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抗疫”：前奥密克戎时期的新冠疫情防控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给世界各国带来了许多挑战,考验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治理能力。上海市具有国内外人口流动量大、进出口货运量大等特点,因而其疫情防控面临着跨省输入和境外输入的双重压力。然而,在前奥密克戎时期上海却在疫情防控上取得了相对良好的绩效。同国内其他省市的比较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上海形成了一种疫情防控的“平衡抗疫”方案,即以“平衡抗疫”为理念,以“专业治理、精准防控、精益执行”为三个支柱。通过平衡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正常化以及平衡降低疫情风险与控制防疫成本,维持了相对有效的疫情防控。随着传染性更强且轻症率较高的奥密克戎的流行,这一方案也暴露出显著的局限性。     

多元协同治理的逻辑起点、必然与架构——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是由未知因素叠加引发的跨域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是新中国历史上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多元共治的治理思路。新冠肺炎疫情必须采用多元共治的逻辑机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的逻辑架构,树立多元协同的治理理念,提升多元协同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强化舆情监测过程中多元主体的有序合作,健全法制体系以确保多元主体协同的运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要求,从而推动新时代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新冠疫情下中国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政策研究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肆虐,应对以传染病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开展有效的防疫国际合作,日益成为各国对外政策的焦点.常态化疫情防控亟需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继续发挥政策协调作用.本文分析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以来,中国倡导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的理念和行动,提出如何利用有效的合作机制,推动公共卫生治理协作,破解疫情防控国际合...     

西方人道主义思潮批判的伦理逻辑与实践智慧——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视角

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沉寂已久的人道主义思潮再次复萌并且持续升温,并逐渐演化为西方国家转嫁疫情风险、推卸防控责任、向中国进行普世价值渗透、消解中国抗疫效能的意识形态工具。能否遵循人道主义伦理逻辑,坚守人道主义底线,肩负人道主义责任,通过人道主义实践凝聚全球抗疫力量,就成为中国抗击疫情所面临的严峻考验。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担当,有力回应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挑战,重新定义与诠释了人道主义精神的内涵,并赋予人道主义以更具国际公信力的时代意义,同时也为后疫情时代世界政党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治理风险,锚定全球化合作共赢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可实现路径。     

论中国抗疫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向度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抗疫的思想旗帜,其中马克思主义人学为严防严控的总体布局提供价值依归,为以人民为中心的防控策略调整提供思路方法,并构成评价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尺度,对疫情防控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在中国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生命至上是贯彻始终的核心理念,以人民为中心是取得胜利的根本动力,集体主义是凝聚力量的核心价值取向,团结合作是应对疫情国际化的基本主张,历史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得到充分彰显.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及其在全球范围的扩散也反映出当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寻找解决的智慧和方法.     

新冠疫情防控的生命政治学思考

一个国家治理体系能否将非常时期的社会治理纳入社会治理体系中,是否具有应对非常时期问题的能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劣和治理能力的高低.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国在集中统一部署、社会组织动员、应急资源调配、全国协同配合等方面释放出制度效能,为全世界提供了紧急状态下社会治理的典范.无论是出于纯粹的自然原因,还是人为活动所导致的结果,新冠病毒都以突如其来的方式打破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将人类社会带入了紧急状态.人类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现有的共同体秩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未来的人类发展何去何从,现有的思想和心灵秩序正在经受着严厉的拷问.在生命政治学看来,疫情所导致的这种紧急状态可以被称为“例外状态”.新冠肺炎疫情自爆发以来,美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全球35个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颁布紧急命令并行使紧急权力.从宽泛的意义上看,“紧急状态”与“戒严状态”“战争状态”一样,都是“例外状态”的具体表现.     

我国古代防控疫情的方法、路径及其当代意义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疫情频发,但也因此积累了许多防控瘟疫的方法与路径:构建防控疫情的专门机制、做好防控疫情的预防工作、采取防控疫情的隔离措施、探索防控疫情的治疗技术、维护防控疫情的社会秩序.今天我们正处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肆掠的关键节点,反观我国古人防控疫情的斗争经验与博大智慧,不仅会给我们对疫情的认知与防控疫情提供朴素的经验借鉴,有助于提高我们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学化水平,而且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对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抗疫人民力量：内涵、根源、作用与疫后弘扬

抗疫人民力量,本质上是遵规守纪、服从大局的政治力量,是负重逆行、勇赴国难的道义力量,更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力量。抗疫人民力量,源于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榜样的诚心感动,对中国社会制度的政治自信,对中国社会治理能力的高度信任,对中华道义传统的纯朴坚守,在抗疫过程中具有助力抗疫决策的成功落实、抗疫物资的有效供给、全民抗疫的团结协作、抗疫战争的全面胜利等重要作用。抗疫人民力量既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凭借,也是疫后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发展、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民力量。     

抗击疫情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

新冠肺炎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2020年初疫情爆发后,在中华大地上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中国用3个月左右时间打赢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进入了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常态化阶段,取得了疫情防控阻击战重大战略成果,与全球日趋严峻的疫情泛滥肆虐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抗疫为什么能成功,回答好这个问题,就要搞清楚这场抗疫斗争是由谁来领导、如何领导这个根本性问题.由此推开,中国共产党无疑是中国打赢抗疫斗争的“密码”所在,党的领导优势和能力在这场抗疫斗争中得到检验和彰显.     

“解铃”与“系铃”：经贸网络如何影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新冠疫情大流行显示全球化背景下流行病毒传播与控制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经贸网络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解铃”效应与“系铃”效应共存，二者方向相反、大小相近。“解铃”效应来源于沿着经贸网络流动的疫情信息与抗疫物资，“系铃”效应则产生于经贸网络中的人员流动与商品流通。经贸网络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发挥作用，第一个渠道与距离有关，距离越近的地区之间抑制效应与促进效应均更加明显；第二个渠道是与距离无关的“超距效应”，主要通过影响防疫政策发挥作用。这些发现对于理解对外开放和公共卫生风险关系，以及改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具有政策启示。     

后疫情时代进一步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A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启示

实践表明,作为群众接触最多社会治理层级的基层社区,已经成为城市切断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传播的关键单位.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抗击疫情已经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后疫情阶段,我们需做好如何进一步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深入研究,对抗疫期间部分社区居民参与度较低问题进行反思.以A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分析了居民参与度较低的原因,并提出要加强党的领导,组建居民理事会,成立志愿者组织,完善居民公约等路径以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努力把新冠肺炎疫情给社会带来的灾难转化为优化基层社区治理的拐点.     

推进医药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与对策——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长效应对视角

医药卫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卫生服务治理、医疗保障治理和药品供应保障治理是医药卫生治理体系中紧密联系、互为支撑的三项基本要素。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救治中,我国医药卫生体系在整体上经受住了"大考",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和治理短板。从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来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长效机制是优化能够适应现代风险的医药卫生体系,推进医药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此,要实现健康干预重点、治理手段、医疗服务模式、医疗保障目标等四个方面的路径转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医药卫生长效治理体系,促进治理能力向着专业化、科学化、精准化方向发展。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视域下的社区治理智能化实践路径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社区治理智能化既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能力的坚实支撑.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部分省市社区治理智能化体系在帮助社区精准管控人员、精准进行资源调配以及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暴露出智能化思维不足、软件体系不够健全、实体平台建设滞后、数据共享有待加强、支持保障力度偏弱等运行困境,亟需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智能化思维理念、健全虚拟平台、建强实体平台、推动数据共享、强化机制保障,提升社区治理智能化水平,以期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     

面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抗疫故事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在全球爆发,中国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之后,积极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的抗疫故事。面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抗疫故事,可以提高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传播中国的抗疫智慧,从而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增强世界各国抗疫自信心。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在抗疫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抗疫精神与民族精神、讲述中华儿女的英雄事迹、讲述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可以通过全体中华儿女、国内主流媒体、驻外使馆等不同的主体用多种方式来讲述。     

突发公共事件治理的智能互联体系——以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突发公共事件由于发生突然、情势复杂、变化迅猛、后果严重,对传统的政府管理提出严峻挑战。2019岁末中国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即属于突发公共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在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治理系统五个方面表现出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成功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也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防疫工作提供了"中国经验"。本文基于突发公共事件治理的智能互联策略视角对此次抗疫的"中国经验"做出具体分析。     

以强胜快:危机治理中的国家治理体系——以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成了一次大考,防疫过程中,治理体系在初期应对不足,国家主导全面防疫后展现了制度优势。防控初期,造成地方应对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三:复杂体系的反应短板、疫情防控的市场失灵、危急时刻的局部"超载"。中央主导防疫之后快速掌控局面,其间国家治理体系运行主要有六大突出亮点:科层组织的战时重组、领导注意力的高度聚焦、基层社会的网络组织、集中统一的大国优势、城乡互补的战略纵深、官民合作的科技治理。最终,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了整合资源的优势,经受住了严峻危机的考验,"以强胜快"是本次防疫中国家治理体系运行的重要经验。同时,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也面临着加强预警体系建设、克服官僚主义倾向、统筹医疗公共资源和探索基层组织网络模式等任务。     

社区疫情防控模式及其运作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是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考验,社区治理需从常规状态转换到战时状态,建立高效运作的疫情防控体系。在街居治理共同体的基础上,社区疫情防控体系随着治理力量的集中化、治理任务的单一性和治理机制的运动式而建立起来的。社区疫情防控机制有两个特点:一是社区是疫情防控的兜底部门,承担着大量的剩余事务;二是社区疫情防控具有鲜明的动员特征,既受行政体系动员的影响,亦是社会动员的主体。疫情防控的经验启示是,社区建设的核心是提升治理能力,做好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唯如此,社区才有足够的治理资源来应对疫情防控等非常规任务。     

适应风险社会的治理文明:观念、制度与技术

新冠肺炎疫情给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治理体系带来了系统性的冲击。这些冲击超越了财富分配逻辑与传统科层管理思维,并以跨越民主和威权对立的方式赋予政治分野新的内涵。建构适应风险社会的治理文明,需要在风险生产、演化及其防控的意义上重新审视治理体系中的观念、制度与技术。作为现代化的自反性后果,风险的系统效应也推动了公共性的跨边界生长,使得发展与安全相伴相生,以"一体两面"的关系推动着治理理念的演进。在总体安全框架下实现有效制度供给,需要真正建构起迅速回应风险社会治理需求的整体性应急管理体系。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进展,如何实现技术理性与政治逻辑的良性互构,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高度关注的议题。     

19世纪70年代末日本应对霍乱的举措及启示

霍乱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烈性传染病,具有传染性强、死亡率高等特点.1877至1879年间,在日本爆发了持续两年之久的大规模霍乱疫情,死亡人数达10余万之多,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造成了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日本明治政府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和蔓延,颁布了《霍乱预防法心得》《霍乱病预防暂行规则》《检疫停船规则》等一系列防疫法规,实施了严格的检疫和隔离措施;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以警察和医生为主要参与者的疫情防控体制;借鉴西方国家的抗疫经验和医疗技术,采取可行的诊疗措施,终于在1879年末终止了疫情传播.19世纪70年代末日本政府针对霍乱疫情的一系列防控举措,对日本近代和现代防疫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这些防疫治理经验,对当下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仍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本期导读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骤然降临,在疫情防控期间,无论是武汉市还是国内其他省市,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为应对全国性的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国家曾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一级响应,随后我国31个省市也相继启动一级响应。经过几个月以来采取的有利防控措施,我国成功阻断了新型冠状病毒在我国的蔓延,亦成为国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优秀样板。