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与“民主”之间的晚清“民权”观念

晚清思想界,无论是温和的君主立宪派还是激进的共和革命派,在民权观念上都已实现对民本的超越,但形式上却仍保持连接;而对于西方的民主理论,则接受之余亦有隔膜,主要重视国民的参政权,而模糊对待国民社会生活世界的自由权利.这种“民权”观念可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意识现代转型的过渡形式,也反映了近代中国思想史“转型时代”的过渡特征.     

重返阶级：“世界工厂”的必然逻辑——兼述近年来的阶级理论研究

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政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理论构成了现代社会中两种针锋相对的合法化叙事路径。从深层的社会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来看,只要资本的逻辑没有根本改变,阶级政治话语就始终是资本合法性的批判维度,也始终是工人阶级追求“阶级平等”与“制度正义”的合法化源泉和正义论基础。资本的全球化和我国已成为“世界工厂”的客观逻辑决定了“阶级话语”不可能“退场”。“重返阶级”和“回归马克思”阶级理论是近年来“阶级话语”重新“出场”的两种主要方式。     

“合群”与近代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进路

“合群”这一核心概念是立足于近代中国本土语境阐释妇女运动进路的文化向度。“合群”意识的积蓄与勃发逐渐成为推动妇女解放的重要思潮,随着“合群”对象的不断调整与充实,形成了妇女运动中独特的革命实践话语与社会动员机制。晚清时期妇女解放最初从属于男性启蒙者救亡图存的诉求,继而从“自发”走向“自觉”,创办妇女报刊、组织妇女团体,形成“群言合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引介及实践,使得妇女运动具有了明确的阶级指向。知识女性与劳动妇女的结合,“姐妹情”与“阶级情”的变奏,“妇女主义”与“阶级革命”的调适,展现了妇女地位从客体向主体身份转换的历史风貌,建构了妇女解放与民族社会革命相互交织的文化图谱。     

"女国民"的兴起:近代中国女性主体身份与文学实践

近代中国思想界对"国民—国家"关系的建构,个体国民身份在政治话语中的确立,为近代女性谋求新的身份认同开拓了话语空间和政治空间。近代先进女性也正是在这种话语空间和政治空间中,通过女性与国家之间责任和权利关系的辩难以及性别角色与国民身份的博弈,确立了独立的个体身份——"女国民"。尽管这一概念并未形成系统而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政治理论,但她们通过别开生面的文学实践,一再言说和强化着这一主体身份,形成了声势颇为浩大的"女国民"话语;同时也因对"女权"、"民权"、"天赋人权"等概念的不同理解,在相关话语场的内部形成了富有意义的张力。     

“五四”时期张闻天关于“变革社会”的思考

“五四”时期,张闻天已经开始思考中国社会之根本变革问题。在“五四”的战斗篇章中,他表达了对中国未来政治的深刻思考：一是推翻封建专制统治,“铲除士大夫阶级”;二是建设民主共和政治,“以国利民福为归”;三是依靠“劳农界人”,以农村为根基“起革命”。这些精辟独到的见解,不仅在当时具有前瞻性和世界眼光,对百年后当前的中国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略论孙中山的“共和国图案”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在中国倡导共和,1894年他拟定兴中会章程时就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宗旨.1905年,同盟会政纲上正式写上“建立民国”的文字,明确了国民革命的政治目标——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次年,在《军政府宣言》中,孙中山对这个共和国作了具体说明:‘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立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选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意即以革命方式摧毁现政权,革除帝制,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共和政体.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理想,在辛亥革命时期曾得到短暂的初步实现,那就是如昙花一现的南京临时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权.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宣告,政府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并重申:“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孙中山是一位真诚的民主共和主义者,他主张新国家要把政权完全交到人民手中,真正做到民有民治民享,认为西方的民权政治不完备,三权分立有流弊.西方的议会兼有弹劾权,牵制政府使政府无能,缺乏效率.鉴于西方民主政治的流弊,孙中山在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已创新的行政、立法、司法、考试与监察“五权分立”     

想象的革命图景与虚拟的知识阶级叙述——论冯雪峰的革命观与知识分子观

冯雪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为元话语,在《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中提出了泛“国民解放运动”的概念,认为“五卅”之后,“国民解放运动有再转向的必要”,即在国民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就应该进行一场工农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在此革命逻辑支配下,冯雪峰对革命图景的想象充满着相当的气势:一是渲染革命的铁血狂欢;二是把革命的流血牺牲化为文学艺术的浪漫与潇洒;三是把精神的变革包容在革命含义之中。中国“知识阶级”的概念是李大钊、陈独秀、鲁迅、梁启超等革命者或革命的知识分子出于革命的需要对西方“intelligentsia”一词进行译介、阐释的产物。冯雪峰以“革命与知识阶级”关系的向度,参与了“知识阶级”概念的本土化阐释与命名工作,但他却以替“知识阶级”划分类群的方式,促使“知识阶级”的内涵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其目的是借此虚拟的历史叙述,为重构革命与知识阶级、知识阶级与文学的关系寻找理论依据。     

赋予人民性：中国共产党塑造现代国民的国家建构逻辑

以人民性为核心原则与伦理基础整合国民、凝聚人心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建构人民主权的现代中国的根本遵循。作为统合国家、民族与人民三维一体的政治领导与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承继传统“民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中创造性地运用整体性的“人民”概念整合全社会人口以塑造现代国民。在以全体国民为基础、以确立国民身份为途径推动中华现代国家建构的征程中,党坚持人民立场、认识把握社会矛盾、紧扣时代发展命题,开展系统的人民性实践。以人民性塑造整体的现代国民有力回应中华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命题,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鲜明特征,也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展开的社会政治基石。     

身份政治必然会陷入极化和分裂的境况吗？——身份政治的叙事之道与规范共识

身份政治作为一种群体政治现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陷入了困境当中,越来越表现为极化与分裂的态势。本文认为,理解身份政治困境的关键在于理解“身份”这一话语的多重性。基于此判断,本文分析了三种具有内在张力的身份话语,即普遍性身份话语、社群性身份话语和差异性身份话语。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历时性和语境化的融合论身份叙事结构,试图调和这三种话语之间的冲突。此外,由于身份话语在实践中采用排他性的表达方式,“常态”的身份政治很可能败坏为“变态”的身份政治。因此,本文尝试建构一种规范身份政治的共识性原则,即身份应当作为政治的手段而非目的。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核心革命话语的建构及当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是中国社会政治话语发生转型的重要时期.党的核心革命话语建构是应中国社会现实需求而生,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展开多层次的理解与诠释.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围绕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手段、目标、前途等基本问题,形成了一系列话语认知.此时,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认知,逐步勾勒出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的雏形.以概念史为视角深度挖掘建党初期党的核心革命话语建构,探寻党的话语体系建设的历史语境与时代特征,梳理党的话语体系建设的历史贡献与不足,可更好地为当前党的政治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基本经验遵循与现实启迪.     

“五四”启蒙传统的回归与重构——“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认同困境及其叙事表征（之三）

“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叙事,既回归了“五四”新文学的“人学”话语和国民性改造主题,又延续了传统革命叙事中的“阶级”“人民”话语并在“新时期’’路线话语中得以历史化展开。较之“五四…‘新时期”初期的启蒙叙事显示出一种特定历史意识和文化逻辑统摄下的选择倾向和问题意识。     

20世纪初“劳动话语”在中国的兴起

20世纪初“劳动话语”在中国兴起，其所具有的丰富政治意蕴来源于19世纪中后期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从20世纪初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报刊杂志上的“劳动”话语表述，将“劳动”视为社会底层民众“专属”谋生方法与身份标签；将“劳动”提升为社会及个人道德水平高低的评价标准；并进而成为劳动阶级争取社会平等权利的关键词。社会舆论围绕“劳动”概念内涵展开论争。从“劳资争议”到“阶级战争”的话语变更，标志着下层劳动者阶级意识的自觉，改变了“劳动（劳工）问题”的解决方向；关于“劳心”与“劳力”的价值论战，反思并挑战了传统中国社会权利的归属与分配。“劳动教育”的传播与实践对劳动阶级的觉醒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百年前劳动话语在中国的兴起，是新思想新观念冲击旧的社会制度赖以存在的意识形态的过程，是劳动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过程，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建立工人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与传播

五四运动与中共创立时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转折年代。觉醒年代的先驱者尤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内部旧式革命与外部新式革命的思考,促成了中共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从“中产阶级主其事”的“中等社会革命”“法国式革命”到以民众为主力的“国民革命”“俄罗斯式革命”;从反对清王朝的政治革命到“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再从“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发展到反帝反军阀的政治革命的两次转向;从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到“即行社会主义”话语,进而认识到现阶段“仅能行向国民革命”即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话语传播则从启蒙者的“革命”精英话语转向“到民间去”的大众传播。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革命”话语之建构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纪念日宣传着革命历史,革命人物或革命事件的回忆成为纪念文本的重要内容.同时,还弘扬着革命精神,将历史资源转化为现实政治需求的精神资源.并且在国家纪念日纪念话语中将抗日战争“革命化”,将之当作“国民革命第二期”宣传和建构.正是通过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构建出革命话语,强化抗日战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凸显出革命理念和话语本身的延续性.     

“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探析

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是晚清民国时期伴随现代中国的形成而逐渐生成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是其独特之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的生成与发展同时、同步、同向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这既是一种时代的选择,也是女性解放的内在要求。“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亟须正本清源,进行价值重估,其不仅是与女性解放的社会历程和文学实践相契合的历史产物,也带有鲜明的传统性别文化印记。女性文学研究中的“‘性别压抑’说”与西方身份政治思维有关,在身份政治愈来愈向激进化、极端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愈发显示出不可或缺的当代价值。     

大卫·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及其理论建构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建构了哈维空间分析的基本框架,从“历史唯物主义”向“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转变渗透了哈维对地理学传统的知识论反思和对传统历史叙述的话语批判.“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之所以可能,在于历史的观念、本质、规律、动力与空间的生产密切相关.“历史辩证法”是一种“过程辩证法”,在其中,“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体现为一种社会过程的理论表征,是社会过程的历时性结构化的产物,它代表着一种社会关联模式,“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现实展开必须结合特定的社会过程.     

超越“五四”对传统的批判——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

对传统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大历史特征。坚持民主革命的政治立场、弘扬个性、顺应立宪共和的客观要求,是“五四”文化批判的合理诉求,也是近代中国知识革命基本特点的体现。学术与政治的矛盾、政治规范与伦理规范的矛盾,决定了“五四”文化批判的内在紧张关系。在探索真理、推进民主和输入外来文化方面,应当继承“五四”而又超越“五四”,以形成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新的文化传统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试论传统“大一统”观念对清末“排满”运动的影响

“大一统”是我国传统文化思想宝库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它对清末“排满”运动的整体走向与最终归宿,均发挥出相当突出的整合与引导作用。这通过梁启超的“大小民族主义”说、1905年至1907年梁启超等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论战以及武昌起义后革命派放弃“排满”口号而转主“五族共和”等事实,清晰地凸现出来。     

民主、共和、宪政: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选择

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是以民主为政治目标,以共和为政治制度,以宪政为治理模式的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使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政治统治合法化,政治结构合理化,政治行为多元化。辛亥革命的是非功过,至今招谤涉讼,但遗产丰富,启迪深刻:民主、共和、宪政是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趋势,是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复杂社会系统,需要立足现实实践,循序渐进,不断发展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