,并没有表现出比从未外出农村劳动力更倾向参与非农就业。因此,农民工回流对输出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可能并不像大部分研究结果所显示的那么乐观。     

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研究——外出务工经历的潜在影响

在农民工返乡回流常态化趋势之下,关注返乡回流农民工的心理状态,进而激活其人力资本可以为实现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研究表明,与农村留守居民相比,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偏低,这一现象在老一辈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中尤为突出。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可观测的自我选择偏误、递归双变量Probit模型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之所以低于农村留守居民与返乡回流农民工收入满意度与社会公平感“双下降”有关。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返乡回流农民工的生活评价标准不会“返乡随乡”,返乡回流农民工也不会因为返回家乡而将幸福自评的参照对象相应调整为农村留守居民,由于外出务工经历而产生的城乡差距感知潜在地影响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从幸福角度创造返乡回流“引力”,提高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与他们返乡后的主观幸福感,从而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农民工汇款与家庭收入不平等:基于反事实收入的分析

本文利用来自于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湖北省的调研数据来考察农民工汇款对输出地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我们简单将农民工汇款看成外生的转移收入时,农民工汇款能改善农村家庭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不过,当考虑到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选择性,并通过引入工具变量来构建那些外出劳动力户的反事实收入时,我们会得到相反的结论:由于那些外出务工劳动力往往来自于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农民工汇款扩大了农村家庭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从反事实收入情形下的0.3551上升至实际收入情形下的0.3774。     

家庭禀赋对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7年8～9月对湖北省丹江口市、郧县和河南省淅川县58村3145户农村居民的抽样调查,以新迁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利用OLS回归模型,分析构成农户家庭禀赋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成员外出务工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家庭禀赋对农民外出务工决策有着显著的影响,家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越丰富,成员外出的可能性越大.家庭财富积累状况和耕地数量与成员外出务工人数和可能性成"U"字形相关关系,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和较好的农民更倾向于外出务工.农民外出务工存在着家庭内在延续效应,有外出务工经验的家庭,家庭成员更容易外出.     

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动力分析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是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方式。现阶段,我国农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且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空间也在不断扩大。但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却出现了"民工荒"现象,且愈演愈烈。这不仅阻碍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给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巨大的冲击。通过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动力进行测算和分析,得出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动力不足,是造成"民工荒"现象日益突出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动力的对策。     

甘肃省农民工创业群体特征分析

本文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法,共选取和采集了718名农民工的人口学资料、外出务工情况、创业及培训信息。通过卡方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Logistic回归等方法,探讨甘肃省农民工群体的创业特征,以期为创业政策提供导向性信息及建议,促进农民工群体创业意向的形成和实现。分析结果显示甘肃农民工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偏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仅占到调查群体的77.6%;被调查者中64.3%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务工创业技术掌握与否、创业政策知晓与否、创业信息获取便利与否以及外出务工次数对甘肃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具有较大的影响。     

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的调查

文章利用2011年"安徽省返乡农民工再就业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发现个人特质因素、流动因素、能力素质因素及家庭因素的不同方面都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状况有重要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男性相对于女性、主动返乡者相对于被动返乡者返乡后更容易就业;45岁以下的青壮年返乡后就业的概率较大;受教育程度越高、返乡后接受过有针对性培训的农民工就业的概率更大;外出务工期间具有个体经营经验的农民工返乡后更容易就业;基于发展型目的外出务工人员由于他们有更高的需求,返乡后就业概率较小;家庭规模较小、生活水平较好的农民工返乡后更容易就业。     

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和回流效应

文章分析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的排斥影响他们的回流,同时回流迁移也受到家庭生活、家庭劳动力状况、家庭农业活动和农地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是“被动回流”和“主动回流”相结合的过程、是个体决策和家庭决策的综合过程.文章提出劳动力回流迁移具有“回流效应”,回流带来人力资本的补偿、促进流出地非农经济的发展和带来创业的增长.劳动力回流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内生的逆迁移流,构成乡城迁移和劳动力市场平衡的补充机制,与乡城迁移一起促进城镇化和城乡平衡发展.文章提出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支持“迁移效应”和“回流效应”机制共同发挥作用.     

二元制度下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自发流动模型的建立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建立了一个二元制度背景下的中国农村劳动力自发流动模型,指出影响农民做出外出务工决策的主要因素是其流入城市的净收益现值,并对决定这一现值的各变量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二元的经济和社会体制降低了农民的流动和迁移意愿,限制了农民的外出。最后作者提出了短期内促进农民工流动和长期内保证农民迁移的政策建议。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县域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推动了中国乡村从“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转型,是促进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关键之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文章将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20年中国2 045个县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乡村振兴,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等渠道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返乡创业对乡村振兴的促进效应在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原国家级贫困县域较为显著,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非贫困县不显著。据此,文章建议继续推进和完善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支持体系,引导农民工、大学生、退伍军人等群体返乡创业,更好地服务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     

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农业商品化率的影响——基于江西省四个县农户调研的实证分析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提高农业商品化水平的必然要求。本文使用近期的农户调研数据考察了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对农户农业商品化率的影响。计量分析表明,从整体上看,务工户与非务工户之间的农业商品率不存在显著差异。我们将农业生产按要素密集程度进行划分后,才发现成员外出务工所带来的潜在影响,务工户粮食生产的商品化率有了提高,而其它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率则显著下降了。此外,我们还发现,农地市场及农村信贷市场发育对农户农业商品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行前培训探索与实践

近年来,陕西省铜川市政府紧紧围绕提高农业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这个核心;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落实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各项政策措施,针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观念不新,创业目光不够长远,盲目外出务工遇到许多困难,对技能化务工认识肤浅,务工的稳定性和收入较差等新情况和新问题,着眼长远,把提升农民职业技能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重点,鼓励、     

农村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甘肃省农户的调查

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是农村反贫困的重要路径之一,对缓解农村贫困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甘肃省1 749个农户的调研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关于劳动力流动和贫困之间关系的四个假设。针对提出的假设,本文采用Double-log模型对农户收入进行弹性分析,发现农户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应用Probit模型对影响农户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外出劳动力的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及工作地点和主要技能等对劳动力流动有重要的直接影响且间接地影响家庭的贫困状况,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了证明。劳动力流动与贫困之间存在双向关系,务工收入是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劳动力流动对于减少农村贫困发生率,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缓解农村生态贫困等都有积极作用。     

对90年代回流农村劳动力创业行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 90年代安徽省农村劳动力由城市打工后返回本地创业的 193个个案调查为基础 ,对农村劳动力从外出打工到回乡创业的—般规律进行了实证分析 ,从动机、资源、资本等多角度阐明了外出打工与回乡创业之间的内在联系 ,探讨了回流农村劳动力的创业“机理” ,提出不发达地区政府应鼓励和支持有—定打工积累的外出农民回乡创业 ,以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经济波动下农民工就业行为区域差异研究——基于湖北省返乡农民工就业安置现状调查数据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过程中出现的＂两潮两荒＂表明,农民工转移反复性与劳动供求波动交替出现,但尤以农民工就业的脆弱性为突出。当然,由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上存在的差异,对不同社会经济发展背景地区的调查发现,不同区域农民工就业演变情况存在一定差异。为分析劳动力供给波动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本文从劳动力供给角度对不同区域返乡农民工就业现状、决策动因及演变趋势展开调查研究,进而根据不同区域不同背景民工提出适宜对策。     

关于我国“民工荒”与农民工福利待遇的探讨

2004年前后在我国珠三角等地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已经接近尾声,从而农村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时机已经成熟?本文根据托达罗模型,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提出这是农民进城务工收入与务农收入之间差距缩小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做出的非迁移决策.并探讨了设置农民工福利项目对劳动力市场和企业雇佣成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