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的“半透膜”——城市户籍门槛对流动人口工资溢价的影响

“人才偏好”的户籍门槛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形成了一张“半透膜”,即高技能劳动力可以在城市间相对自由流动,但低技能劳动力流动受阻,劳动力市场效率受户籍门槛抑制。文章将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城市户籍门槛指标匹配,发现城市户籍门槛越高,当地流动人口平均工资越高。使用1984年降水量作为户籍门槛的工具变量,在消除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户籍门槛对流动人口工资的影响仅在低人力资本群体中显著。机制分析发现,高户籍门槛增强了低人力资本流动人口离开的意愿,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产生工资溢价。户籍门槛通过影响劳动力流动将工资溢价保留在城市内部,一方面降低了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另一方面不利于共享发展成果和实现共同富裕。     

城乡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化的双边效应

文章基于1997～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和城镇、农村老年人口的分组数据,采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检验二者对城镇化的影响,在比较二者影响大小和方向的基础上探讨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化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化产生负向影响,降低了城镇化水平10%;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化产生正向作用,提高了城镇化水平7.78%。整体而言,人口老龄化降低了城镇化水平2.22%,从而解释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存在的"城乡倒置"现象,即城镇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强化了城镇化对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镇迁移的吸附作用。时间变化特征表明,城镇和农村人口老龄化相互作用的净效应呈稳步上升趋势,并且从2012年开始由负变正。居民受教育年限的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净效应随着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呈递增趋势,并由负变正。     

就业机会户籍歧视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在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的就业分布和收入差距长期存在。文章利用2002和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横截面数据分析了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机会户籍歧视的程度、变化趋势及其对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2018年与2002年相比,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就业分布差距、收入差距均有所缩小;(2)2018年农民工在城镇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收入户籍歧视已不明显;(3)就业机会户籍歧视程度在2002～2018年呈弱化趋势,但其绝对水平仍然很高;(4)就业机会户籍歧视的存在,阻碍了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的缩小,并且这一作用在2002～2018年呈强化趋势,同时就业机会户籍歧视还会通过社会保障获取间接扩大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     

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分层模型研究

将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城市特征数据进行匹配,使用非线性分层模型分析了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个人基本特征、经济状况、流动特征对户籍迁移意愿存在单独的影响,流入城市特征不存在对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直接影响,但通过流动人口个人层面特征跨层交互作用于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有子女随迁和在流入地居留时间越长的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越强,流入地的教育公共服务质量越好越会强化这种倾向;已在流入地购房、受教育程度越高、女性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更高,流入地的人口规模越大越会加强这种作用。     

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就业状况的影响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就业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流动对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均有影响,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大,男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和工作时间受到影响,而女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和收入受到显著影响。     

中国农业“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检验

本文运用了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根据全国三十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990—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利用率进行了估算。主要估算结果包括：1、中国农业劳动力利用率增长显著,从1990年全国平均68．1％上升到2009年全国平均84％。这说明我国农业劳动力虽仍有剩余,但向其他产业转移空间已经不大。如果延续目前劳动力利用率的增长速度,“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在几年内消失;2、各地区的劳动力利用率及其变动趋势有明显差异,表明不同地区对“人口红利”的贡献有所不同：3、在1990—2009年期间中国农业产出的平均就业弹性趋近于零。     

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及其代际差异

基于2013年我国七个大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调查数据,使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结果显示：一是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但人力资本对两代流动人口的收入影响不同,其中受教育年限、现职业工作年限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更大,在外务工年限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二是职业流动与第二代流动人口的收入呈现显著相关性,然而并非线性的影响,而是呈现倒U型非线性模式;但职业流动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影响不显著。文章最后结合研究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探讨了本项研究的政策启示。     

户籍改革新政与务实的城市化新路——以中山市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为例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以城乡二元结构为基础的户籍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其对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的阻碍作用愈发明显。而且随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现行户籍制度对人口迁移流动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凸显。中山市在全国率先推行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通过积分构建一套新的量化标准作为流动人口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入户的依据,为打破户籍坚冰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务实的路径选择。基于对积分制申请数据统计分析以及对申请人员访谈的基础,对积分制实施情况进行客观总结,对如何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了探讨,并针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研究——兼论集聚与群分效应

在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背景下,探究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及其成因有助于理解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动,对实现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2、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面板数据,估计了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以及集聚效应和群分效应在其中的解释力。总体而言,城市规模每扩大1%,工资水平平均上升0.13%,相应溢价主要来源于群分效应。人口规模超过500万人的超大、特大城市同时存在集聚效应和群分效应,群分效应能够解释工资溢价的35%～55%。人口规模介于100万人至500万人的大城市,工资溢价主要源自群分效应。文章发现,个体技能对工资溢价的贡献度最高,且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当地劳动力的平均技能水平也会提高,即劳动力技能存在明显的空间排序规律。超大、特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具有动态性,年轻劳动力在超大、特大城市的工资增长更快。     

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对跨地区流动决策的影响研究

针对近年来省内跨市流动比例不断上升的现象,文章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如何影响流动距离及跨区流动决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由于不同受教育水平流动人口在信息接纳能力、心理成本和制度成本方面的差异,受教育程度较低和较高的流动人口更偏向远距离的流动,受教育程度与流动距离呈"U"形关系;(2)相对其他群体,大专和本科学历的流动人口更偏好省内跨市流动;(3)大专和本科学历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比重提高,促进了中国流动人口省内跨市比例增加。文章认为,政府应当关注流动人口流动范围的转变,适时做出产业结构调整并引导人口合理流向,避免造成地方经济波动、失业增加及省会城市对周边城市形成集聚阴影效应。     

家庭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职业性别隔离现象不断减少、男女受教育水平和教育收益率的逐步收敛,人力资本、职业和行业分布已经无法解释我国性别工资差异不断扩大的趋势。从家庭出发,考察婚姻、家务劳动分工和子女这些典型的家庭特征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运用2016年CFPS数据,在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研究结果表明:婚姻通过增加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和子女间接影响女性工资,家务劳动时间和母亲身份对女性工资率具有显著的惩罚效应,女性平均每周承担家务劳动17小时,这导致其周工资率减少34%,子女降低母亲8.5%的周工资率;相对于未婚女性,已婚女性每周多做7小时家务,这降低了她们14%的周工资率。男性则存在婚姻溢价效应。Oaxaca分解也显示,家庭特征,尤其是家务劳动时间,是性别歧视之外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本文按收入阶层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特征可能引起低收入阶层更大的性别工资差异。本文的分析还显示,家务劳动对男性和女性具有门槛效应,且阈值位于10.5小时左右。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效应——基于对四川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在四川省63个自然村有无外出务工家庭的问卷调查为研究样本,分析四川省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个体特征,劳动力流动对农民家庭收支、福利及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状况及促进土地流转具有积极效应;对农户劳动力和土地等基本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农业产出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显著。     

城镇化的微观健康效应——户籍转变对农业转移人口健康的影响

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两期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运用Order Probit模型和Probit模型考察户籍转变对18～59岁农业转移人口超重肥胖、抑郁倾向和自评健康的影响,利用倾向值匹配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户籍转变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BMI偏瘦和正常的概率,提高了其BMI超重和肥胖的概率;户籍转变在10%的显著水平上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抑郁倾向的概率,对自评健康无显著影响;稳健性检验显示结果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户籍转变对高年龄、低受教育程度和低收入农业转移人口超重肥胖的正向效应更强,对低受教育程度人口抑郁倾向的负向效应更强。影响机制初步分析发现户籍转变会通过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和收入提高其超重肥胖风险,会通过提高其收入降低抑郁风险。基于此,政府推动城镇化过程中应当注重户籍转变带来的健康负面影响,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健康素养,加强健康教育,缩小城乡居民的健康差距。     

影响流动人口流动间隔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以深圳为例

本文利用2004年深圳市封闭小区流动人口调查数据,构建并测算了流动人口的"流动间隔",同时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了影响流动间隔的社会经济因素.研究结果发现,居住在封闭小区中的流动人口,其流速已经明显减弱;经济利益诱导和社会关系状况显著地影响着流动人口的流动行为,而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们流速的快慢.     

中国流动人口通婚圈研究——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迁移流动的发展,人们的社会交际圈子迅速扩大,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对社会以及流动人口自身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对其婚恋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领域,但目前学界和政府对此关心仍然不够。文章使用2013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流动人口通婚圈研究发现：除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户口和受教育程度等基本特征外,迁移流动行为也与通婚圈扩展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在流入地的居留时间、迁移流动地域范围和相对结婚时间都与跨省通婚有关,地理通婚圈扩展是社会良性发展的标志,但也不能忽视通婚圈扩展所带来的一些新问题和挑战。     

户籍差异与婚姻质量——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地理空间距离对个人择偶选择的限制,伴随劳动力资源流动范围的扩大而逐步减小。本文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6年数据,研究了户籍差异对婚姻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首先,异地结合的夫妻幸福感更强;其次,户籍差异对婚姻幸福度的影响因户口类型、东中西部地区及收入阶层而呈现结构性差异,具体表现在:非农户口的个人,嫁娶异地配偶,幸福感会增强;东中西部比较而言,婚姻的互补性对中西部地区的幸福感比较显著;而收入阶层越高,地域户籍差异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则越大,验证了双方事业、精神的互补性对主观幸福效用的增量作用。最后,文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加强了地域户籍差异影响婚姻幸福度结论的稳健性。     

家庭化流动对流动人口就业率和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基于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使用二项Logistic方法深入探讨了家庭化流动对流动人口的就业率和就业稳定性的影响程度及其性别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化流动模式的不同对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影响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对于在流入地实现完整家庭流动的流动女性来说,她们在就业过程中往往呈现出就业率低和就业不稳定的特征;与此不同的是,家庭化流动虽然对男性流动人口的就业率没有显著影响,但其对男性流动人口的就业稳定性有显著促进和提升作用.另外,个体因素、 地区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等也会显著影响不同性别流动人口的就业状态.最后,本文还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跨文化流动与健康——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研究

一个人的流动经历与其健康状况密切相关,这种关系不仅与迁移的地理距离有关,也与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文化差异有关。跨文化迁移一般是通过心理压力、生活方式、收入水平和社会网络等途径对移民健康产生影响。本文选取方言、饮食和观念距离作为文化距离的代理变量,使用2014年CLDS数据分析跨文化迁移对乡城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描述性统计分析表明乡城流动人口对于流动的文化距离具有选择性,他们大多在同一方言区和饮食圈内部进行流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观念距离也较近。基于Probit回归结果发现方言和观念距离对乡城流动人口健康状况有显著负面影响,收入水平和社会网络在其中起着中介作用,但饮食距离对乡城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影响不显著。本文为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构建了PSM模型,同时使用地形距离这一客观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这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使用"诊断需住院"和"身体疼痛"两个客观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基本结论依然成立,具有稳健性。此外,方言和观念距离对乡城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流动持续年份、性别、流动次数、本地方言技能是导致该异质性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