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国家”的终结与新史观的兴起：当代美国行政之变的话语塑造

行政主导体制在现代美国的崛起，堪称一场“不流血的宪制革命”。这一历史性巨变，与美国人引以为傲的分权宪制传统及长期流行于世的“弱国家”叙事，形成现实与历史、实践与理论的强烈反差，从而引发一场延宕百年、悬而未决的行政合法性困境。面对困境，几代美国知识精英致力于重建新史观，精心塑造出一整套自圆其说的话语体系，为美国体制转型辩护，力图证成新的行政主导体制的历史合法性。这一新史观的重建过程表现为：他们用“国家建构”的新叙事取代“弱国家”的旧叙事，同时以还原美国早期国家建构和行政治理历史的方式来证明新叙事的可靠性，并且引入“危机与变革”的历史逻辑和“人民出场”的新宪制史论，来论证行政主导体制不是违背美国宪法传统的产物，而是美国人在应对危机的历史实践中自发做出的现实选择。这种融叙事之变、史实还原、逻辑转换和宪制观念更新于一体的新史观，打通了前后两个百年的美国国家建构历史，最终在理论和话语上塑造出一幅具备历史合法性的美国行政体制图景。剖析美国知识精英主动修正意识形态，为重构行政之变的历史合法性而殚精竭虑的话语生产过程，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美国体制的历史之变、内在矛盾和现实逻辑，深化对政治实践和理论关...     

中国电影建构国家形象的辩证性思路

以中国电影建构国家形象,是一个具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的命题,需要遵循思维的辩证法.以电影艺术为重要媒介建构国家形象,需要在“破坏与重建”的欲望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想象”地践行政治理想,使之成为社会思想和精神动力的资源.这对目前缺乏政治理念与辩证思维的中国电影来说,仍然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作者论”旅行、“主体性”变迁与电影工业美学生成

作为现代哲学的“元话语”,主体或主体性问题在文艺理论领域表现为艺术家主体、艺术精神、艺术风格等问题的探究。在电影理论界,电影“作者论”理论最早源于法国。从法国“作者论”,到美国萨里斯的“作者论”批评,再到中国的“体制内作者”理论,经历了一场电影“作者论”的全球“理论旅行”。“体制内作者”已经成为中国新力量导演的电影美学观念和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的重要原则之一。电影“作者论”的“理论旅行”隐含了在全球化时代大众文化崛起,电影观念变革,文化的产业化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蕴含。“体制内作者”观念在新力量导演中的形成并普遍践行意义重大。这标志着新力量导演的崛起和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转型,也标志着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生成的重要一步。     

借鉴与融汇──初论电影的非独特审美元素

电影对“它种艺术”的借鉴与融汇：（一）电影与戏剧。电影的“看”是戏剧的“看”的延伸与发展．电影借鉴了戏剧的“冲突”性因素。（二）电影与小说。在语言、动作和冲突形式（叙述形态）上，电影与小说的关系较为密切。     

社会组织演进与北方民族中国认同的形成

北方民族大多在由前国家社会向国家演进的关键阶段，必须解决认同改造的问题。这一关键阶段恰逢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密切互动的时期，因此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其自身认同改造的一种选择。中原王朝包容四夷的政治理念和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对北方民族的吸引力，促使后者在认同转换的过程中逐渐突出中原王朝认同，最终建立起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北方民族的中国认同是北方民族自身发展的合理路径，有其历史必然性。     

双向激活：“河长制”运行中体制与机制的连接——基于广州市治水实践的分析

水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学术界针对“什么因素影响了中国水环境治理的效果”这一问题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路径。“体制失效论”认为结构性的治理体制是影响治理效果的核心因素，“机制有效论”则认为微观的、程序性的机制因素更有解释力。通过对广州市2014年以来水污染治理实践中两个版本“河长制”实施过程的追踪观察，本文发现体制与机制之间的关系是影响水环境治理的关键性因素，“河长制”20版本正是实现了治理体制与治理机制的有效融合，建立了“双向激活”的互动机制从而提升了水环境治理的效果。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核心在于正确处理好体制与机制之间的关系。     

生态戏剧批评中的“跨物种表演”探析

与生态文学批评领域的“动物转向”相呼应,生态戏剧批评领域也出现了“跨物种表演”问题.该问题并非单纯涉及动物行为的表演,而是在动物批评研究的影响下,探讨戏剧媒介如何发挥其生态批评的功能.近十年来,生态戏剧领域的学者们从“动物参与表演”与“人类表演动物”的双向研究路径出发,反思与批评生态危机中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从真实的动物自身具有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出发,“动物参与表演”关注动物、动物性与表演的互动关联,并逐步发展为生态戏剧表演实践的固有部分,但却无法回避人类单边确立的物种等级关系;另一方面,“人类表演动物”则围绕“生成动物”与“物种剧场”两个议题,旨在挖掘动物表演者与人类表演者的内在关联性,并将之整合到各种表演情景中,人类与动物的命运由此紧密联系起来,这对于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伦理观意义重大.     

“戏”说革命:“反历史主义”戏改倾向及其文艺阐释系统再考察

“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对于重塑民族国家理想、变革政治文化体制、建构人民主体形象等具有标志性和寓言式的历史蕴涵.在有关“反历史主义”的戏改倾向及其大讨论中,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本身所含的诸多要求之间彼此牵掣而产生的种种张力与制约,即通过政策实践、文艺批评、讨论乃至批判等文化生产机制来发挥其内部新陈代谢的自我调控功能.这也就是主导着旧剧改造及其文艺阐释系统的意识形态威力与限度之所在.     

“两会”机制的政治哲学意涵与理论价值探析

“两会”机制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这一机制的形成与实践有着深刻的政治哲学意涵和丰富的理论价值:“两会”机制实现了人的多样性与人民同质性的统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善了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两会”机制验证了国家-社会互动理论的有效性,为现代民主国家建设开辟了新的理论视野;“两会”机制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是我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生长点.     

“地区合力”是黑龙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九五”时期是黑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臻完善,黑龙江地区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地区经济已打破“地区分立”时期的传统封闭格局,积极发挥自身配置资源、挖掘潜力的功能优势,从而使地区经济步入稳步、快速发展轨道。与此同时,新问题亦接踵而至。这些问题的出现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其中,“地区分立”的阻碍作用不容忽视。本文试从“地区分立”的另一面——“地区合力”这一概念出发,就“地区合力”与黑龙江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联系作一初步探讨。     

“颠倒”，还是“超越”：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及其哲学的误读之批判

视马克思为“形而上学的颠倒者”,是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及其哲学的误读;实际上,马克思哲学的意义在于“超越”而不是“重建”形而上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甚嚣尘上的历史境域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与当代西方哲学建立一种“对话”型的新关系,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当代性并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批判社会、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     

略论国际经济体制比较中的“趋同”与“趋异”

对比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发展变革,可以看到两组引人瞩目的现象。一是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体制方面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各自原有的模式,显示了某些相似之处。这可以叫做东西方国家之间的“体制趋同”。二是五十年代以来,各社会主义国家陆续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纷纷舍弃或改造了传统的苏联     

元杂剧中的“三复”与戏剧叙事演进

“三复”是民间文学一种常见的情节叙述模式。元杂剧使用“三复”的剧作比比皆是，发展出三复情节、三复表演，它们在元杂剧的组织结构、人物塑造与艺术表演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元杂剧中的“三复”呈现为一种寓变化于整齐的结构形态，是元杂剧自觉探索叙事形式的结果，不仅丰富了元杂剧自身美学结构形态，而且促成了演剧与叙事的结合，有力推动了戏剧叙事体制的成熟。     

“道德重建”刍议

1 当今中国是否面临“道德重建”的问题与任务?如若面临“道德重建”的问题与任务,那么它又是一种什么性质和意义上的“重建”问题和任务呢?这是我们探讨“道德重建”问题首先必须澄清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引出的“道德重建”问题与任务,概言之,也就是已有道德不能适应新的时代需要的问题和依据时代要求重新建立建构一种能满足需要的新型道德的任务.从这一意义上说,只要一个社会出现了新的道德需要,出现了已有道德不能适应或满     

从“去体制化”到“新体制化”:社会工作的体制嬗变

社会工作体制是由社会工作领域中组织结构和规范结构组成的关系网络,主要包括服务体制、管理体制、资源供给体制和职业保障体制。体制化是针对“体制内”而言的,是指某种体制的发展特征在全部或部分方面有向体制内转化的趋势或表现。基于体制和体制化的理论视角,文章分析了S市社会工作体制从去体制化向新体制化的嬗变过程,并从经济控制、政治整合和组织改造三个方面分析了新体制化的形成机制。社会工作新体制化需要处理好强化监管和社工机构自主性的矛盾、专业性和行政化的矛盾、长期服务战略要求和机构短期行为的矛盾。     

“女性电影”的“变”与“不变”——从《相爱相亲》到《爱情神话》

近年来,由一批女性导演创作的“女性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熠熠生辉,获得了商业与口碑的双丰收。文章以一直以来坚持女性主义书写的“50后”女导演张艾嘉的《相爱相亲》和“90后”女导演邵艺辉的《爱情神话》为比较文本,探析这些由女性执导、以塑造女性形象为主题的“女性电影”,在文本建构、主旨表达及艺术创作上的总体趋向,解码“女性电影”的“变”与“不变”、传承与突破的演绎特点。     

复调叙事与多元结构的现代杂糅——纳恩版《第十二夜》对莎士比亚原剧的电影改编

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文学不可分离,文字触碰人性与灵魂,光影呈现世间喧嚣与静默。“复调叙事”原是巴赫金用以分析小说的文学研究术语,近年来愈来愈多的研究将其用于电影叙事学理论当中。英国导演崔佛·纳恩于1996年执导的电影《第十二夜》被誉为最优秀的莎士比亚戏剧的影视改编之一,该片充分使用复调结构中“对话性”的叙事手法,以多元的电影语言结构对莎士比亚原剧进行了意义再创造,成功探索了电影与文学之间相通的美学实质。以本片为例,戏剧文本和电影艺术原生和内在的互动关联得以印证:戏剧为电影提供了蓝本和灵感;电影藉由复调叙事和多元结构的现代杂糅,拓宽了文本的多重解读和接受视角,增强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银幕之外:群众影评与谢晋电影的“交互式创作”

在当代中国电影导演谱系中,谢晋无疑占据着一个极为关键的位置。长期以来,学界对谢晋电影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文本批评”与“美学阐释”的研究框架占据了一定的主导地位,鲜有对谢晋导演社会活动的关注。研究聚焦谢晋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社会性活动,考察其与80年代普通电影观众、业余影评员以及群众影评组织间的交流和互动,发现了谢晋“交互式创作”的内在逻辑。一方面,聚焦谢晋社会活动家的身份,讨论其与群众影评浪潮的互渗,并在双方的交互进程中,推动了群众影评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建构;另一方面,群众影评通过对话、商榷等多元化的方式,积极参与对谢晋电影的评论,而且以“历史微声”的特点,介入到80年代“谢晋模式”的讨论谱系,建构出区别于电影知识分子的话语场域。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对群众影评的考察,发现“谢晋电影”的意义生产并非局限于“电影文本”,更多则呈现在银幕之外的社会文化范畴中,并成为透视文艺“人民性”的典型艺术实践。基于此,经由谢晋与群众影评的情感交互,我们试图开辟一条再次审视“谢晋电影”的民间通道,以期丰富、拓展目前学界对谢晋电影研究的疆界。     

从“男女合演”的论争看清末民初上海社会观念的变迁

女演员在中国出现得相当晚。20世纪初,以上海女演员的出现为肇端,引发社会上一场“男女合演”的激烈论争。上海作为商业和时尚文化的中心,社会风气较为开放,女演员及“男女合演”现象之所以较早在这里兴起,这既是戏剧和电影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反映出上海社会风俗与社会观念正在发生较大的变化。到20年代,女演员成了一个公开的表演群体,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男女合演现象已相当普遍。     

“自动机制”作为世界的生产方式?——一种基于“世界图像”视角的考察

“世界何以作为被生产者”是我们面临的一种现代性疑难。这一问题的发问动机来源于卡维尔电影哲学理论中的自动机制，摄影机的自动投影使世界保持了有差异的同一性，世界将其图像作为了自身的根据所在。卡维尔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学说能否应用于电影经验是“难于证实的”,但将“世界作为……”这一命题结构扎根于根据律的保证之中，不仅使现实的解答得以可能，更使这一追问的提出成为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