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词体生成问题新论

"词体乃乐府的‘格'‘律'化"或"乐府的‘格"律'化而成词",这一命题是对词体生成问题的新思考.它表面上是对古代"词为乐府说"的重申,实际上既强调了词体应为音乐与文学结合较早样式--乐府的直接产物;又揭示了词体与乐府的异同与承继关系,从乐府入手论词体生成方合乎情理;还证明了词体是南朝以后乐府与古体诗、赋、骈文等文体都趋向"律"化这一文体变化规律下所产生的新文体样式.乐府"格""律"化程度是随着声律论的发展而递增的.从齐梁时期出现平仄声律论开始,乐府齐言歌辞的"律"化可称律词的滥觞;隋唐之际乐府齐言歌辞"律"化完成,而杂言歌辞的"律"化已经出现.乐府"格律化"的方式是多样的,有多方面的"营养土壤",如酒令、律赋、骈文等.要解决词体生成这一问题,必须由词体的本质(乐府)入手,抓住其音乐与声律上的特殊之点(原唱乐句或歌辞句式供"格",四声平仄声律说供"律"),方能奏效."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这一命题,对"燕乐"说、"律词"说、"民间"说等关于词体的界说、词的起源的争论具有决定性意义.     

从“注经”到“论文”——刘勰的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策略

“经典”在《文心雕龙》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为重要,尽管此前儒家典籍已经经典化,但是刘勰的贡献在于进一步将之“文学经典化”。《文心雕龙》的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策略主要有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将儒家经典文学化,对之进行文学分析和解读;二是将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用来讨论更为广泛更为根本的文学问题。     

从解释到批判:马克思哲学当代化的出路

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化”来说,问题不在于如何“解释”马克思,而在于对当代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的批判。当代人类生存的现实困境在于生存危机。因而,马克思哲学当代化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生存危机的根源进行批判。而生存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生存方式。因而,必须结合时代特点,继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战后台湾族群认同的转折:从“中国化”到“在地化”——基于知识界的考察

战后,国民党政权通过一系列强制手段对曾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进行中国化重建,并重塑了台湾族群已经模糊的中国认同。而二二八事件之后,中国认同下的地方意识开始出现。在历经数次意识形态论争后,台湾的族群认同矛盾渐渐凸显,开始转向脚下的台湾。1980年代以后,在西方思潮和内部政治、经济变迁的影响下,族群认同呈现出模糊不清的迷惘状态,甚至建构出了具有本土性的台湾认同,造成了社会和族群的严重撕裂。台湾族群认同的转折经历了"中国化"、"乡土化"、"在地化"三个阶段的变化,一方面反映出台湾社会内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斗争以及省籍矛盾激化的情况。另一方面这种转折又受到西方思潮的严重影响,是"边陲——核心结构"影响下的产物。     

从模铸到素质化——对学校德育目标问题的思考

本文认为,在当前倡导素质教育的条件下,学校德育必须综合社会发展需要和人的个性发展需要,对德育目标的定位问题进行认真检视,确立并坚持素质化德育目标。     

从“去实践化”、“去本质化”到“去美学化”——关于后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后的思考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当代中国美学经历了从"去实践化"到"去本质化"再到"去美学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相对于实践美学乃至新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后实践美学的脱胎换骨最为成功。而在后实践美学之后,美学则面临着从"美学"到"后美学"的根本转换,"美学的重建"与"非美学的思想"是当代中国美学所面临的全新的历史使命。     

从“诗性创作”到“媒介化生产”——论新媒体语境下新诗发展的媒介化转型

在新媒体语境下,"文学的媒介化生产"已成为一种新的文学生产方式,但既有研究主要探述小说、影视、戏剧等领域所存在的媒介化生产,而未将诗歌纳入论域。事实上近年来,在新媒体平台的推动与刺激、新媒体运营商与刊物的合谋与策划下,"诗歌的媒介化"亦成为诗歌生产的一种重要方式。处于新媒体平台上的新诗不仅将新媒体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更依托于各种媒介进行诗歌生产,遵循媒介生产秩序下的生产法则和资本运营逻辑,使诗歌生产方式与取向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与转型,从"诗性创作"转向"媒介化生产",从而实现诗歌的媒介化转型。这种媒介化转型不仅影响诗歌发展态势及走向,而且造成诗歌的"诗性"被"媒介性"替代,并由此陷入娱乐化、消费化、符号化泥淖的困境,亟待诗歌界警惕与纠偏。     

从刘勰到叶燮：中国文论的体系性追求与诗性化品格

中国古代文论通常以一种感悟式、形象化的方式表达文学理论问题,从而给人留下了缺乏或缺少体系性的印象。而刘勰和叶燮却要“立家”“成一家之言”,建构宏大的理论体系,《文心雕龙》和《原诗》也都“体大而思精”。但《文心雕龙》和《原诗》都生长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中国古代诗意化、抒情化、形象化的文化特征也影响着刘勰和叶燮。尽管《文心雕龙》和《原诗》建构起了完整的理论框架,但同时采用了骈体化、诗意化的表达方式,从而形成了体系性追求与诗性化品格的二重性。这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体系性,一种具有诗意性或者说用诗性语言表达的体系性,是不同于西方观念的体系性。     

从总体性到总体化:萨特人学辩证法的内在逻辑转变——萨特《辩证理性批判》解读

在萨特的语境中,总体性不是卢卡奇作为价值悬设意义上的总体性,也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中脱离人而单独存在的物质事实的总体性,而指的是以在者面目呈现的人创造物的惰性集合体。但不论是哪种总体性,它们在本质上都是海德格尔所批判的那种不变基始的本体论逻辑。在这里,萨特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前提,以海德格尔的非在者意义上正在发生逻辑为主导,上演了一幕反叛总体性,走向总体化的戏剧,实现了总体问题的个人转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积极的理论贡献。但是,由于他用个人的总体化活动替代了马克思的社会物质生产活动来解释历史的发展,这注定他必然会滑向异化的深渊。     

多元系统论视角下《赵氏孤儿》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从边缘到中心的经典化过程

<赵氏孤儿>是中国古典十大悲剧之一.这个剧本很早就传入欧洲,是我国传统戏曲中最早被翻译介绍到国外的古代戏剧作品,<赵氏孤儿>从此也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著名东方悲剧之一.所以本文拟从流传学的角度.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对于<赵氏孤儿>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从边缘到中心的经典化过程进行分析.     

儒学的艰难历程——从荀子到董仲舒

荀子对后代儒学的最大影响有三:荀子吸纳了法家的合理成分,使儒家的政治学说更具实践品格;与孔孟相较,荀子更加重视人臣的进言技巧与为政技巧;荀子极端重视儒家及儒家经典,成为儒学圣化运动的推手。从逻辑上讲,荀学乃是秦汉儒学的理论先声。经过数代士人艰苦卓绝的努力,儒学最终在汉武帝时期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并开始以此形式渗透至社会的各个领域,从而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重估中国神话“零散”之问——从典籍到数字媒介的神话谱系化实践

在中国神话学百年来的学术脉络中,始终伴随着“中国神话不成体系”的疑问和缺憾。这种因西学舶来而产生的文化观念错位,直到袁珂等人进行神话书写才得以部分纠偏。无论是研究者对“神话历史化”问题的解析,还是神话书写者的谱系化写作实践,都体现出将西方神话学本土化的努力。但真正意义上完成观念转变的,是技术迭代之后数字媒介的内容创作者们。在以抖音短视频为代表的神话系列创作中,中国神话内蕴的叙述魅力被激活。在新语境中,西方神话须有“神谱”的刻板面孔被解构,数字媒介的“文化之谱”被构筑起来。     

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中国化的基础——从进化论"道"之裂变到唯物史观的确立

进化论的传播为唯物史观的确立扫清了障碍、提供了思想前提;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进化论"道"之裂变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确立,堪称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次伟大的飞跃,并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理论前提和奠定了物质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经历了一个由"盲目性"到"自发性"再到"自觉性"的艰难历程,创造性地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并取得了社会主义的前途.     

报告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读《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

2012年中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重大收获,是章罗生先生出版了他潜心研究多年的《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这值得为作者贺,为中国纪实文学研究界贺,为未来的报告文学学科贺!     

从“形而上学”到“形而上学”的“经”与“纬”——西方哲学的内求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契合

形上追求是西方哲学内蕴的核心价值取向,从而构成了西方哲学历史发展中一以贯之的线索.从古代本体论到近代知识论,再到黑格尔逻辑学及其开启的现代哲学的演化,并非是形而上学逐步消亡的过程,面是形而上学不断克服旧形态、走向新形态的自我跃迁——如果用斯特劳森的范畴来表达,即形而上学的修正与描述史.同样,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演进逻辑,与西方形而上学的自我跃迁理路正相契合.在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的30年、改革开放启动至20世纪末的20年、21世纪初的10年这三个阶段,西方哲学中国化走过了从接受到辩证、从辩证到认同、从认同到融通的演进过程,学界对西方形而上学的重建趋向获得了日益清晰的理论自觉.     

重大问题的再历史化——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些思考

以往关于辛亥革命影响、性质、成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建立在了一个与今天比相对窄小的史料基础上,而且解读、分析问题的方法比较单一,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较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就毫无价值,可以弃之如敝屣;相反,我们要尝试扩大史料的范围,重新进入历史的情境,进而更深入地通过这些问题去认识辛亥革命实际的与作为符号的历史演化进程。近十年辛亥革命研究史料的拓展与利用,以辛亥革命有没有让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与辛亥革命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及为何种性质的革命这两个重大问题,展示了辛亥革命研究去熟悉化与通贯前后史事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着重反思如何在中国现代转型进程中重识辛亥革命这一问题。     

从“化道为术”到“体用一如”——东亚哲学传统的局部演进与全球前景

发源于中国的“朱子学”即“道学”曾一度被江户日本接纳为主流意识形态,然而由徂徕学派引领的“脱儒入法”运动却将“道学”高远的形上论尽数拆解,并形成了日本哲学的“化道为术”范式。上述转向与日本古已有之的“实用哲学”传统相关,并曾给其近代化转型提供过某些便利,但同时也暴露出日本文化中“第一哲学”的缺失。而在今天,道术不二、体用一如的“中道”哲学,或将引领人类构建一个融合东西方优长的“新文明体系”,从而推动世界文明走向一个人类共同期待的目标。     

关系化与类型化:从“熟人社会”网络到“生人社会”网络的演化机制——对冀南宋村内外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冀南宋村的田野调查发现,狭小的生存空间、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水平以及传统儒家伦理,共同维持着农村"熟人社会"网络。随着社会的发展,大批村民外出打工,从以血缘地缘基础的"熟人社会"网络中脱嵌出来,进入到城市"生人社会"中。他们分别通过关系化和类型化两种途径,相应的进入到异质型社会网络和同质型社会网络中。异质型社会网络的背后是特殊主义道德伦理,而同质型社会网络的背后则是平等主义道德伦理。农民工集两种对立的道德伦理于一身,其道德呈现出多重性、模糊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